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盡人生劇本的楊雅喆:在算命師父親神算桌旁長大,深知懲罰不一定要在監獄裡

看盡人生劇本的楊雅喆:在算命師父親神算桌旁長大,深知懲罰不一定要在監獄裡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小時候楊雅喆挺信這些的,覺得做壞事就會被雷劈、被車撞,但長大後卻覺得這根本是童話情節,因為他看在眼裡的,都是有錢人可以逃避司法、遠走高飛,或者緩刑沒事。「惡有惡報到底在哪裡?」這種憤慨又添增了他成為憤青的一大元素。

文:陳雅琳

迎向挑戰,相信潛力無極限——看盡人生劇本的楊雅喆

從小在算命桌旁長大的他,擁有一身看盡冷暖的正義魂,
靠著在圖書館苦讀,細膩寫出《血觀音》中的富貴人家與親情糾葛,
讓人看到,只要勇敢探索,人生有著無窮的潛力與無限的可能性!

與雅喆導演的結緣,當然,來自電影。

那是二○○八年,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囧男孩》,當時就覺得這位導演在細膩的故事演繹中,帶有犀利的批判性,因而我們有了第一次的深度訪談。接下來,二○一二年的第二部長片《女朋友。男朋友》,果不其然,這位導演又以看似愛情片的架構,勾勒出台灣民主抗爭的浪潮,同時也關注到同性議題。

在算命師父親的神算桌旁長大

他的作品總有社會問題的深層關注,這是我這位新聞工作者所激賞與共鳴的!

到了二○一七年,一部《血觀音》看得我血脈賁張,懷疑人性真有這麼險惡嗎?

邀他上節目的電話中,忍不住先提出了這樣的質疑,結果他反而訝異地對我說:「雅琳,你跑新聞這麼久了,怎麼還這麼單純?」

話筒上,我被他這一反問愣住了。因為同樣的話,其實也不只他一個人這樣跟我說過,我是否應該要反省「太單純」這件事呢?!

想來,我恐怕很難存活於太複雜的環境吧,所以人生好多次被詢問從政的意願,我都是拒絕的。尤其,「看盡人性」這件事,我也太缺乏訓練了。

從小喪父的我,在貧窮的單親家庭長大,媽媽是裁縫師,我總是乖乖靜靜地窩在角落讀書寫字,一路當模範生,考上第一志願。反觀楊雅喆,可是從小閱人無數,因為他是在算命師父親的神算桌旁長大的!酷~

父親是算命師,從小,楊雅喆雖然不至於覺得爸爸是個神棍,但內心也有些看不起算命師這個職業,「因為我覺得算命這種東西不可信」。但直到有一次,他服氣了。

有一位小姐要去美國,那個年代去美國是件大事,護照很難辦,這位小姐因為要去很久,所以特別來找楊爸爸卜卦,想問說是否要注意什麼安全問題?例如車關、水關、火關、能不能順利等等。

這時候的楊雅喆小朋友,如日常般的,在算命桌旁寫作業,心中還想說,反正爸爸講的千篇一律都是廢話,沒想到當時父親只跟她說三個字:「你很好。」也不願意收任何紅包。

這樣的不尋常,可讓楊雅喆小小心靈覺得納悶了。結果,三天之後,他在報紙上看見這位小姐的大頭照登上社會新聞版面……她,被砍死了!

震撼之餘,他聽到爸媽的對話,算命師父親透露說:「當天那位小姐是卜到死卦,而且是很短時間內就會發生的;再卜一次,還是死卦……這,不能說、不能說。」楊雅喆強調,如果父親直接跟那位小姐明講的話,那折壽的會是他爸爸,「因為死關是不能講的,也改不了。」因此,「如果算命的不收你的錢,你自己真的要注意了!」

楊雅喆的父親還會看風水,有一次,父親去看某一塊地,「那塊地風水真的很差!」楊爸手中拿著羅盤東看西看,結果羅盤針當場斷掉,心覺不妙,發現那塊地就是「絕子絕孫」的那種,怎麼跟案主啟齒呢?

「這種事還是不能講,因為改不了的事情就不要說,說了人家也不想聽,因為人們都不喜歡聽不好的話。」楊雅喆說。

「可是這樣不就更應該跟人家說清楚,提醒人家不要住那邊才對嗎?」我認為。

「我不確定父親後來怎麼跟對方講,但我記得命運的結局是,那一戶人家真的生不出孩子,後來只好去領養了一個孩子,結果這個孩子長大後,竟然把媽媽殺死了……。」

「天~啊~」我瞪大眼睛萬分驚訝,「這麼準?!」

楊雅喆說,經歷這兩件事,他才發自內心的,開始對父親有了尊敬與佩服,不再認為父親是個神棍了!

看盡世間冷暖,為弱勢打抱不平

爸爸會當算命師,呼應台灣早期所謂「學算命必須有個缺憾」的說法,所謂「有一跛」。當年當算命師的,往往不是跛腳、就是瞎眼的,而楊爸爸則是跛了腳!原來是,楊父因為自幼家貧,國小沒畢業就到火車上叫賣冰淇淋,有一次,他在兩截列車間的通道打盹睡著了,竟從縫隙掉下去,手腳被火車輾過,導致四肢只剩左手和右腳,連右腳的腳趾也都沒了。就這樣,只剩一隻手和一隻腳的人生後來去學算命,也以這一途養活了四個孩子。

父親雖然肢體殘缺,但硬頸的精神也深深影響了楊雅喆。像是,殘障人士坐公車可以半票的,但父親卻從不這麼做;也不會利用自己殘障的弱勢角色,去贏取任何的同情與優惠。但,當年社會上普遍的階級壓榨,卻讓楊雅喆看盡冷暖、點滴在心頭,尤其是官員對於平民小百姓的剝削……。

「我從小看這種剝削看得一清二楚。我爸在家裡擺攤算命是有掛招牌的,就是住宅區那種客廳裡擺一張桌子就開始算命。結果,有一天國稅局的人來查稅。誰看過算命的開發票?但那官員一來就說:『有掛招牌就要繳稅、要開發票。』我認為那個官員是要來收賄的,也許當時我們給個紅包就沒事了,但父親可能不知道要給錢。結果,那個官員隔週又再來,父親『歸腹火燒起來』,直接把假腳義肢拔下來用力往桌上一擺,說:『不然這支給你拿去抵稅好了!』」

楊雅喆說:「然後那個官員就沒再來了。用現在的稅法來看,的確是應該要繳稅,但在那個普遍都不富有的年代,為什麼去欺負一個算命的苦命人,而不去追財團的稅呢?」

是這些經歷讓楊雅喆像個憤青似的嗎?他說自己也常在思考,作品裡頭為什麼經常有憤怒?後來發現,因為自己就是活在一個「奇特的年代」!

在他十八歲以前,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他說:「自己等於高中畢業前念的書都是屁,充滿了欺騙和扭曲,你背一些無用的教條,那些在上位的人、寫教科書的人跟你講人世間是這樣這樣的,但自己卻完全在做另外一件事。我覺得我的青春被騙了整整十八年,何必呢?於是創作的作品裡面,經常會不斷地去回顧各種被欺騙的過程,然後想找到一個真實的說法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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