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瘠的公民文化、被捧上聖壇的翁山蘇姬與不忠誠的反對黨,注定了緬甸民主化的挫敗

貧瘠的公民文化、被捧上聖壇的翁山蘇姬與不忠誠的反對黨,注定了緬甸民主化的挫敗
2月15日在緬甸仰光的抗議活動,民眾高舉寫著「請拯救我們的領袖、未來的希望」旗幟,要求釋放翁山蘇姬。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際環境三十年來已巨變。國際社會象徵性譴責政變已算是仁至義盡。美國口頭威脅的製裁也很可能力不從心。西方已無可能像1990年代那樣上下一心左右同聲地支持翁山蘇姬(港譯「昂山素姬」)和緬甸的民主運動了。

文:張宇飛(香港城市大學媒體學碩士,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碩士。經歷包括亞洲電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之音、湯森路透)

緬甸民主化在2010年代堪稱政治學上民主速成班的奇葩。2008年軍政府推出轉型的新憲法,接著2010年舉行暫停數十年的普選(仍排除主要反對派全民盟NLD),大選後一周釋放反對派領袖翁山蘇姬,隔年2011年更允許翁山蘇姬領導的全民盟重新註冊。2012年,軍方承認全民盟在部分議席補選中勝出,同時逐步解除審查制度、釋放政治犯,最終在2015年接受全民盟勝選上台執政,達成政治平衡與和解。政治變革速度之快,讓外界咋舌,2021年伊始的政變又迅速將民主化結束,讓外界唏噓。如果以政治學界普遍認可的兩輪政黨輪替作為民主化成型的指標,緬甸此輪民主化只能算作生產畸胎而後嬰孩夭折。本文我將嘗試從民主土壤、民主化模式、領袖特質和軍政性質等四個主要方面分析原因。

一、鹽鹼地種出參天大樹的臆想

如果香港的例子是將肥沃土壤中茁壯的幼苗掐死,那緬甸以及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轉型則是妄圖在鹽鹼地突擊種出參天大樹。在專制國家孕育民主體制需要諸多條件,其中內生的主要因素是(資本主義)經濟自由化和經濟的持續成長,這直接培育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壯大引導民主制度產生和公民文化/社會(Civic Culture - G.A. Almond)的萌芽。而公民文化又和民主制相互促進。公民文化簡言之就是民眾普遍遵循「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捍衛你表達觀點的權利」的原則;精英尊重「遊戲規則」。公民文化需要數代人的時間才能成熟,即意味著民主制的鞏固和成熟。

公民文化就是承載民主制的土壤。諸多因素影響土壤肥力,而土壤肥力又直接關係樹苗的生死成長。第三波民主化成功的案例,如韓國和台灣,都是專制體制下經濟起飛發展到政治民主化,而過程中的公民文化又和民主制相互促進,最終成功達到民主體制鞏固確立。這算是沃土長出大樹。反面的例子太多,都與土壤貧瘠有關。

緬甸軍政府數十年的政治高壓統治,失敗政策下的經濟發展停滯,權力長期對經濟資源和社會資訊的壟斷,民族衝突激發的極端主義等等,這些都是導致公民文化鹽鹼地的主要因素。2010年代的極速民主化僅僅是在這鹽鹼地上灑了一些水,施了一些肥,遠未到達改變土壤結構和肥力的地步。結果還沒來得及深根細作就幼苗死亡,更遑論長出大樹。細究起來,緬甸這塊公民文化的鹽鹼地要想在短時間內改變土壤肥力是難於登天的。僅舉一例,緬甸民族主義因種族戰亂而偏激,並與佛教徒極端主義合流。這雖是2015年後民選政府最頭痛的難題,卻是軍方(保守力量)可以操控的利器。民選政府通緝的極端佛教頭目成為軍方挑動民粹、攻擊民選政府的喉舌和藉口。緬甸民族衝突(包括羅興亞人問題)是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糾葛。短時間內無解的問題被人利用後只能加劇土壤的鹽鹼度,讓民主幼苗難以生根發芽。

arp7950ww0m5059v5xpoa3veb23yff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圖為馬來西亞海事執法機構於2020年4月5日發布的照片中,一艘在蘭卡威島附近的木船載有202名羅興亞人

二、魅力型領袖主導民主化的短板

東歐民主化得益於全民逐步覺醒的過程。由最開始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逐漸擴展到各類專業人士,後來加入工會和教會的力量,最後分裂出體制內的溫和派。算是擴及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權利運動。1980年代在波蘭、匈牙利、捷克的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動輒幾萬、幾十萬的群眾在首都街頭示威就可見東歐民主化的規模和套路。雖有出名的領袖,如捷克的哈維爾,但推動東歐民主化的主角一定是廣場上密密麻麻的人群。

而緬甸(以及南非)出現的是另一個套路——魅力型領袖擔綱絕對主角,而所有群眾都是佈景。即所有人頭都被相加排列在領袖的那個「1」之後。這是該國特殊歷史和現實所交織後註定的產物,並非領袖個人或任何人刻意為之。按照中國人都熟悉的話語就是「歷史選擇了某某某」。國父的女兒,全盤西化的教育,常年遠離國內紛爭的超脫,不忿極權屠殺人民而毅然站出來挑起千斤重擔的柔弱女子,這些特點彙聚到翁山蘇姬一人的身上,使得她一開始就註定成為緬甸民主化的象徵。

邏輯很簡單:她的身份讓軍政府只能軟禁她而不能殺她,軍政府橫掃一且反對力量的殘酷讓國民只能對她寄予厚望,所有反對派的力量自然地向她彙聚,國際社會看重她的影響力而不斷抬高她,而不斷累積的國際聲譽使得軍政府更加忌憚她,軍政府越是忌憚她,民眾和反對派越是覺得找對了偶像跟對了人。如此循環往復,使得軟禁中與世隔絕的她「被」升上聖壇,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完全等同於緬甸民主化的希望。民眾把她的畫像如同宗教領袖般掛在牆上,原本對生活物資漲價的抗議最後落到釋放她的政治議題上,軍政府對她是關是放成為外界觀察緬甸政局走向的晴雨錶,而軍政府也索性以此做籌碼,同西方就制裁問題討價還價。凡此種種都印證翁山蘇姬和緬甸民主化已在歷史和現實的作用下融為一體。一個所有人都無法回避的現實形成了:任何對翁山蘇姬的支持都是對緬甸民主化的推動,相反,任何對翁山蘇姬的傷害都會對緬甸民主化造成傷害。

有份參與推動這個現實形成的西方領袖,在羅興亞人事件後尷尬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沉默地和翁山蘇姬拉開距離。但是曾經熱情支持她的西方媒體、學界和非政府團體等社會力量覺得已上台執政的翁山蘇姬背叛了他們,或者認為她終於露出了「真面目」。他們無情且激憤地抨擊她,更把之前親手加諸於她的所有光環統統拔掉,大有把她變成國際社會的過街老鼠之態。從緬甸民主化的大方向上看,西方社會對翁山蘇姬的抨擊很淺薄。且不說她在軍方主導的事件上毫無決定權,將緬甸數百年的種族衝突簡單化也不公道。最關鍵的是此種做法著實傷害了緬甸民主化的重要動力——翁山蘇姬的國際支持。就是這個國際因素以及連帶的國際制裁,在軍政府當初還政於民的考量中起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