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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首席副校欠中央一個解釋——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三十三)

港大首席副校欠中央一個解釋——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三十三)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相信香港沒有人希望見到物業市場失去正常運作功能,但保留這種資本主義特色,不代表要犧牲非公屋居民的適足住房權,這亦是聯合國近年積極提倡的反住屋(過度)金融化思想。

民怨大爆發警號早已響起

2010年,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有關「香港和諧社會」持續性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首度確認民意不再視香港為和諧社會。有學者擔心,若政府無實際紓困措施,任由民怨升溫,早晚會暴動。同年,社聯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調查,亦發現八成受訪者認為香港貧富懸殊情況嚴重。面對人口老化,93%受訪者要求政府盡快檢討退休保障政策。

當時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撰文回應,「社會各界一方面關注社會矛盾及安定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卻對各種應對之方缺乏共識,因而形成了一種『坐困愁城』的感覺。」劉又提到來自社會各界的一些應對之道:「稅制改革(增加稅率的累進度、開徵資產增值稅、向有錢人加稅等)、改變土地房屋正反策、增加經濟增長點、扶持傳統產業、加快民主步伐、改善政府施政及作風、增加社會福利和服務等等。」浸大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在《信報》文章〈從官不聊生到坐困愁城〉便指,這些建議挑戰當時以市場主導及審慎理財為主的政策,以及衝擊既得利益的大財團,並不受建制派歡迎。

深層次矛盾源於劫掠性制度

同樣是2010年,潘慧嫻所寫的《地產霸權》熱賣,廣受關注和談論。當時是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的林本利在書中序言指,他很清楚明白地產商和大財團在市場上的操控能力:「我們若仔細分析,便發覺到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被地產商操控,與教科書所說的自由經濟相距甚遠。地產商在地產業發跡,累積豐厚財富,再將他們的影響力,伸展至各行各業,特別是公共事業,不論是電訊、能源,抑或是交通服務,市民都很容易找到地產商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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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信報出版

《地》作者潘慧嫻在書中前言特別提到,中大學生會於2009年寫了封叫「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的公開信,表達大學生重視人性、維護社會公義、支持環保及文物保育等理想。事隔幾年,本土思潮興起,隨著年輕人對未來感無望,社會抗爭日趨激烈,這是社會權貴階層拒絕正視和回應年輕人訴求的結果。潘慧嫻曾任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私人助理達八年,並在香港和加拿大地產界工作多年,非常熟悉香港地產業的運作方式,她以過來人身分,把親身經驗和體會寫出來,論洞察力和說服力,並非那些喜歡拋書包——例如「租稅歸宿」——而毋視地產商有極多政治操作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可比。

「除非土地和稅收制度徹底改革,否則不能指望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能妥善解決。」十一年前潘慧嫻已有此判斷,為何香港的社會精英——包括主流傳媒——一直後知後覺,無甚反應?政府視若無睹,自然和「官商勾結」有關,看看許仕仁案便知道。另一原因屬於結構性——鳥籠政治需要政商合作,作為管治聯盟,大商家巧取豪奪,政府自然眼開眼閉。但主流輿論呢,無論精英階層,抑或普羅大眾,過去相當長時間,對於大地主、大財團巧取豪奪都表現出不合比例的寬容,少見鞭辟入裡的批判,道理何在?

林本利在《地》的序言中寫道:「地產商的勢力已伸展至各行各業,包括學術界、法律、會計、工程等行業,令不少專業人士放下尊嚴,投向地產商的懷抱。」但利益輸送再多,亦只能影響部分人,使這些精英從金主的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並未完全解釋到社會輿論一般視貧窮為懶惰或無能之過,視商家有玻璃變鑽石的大能,視最低工資、全民退保和富人稅等措施危害經濟發展。這些偏見結合所謂獅子山下故事,根深蒂固,把持社會輿論,助長政府推行連串以經濟發展為名劫貧濟富的政策,將改革土地和稅收制度的可能性束之高閣。

過往由於有較多人可以從資產增值遊戲中獲利,贏家所得大於輸家所失,使業主和有機會上車的人輕視了畸形制度的慢性毒害,很容易接受王于漸那套市場神話,擁抱所謂獅子山精神,並成為非民選產生政府之認受性來源。隨著樓價飆升,市民望樓興嘆,非公屋居民又得不到租客應有的保障——非本地人變成樓宇買賣遊戲的大玩家,亦加劇了中港矛盾——年輕人只能替樓市贏家做牛做馬。政府那套放任商家賺到盡的政策再無法取信於民,當雙普選無望,深層次問題便持續惡化,直至一發不可收拾。

前領展高層負最大責任

領匯(領展前身)上市更加是黑色笑話。當時連泛民都支持,換言之,即使有雙普選,也無法阻止這隻大怪獸出現,無法阻止牠殘人自肥,破壞社區經濟和本土文化特色。很多大力支持領匯上市、大罵婆婆「阻人發達」的小市民,後來陸續成為領展苦主。為何當年由精英至小市民都看不到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沉重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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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盧少蘭

前領展高層、多間大企業董事,兼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以及科大經濟學系前系主任雷鼎鳴,兩人同是港府權威顧問,多年來在香港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依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之見,此乃一系列混雜觀點,基於市場有自我糾正功能、能有效分配資源,並妥善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原教旨觀念(可參考Joseph Stiglitz的〈The end of Neo-liberalism?〉)。他們和獅子山學會這類市場至上主義的信徒,長年累月在報章撰文、在電子傳媒發表偉論、甚至開記招和搞聯署撐倒錢落海,反對建設完善的安全網,保護弱小。主流媒體看在金主份上,往往在取材和版位設計上配合,加上財經資訊泛濫,財演天天發功,要求政府拆牆鬆綁、廢辣招、把公共資產私有化等聲音便主導輿論走向。當年領匯上市,受各界歡迎,並非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