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談文字獄的「自我壓抑」:放錯鳥巢的蛋,撼動了大清帝國

王汎森談文字獄的「自我壓抑」:放錯鳥巢的蛋,撼動了大清帝國
王汎森|Photo Credit: 林俊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後人認為具有劃時代的地位,然而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卻說:「其實《明夷待訪錄》在當時出版後,幾乎沒有影響力,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為什麼呢?這要從清朝的文字獄說起。

作者:人文.島嶼(採訪撰文:梁偉賢|編輯、攝影:林俊孝)

清朝康熙元年(西元1662年),明朝流亡的桂王被殺,等同宣告大明徹底滅亡。聽聞消息,黃宗羲(1610-1695)絕望痛哭。他少年誅殺奸臣,中年為反清復明到處奔走,轟轟烈烈了大半生,卻為了躲避清廷追捕,藏在為父親守孝的墳前。

黃宗羲知道一切已無可挽回。才52歲卻自稱梨洲老人,開始撰寫《明夷待訪錄》,思考為何「三代以下有亂無治?」到底怎樣才是理想的君王、理想的國家體制?

「明夷」是《周易》第卅六卦,卦象是「火在地下」,象徵「光明潛入地中」,黑暗時代來臨。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錄》,是要在黑暗的時代,規劃未來的理想世界,等待有朝一日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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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美術設計:林柏希

《明夷待訪錄》出版時,當年跟他出生入死的朋友們都很不諒解,認為他自比「明夷卦」中的箕子,要向「武王」(即當時的康熙帝)進獻治國之道。黃宗羲還稱讚康熙是個好皇帝,甚至允許自己的兒子跟學生參與編纂《明史》,更讓他們如墜五里雲霧。

只有黃宗羲自己明白,他的著作必須流傳下來,作為「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明夷待訪錄》被後人與法國大革命催生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比較,認為具有劃時代的地位,然而,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現為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的王汎森院士卻說:「其實《明夷待訪錄》在當時出版後,幾乎沒有影響力,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

這又是為甚麼呢?

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

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除了探討明末清初的讀書人因為亡國之痛,而作出的反省與改變之外,更從新穎的角度,分析了「文字獄」對當時人們所造成的、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

滿清為了鞏固政權,從順治到乾隆約130多年間,發起了160到170次的文字獄。每一次都牽連極廣,刑罰極酷。如順治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從編者、作者、到刻書的工人、賣書的商人、只是掛名的士人、甚至初辦此案的官員,株連而喪生者達221人,且犯人的婦女還成為奴隸,波及人數近2000人之多。

這種殘酷的案子一而再地爆發,造成人們心裡的極大恐懼通過傳言、揣測、聯想、擴散、發酵,恐懼像怪物般越長越大,形成「萬形而無形的風」,讓人無時不刻怵然警惕。

「就好像撞球,母球打出去,其他球『唰!』地全部散開。」王汎森雙手揮出:「文字獄的威嚇力,好像投石入水的漣漪,一件事擴散到無數的事情,影響了許多的人。」

王汎森認為,過去的研究偏重「自上而下的禁抑」,比較忽略「自我壓抑」的效應,但這正是文字獄的威力所在──人們為了避免犯禁而獲罪,紛紛展開近乎神經質的自保行動:在別人可能告發之前,便暗地裡自行竄改、塗黑、挖空、焚棄那些疑似會犯忌的著作。而且不限書籍,還包括詩帖、畫作等,許多文物便因此遭到破壞。

刪竄者的身分,包含原作者、刻書者、編者、再版者、後代子孫、藏書家,甚至讀者。對於可能犯忌的書,直接改掉書名、撕去封面,或不標明作者,刻工不留名字。不然就是不寫、不出版,就算刊出也收回焚棄、燬版。

這些在每個小細節自動自發的行為,不限於京城、江南等中心地帶,還波及邊陲的雲南。不僅一般人民,即便皇親國戚、高官親貴也都如此自我約束,造成無數書籍被銷毀,達到清廷箝制思想的目的。

王汎森說:「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人們面對政府的壓迫,自有解決之道;另一種卻是,因為自我壓抑,使政府禁令發揮的作用,比原本所想的更為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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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美術設計:林柏希

王汎森稱這種現象為「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概念受到法國哲學家傅柯的啟發。一般對權力的論述,集中在它強大的、公開場面的展示,傅柯卻注重權力在細微的日常空間、私人領域的作用。」

政治壓力的威嚇,使權力無所不至地滲透民間所有最細微的層面,且人人自發地受其影響,本來權力到不了的地方,也藉著這種「毛細管作用」,而達到其目的。王汎森著重探討在政策壓力之下,形形色色、暗自進行的「自我壓抑」活動。

清末的思想家章太炎曾質疑《明夷待訪錄》為何都沒有聲討外族的言論?直到1970年代,《留書》(即《明夷待訪錄》的前身)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人們才明白,或許黃宗羲在壓力下,也不得不自我收斂,刪除掉犯禁的內容,以求自保。連他都如此,其他人的處境便可想而知。

從現存的文獻來看,《明夷待訪錄》並未被列入禁燬目錄之中,但文字獄的漣漪效應,使人們長期不敢出版、販售此書,以至於湮沒了150多年之久。而許多清初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作品,更是大量被竄改、焚燬,以至於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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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Zhangzhugang CC BY-SA 3.0
《明夷待訪錄》的前身《留書》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

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以箝制思想

乾隆在位時雖為盛世,但清朝約170次的文字獄,光他就包辦了135次。

乾隆對於如何當皇帝,擁有比任何人都更清晰而宏大的概念。他緊抓儒家的「綱常名教」,告誡世人:皇帝是「天下主」、「人倫之極」,所以是一切對錯、賞罰的決定者。他是人民的「君」,更是人民的「師」,有代表上天教化人民的權能。「皇帝」被乾隆推到前所未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為了加強人民的忠君意識,他突出「忠義」的文化,下令編輯《貳臣傳》、《逆臣傳》,稱頌忠臣、貶抑貳臣,將歷史人物改稱或重新評價,灌輸人們「忠於當朝」的概念。為了鞏固滿族統治權的正當性,他一面講「華夷一家」,一面從各種書中刪去任何不利滿族、視滿族為異族的文字,讓人們不再質疑他們政權的合法性。

王汎森笑道:「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曾經回憶,小時候老師問他:『你知道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從來都不知道有這種事。可見歷史記憶,會因為刪改歷史書籍,而被徹底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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