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我一定要跟日本人同等待遇！

文：楊双子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臺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是帶有傳奇色彩的戰前作家。她在1941年起任職記者，以臺灣女性獨有的視角與關懷書寫諸多報導，也因而受邀撰稿多篇雜文，展現當時女性少見的豐沛寫作能量。而楊千鶴寫作生涯僅有一篇短篇小說創作，卻僅此一篇便在臺灣文學史上留名，也就是她194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花開時節〉。

楊千鶴彷彿燦爛奪目的彗星一閃而逝，1943年起輟筆近半個世紀，直到1990年代重新拾筆回望往日時光。彼時文學少女的花開時節是什麼模樣呢？楊千鶴的演講手稿〈我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一些看法與感想〉字裡行間有時年的浮光影影綽綽，令人讀之悵然。

臺灣戰前作家楊千鶴1995年5月27日定稿的〈我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一些看法與感想〉，是一份演講手稿。篇名旁有個括弧標註：「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十一屆年會文化講座講稿」，文末落款顯示這篇文章也是在美國寫的。閱讀手稿影本的當下我暗暗吃驚，四百字稿紙寫了二十六頁半，語言風格頭尾一貫，記述往事條理清晰──而寫下這篇文章的1995年，楊千鶴七十五歲。

Photo Credit: 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楊千鶴是誰？

維基百科開頭如是說：「楊千鶴（1921年9月1日－2011年10月16日），臺灣臺北市人，臺灣第一位女記者。」往底多捲兩下，便是生平敘述：「楊千鶴畢業於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學生時期曾參加『全臺灣桌球比賽』[1]獲得女子學生單打冠軍，女子學生雙打冠軍。畢業後與劉玉女搭檔獲得社會組女子雙打冠軍。」

既是臺灣第一位女記者，又以桌球征戰帝國島嶼，有賴這樣的記載，讀者多半會對這名女士留有允文允武的印象。不過，百科僅能勾勒表象而無法觸及靈魂，比起條列記事，還是少女楊千鶴曾經發出的豪語最能體現她的性格。

我一定要跟日本人同等待遇！

那個時候是1941年，日本人（內地人）的薪水比臺灣人（本島人）多六成加俸的年代[2]。楊千鶴畢業離校，初入社會任職於臺灣大學農學院理農學部教授研究室助理，發覺薪資存在顯著的不公平待遇便憤而辭職，隨後她應聘時年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報社記者工作，便發出了這樣的豪語。

即使身為女性，身為本島人，身為初出社會的菜鳥，即使臺灣島嶼從來不曾有任何女性在此前擔任記者──二十歲的少女楊千鶴，仍然堅持她理應獲得的公平待遇──她要跟內地人獲得同樣的薪資。

最後，她得到了這份工作。

在寫了一部名為《花開時節》的長篇小說以後，我經常與人談論起楊千鶴，因為這正是一部向楊千鶴短篇小說〈花開時節〉的致敬之作。

2017年的長篇小說與1942年的短篇小說，如何致敬起呢？固然從歷史背景與故事主題來看，明顯都是「日本時代女學生成長歷程裡必須面對的現實困境」，但其實更根源的地方就是致敬了。長篇小說《花開時節》的女主角楊雪泥與松崎早季子的誕生年是1921年──她們與楊千鶴相年。

Photo Credit: 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楊千鶴是一個座標。

1921年出生於臺北，接受日本現代女子教育成長，迎接全球化消費時代的來臨，「女性解足」是上個世代人的宣傳，少女學生不再受限於家庭私領域，走進了公共空間。這是女性主體性建立的重要時代。此前女性的「身體」服膺三從四德，為家族／家父長制度所擁有的財產，至此女性嘗試奪回身體的控制權，比如追求運動競技的自我成長，追求獨立工作的應得權力，也比如追求殖民社會公平正義的合理處遇。由二十一世紀回首描摹彼時世代的星星點點，楊千鶴就是那個年代「摩登新女性」的重要座標。

且再讓我們回到楊千鶴發表短篇小說的那個時候吧。

1942年，對彼時絕大多數的島嶼人們而言，那是昭和17年。皇民化已經推動數年，遠方大陸的戰爭如火如荼。楊千鶴筆下繁花盛開的季節是什麼模樣呢？留有自傳色彩的〈花開時節〉是楊千鶴生平唯一創作發表的小說，故事描寫女校畢業生對未來人生道路的自我探詢，展現中上階層女性面對傳統生涯道路時的迷惘與質疑，通篇小說對殖民政府壓迫與大時代戰爭之事，毫無著墨。

然而，少女楊千鶴發出豪語爭取權益並就職臺灣日日新報社，就是前一年的事情。且在同一年，楊千鶴因臺日新報社奉行皇民化運動下的文化政策牴觸其主張原則，再次辭職。

Photo Credit: 藏品／文學台灣雜誌社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楊千鶴是一個座標。對照同世代以日文寫作的臺灣男性作家，她著眼截然不同的面向，如她自言是「我所寫的是著重心理的感受，反映年輕女性知識分子的看法」。臺灣日文作家同樣面對殖民地的現實困境，楊千鶴選擇寫下只有她深刻同理的那部分。那是男性執筆的歷史不可能記載、男性執筆的文學不可能著墨的，屬於女性知識分子的生命經驗。是透過楊千鶴，昭和時代臺灣社會的複雜面貌才得以呈現。

少女1943年結婚為少婦，少婦楊千鶴進入婚姻就輟筆直至晚年。楊千鶴說是生活型態與文學場域的變化令她無從書寫。那是少女的主體性瓦解，遭到家庭收編；創作者的文字與文化被迫滅亡，只能遠遁海外。一晃眼過去半世紀，1995年楊千鶴重新提筆回顧往事，竟然使用流暢的中文寫成。

二十六頁半的四百字稿紙，滿版字數一萬零六百字。楊千鶴如信手拈來，暢談文學的定義，爬梳日治以來臺灣文學史的發展，記述人事並論及自我志向。當手稿行文並置談論日本與中華民國之統治，以及統治之下的文學史脈絡，不啻指明了她的個人觀點：臺灣是有別於這兩個統治政權的國家，而臺灣文學，應該跨越文字的界限走向更遠的地方，不僅只是為政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