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間、民國之外》:遊走於「祖國」、城市與故鄉多重網絡間的海外華人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遊走於「祖國」、城市與故鄉多重網絡間的海外華人
圖為新加坡知名旅遊景點牛車水。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海外華人」一方面持續謀求自己經濟力量的擴張,另一方面也回應各個政府、集團、群體的要求或動員。面對僑鄉和祖國,是有情有義有溫暖的出國鄉親。當居留地政府要求他們共同建設「新故鄉」時,也是很好的勞動者、協力者、開發者、效忠者。

文:李盈慧(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海外華人」一詞,既受到稱許,也受到挑戰。從空間方面來看,全世界的華人有各種不同的樣態;從時間方面來看,不同時期離開中國而移居各地的華人也有各種不同的風格。如果想要用唯一的一種模式來說明「海外華人」的全貌,顯然是不可能的任務。

從僑鄉的角度看,出洋的鄉人可能成為家人經濟生活的來源和驕傲,也可能成為異鄉的孤魂野鬼,徒留遺憾。從近代中國的朝廷及國家來看,出國的華人曾經是背棄家國的罪人,而後成了募捐的對象,再轉為被政治動員的棋子。同樣是出洋的華人,卻在不同的論述中,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

從移居地來看,各國政府和各地殖民者在華人群體中找到了替代黑奴的勞動力,也找到了開發新天地的冒險者,還找到了流轉於城鄉之間的中間商人。從移居地的原住民來看,新來的一批華人移民是協力開發的朋友?還是搶奪工作機會的競爭者?或者是另一種經濟殖民者?

海外華人的自我意識

雖然每一個政府、集團、族群都有自己看待華人的方式,然而「海外華人」如何看待自己?他們如何回應別人投來的眼光?如何面對不同政治實體的動員?不同的經濟實力、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僑鄉、不同的方言群、不同時期出國、不同的居留國、不同性別的華人又如何各自表述?他們有自己的能動性,不只是被動地回應各種政府、集團、族群的要求或動員。

拙作《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的封面是我自己設計的。當時要求出版社的美工編輯幫我畫出好多面旗子,然後是三名華人站在各色旗子的對面,共同觀看著(或是回應著)各面旗子。這幅畫想要表達什麼?時間是1937年至1945年的戰爭期間,場景是華人所移居的全世界各地。畫面的最下端是微小的三名華人,他們的衣著顯出了他們的經濟階級,有人是富人,戴著帽子;有人是窮人,衣服有補丁;有人是普通人。畫面的上端,是很大的各色旗子,強大地代表著各個政府、政權想要強加自己的政治策略於「海外華人」身上,藍色代表重慶國民政府,淺藍色代表汪精衛政權,紅色代表共產黨,其他顏色代表日本帝國和各個居留地政府。卑微的「海外華人」面對各種政治勢力時,他們的表情是看不見的,因為每一個「海外華人」面對不同的政府、集團、群體時,各有自己的存活本能。這幅封面圖,有人覺得像是卡通畫(因為顏色太鮮艷),有人覺得是兒童畫(也是因為顏色太鮮艷),但是我想要表達的,就是「海外華人」的實態:在「多重網絡」之間,設法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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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鍵評論網/杜晉軒
圖為馬來亞僑校教材中,出現呼籲在殖民地的馬來亞華人尊敬中華民國與英國國旗的內容。

海外華人的生存法則

「海外華人」一方面持續謀求自己經濟力量的擴張,另一方面也回應各個政府、集團、群體的要求或動員。面對僑鄉和祖國,「海外華人」是有情有義有溫暖的出國鄉親,在僑鄉和祖國需要他們捐款、辦學、支援時,不吝於付出。當居留地政府要求他們共同建設「新故鄉」時,「海外華人」也是很好的勞動者、協力者、開發者、效忠者。當日本帝國君臨東南亞時,「海外華人」也是可以合作、可以聽命、可以協力的順服人民。

總之,「海外華人」的生存法則是不得罪任何政治實權、盡力賺取自己的利潤、愛護和照顧家鄉,並且榮耀家族。他們在「中國之外」,有自己的新天地;但又是在「中國之內」,不能不受中國或僑鄉風吹草動的影響;除非他們心中已無故鄉,也無祖國,失去「中華性」。他們在「居留地之內」,受當地經濟、政治、社會的影響,學習接受居留地的語言、文化、經濟活動、社會現況、風俗習慣。他們也在「居留地之外」,時時受到祖國和僑鄉的召喚,並且可能最終要落葉歸根。這樣的「海外華人」,當然是充滿流動性的、變易性的、不確定性的。另外,由於出國時期的不同,「海外華人」對各個政治實權的回應也有歧異:早時的「海外華人」更傾向於關心僑鄉的家人和居留地的經濟生活;20世紀上半葉他們比較留意祖國的發展,也回應中國民族主義的浪潮,而居留地的經濟是他們的根基;20世紀下半葉他們越來越心繫「新故鄉」的生活,而中國的政治逐漸成為遙遠的「中國想像」。

王賡武教授提醒我們:華商型的華人其實是出洋華人的最基本型,他們是沒有帝國作為靠山的經濟集團。顏清湟教授說:參與孫中山革命的新馬華人是極為少數的,由於不同的教育、身分和經濟能力,決定了他們效忠的對象。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研究出:泰國的政策使華人越來越同化進入泰人的社會中,與中國漸行漸遠。古鴻廷教授指出:華人的反帝國主義並不與中國同步,華人會積極反日,卻未必反英。林滿紅教授和鍾淑敏教授告訴讀者:閩南華人和臺灣人其實是界限模糊的,他們有多重認同。我的研究指向華人既可以是因為愛中國而抗日的,也可以是與汪精衛合作而附日的,而華人在居留地也要面對原住民族的衝擊。這些論點都在挑戰「海外華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

那麼郭慧英博士這本新書《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將會告訴讀者什麼樣有趣的「海外華人」故事呢?並且如何挑戰既有的「海外華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書中的主角當然是「海外華人」,配角也都是重量級的國家、城市、故鄉,陸續登場的有中國、英國、日本、香港、新加坡、廣東、福建。在「多重網絡」交織之下,「海外華人」如何回應各方的要求,又保有自己的能動性?請讀者耐心閱讀。

2021年1月6日

於臺灣南投埔里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季風帶文化出版

作者:郭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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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華民族」屬近代所建構的概念,於近世之中,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對此一概念的理解有何差異?

  • 閩、粵、潮、客等移居海外的華南地方族群,對「中國」之想像有何不同? 為何如此?

  •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陸國民政府乃至英治下的香港與新加坡,對「國貨運動」的理解與盤算有何不同?

「中華民族」並非自古以來自有永有之概念。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陸之政情﹑新加坡與香港的英殖管治﹑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在南洋的勢力擴張﹑移居海外的華南地方族群對其廣東與福建等不同僑鄉各異的關心之情﹑海外華商受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的商業利益計算,都是形塑「中國」想像的各種不同力量。為此,在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之間,中國民族主義精神有不同演繹。

換言之,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並沒有自動消弭各語言群之間的鴻溝與差異,自動統合各僑鄉聯帶的國家認同。在二次大戰之前,泛中國想像共同體仍未真正成形,廣東、福建、客家等以鄉音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仍具重要影響力,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各有不同詮釋。一九一〇年代末,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精神以反日為綱;至一九二〇年代,英人被視為敵人;至一九三〇年代,日人再次成為公敵。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定義屢有變化,不同華商網絡之間的磨擦隨之而生,鄉緣聯繫最終消磨而非鞏固海外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

在此脈絡下,我們應當重新審視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港口城市的歷史發展軌跡。於近世之中,新加坡與香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進一步地說,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與此同時,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政府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各種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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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季風帶文化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