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何時該寬恕?》:應該以什麼樣防護的柵欄來限制大赦或特赦?

《法律何時該寬恕?》:應該以什麼樣防護的柵欄來限制大赦或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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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前哈佛法學院院長瑪莎・米諾在本書提出「寬恕的力量」所具有的種種潛能,一方面探討寬恕的前提,另一方面則承認有些錯誤絕對不可饒恕。她深入不同領域的議題在法律、正義,與文化傳統的複雜交界,並拋出一個當代最為困難的問題:法律是否應該鼓勵人們寬恕?

文:瑪莎・米諾(Martha Minow)

大赦與特赦

傑拉德.福特(Gerald R. Ford)總統向來都不是一個事後才大發議論批評的人,但是從一九七七年卸任後的許多年裡,他的皮夾一直放著一張一九一五年最高法院裁決的小紙片。上頭摘錄的話寫著「特赦傳達的是有罪的原因」,而接受特赦就是「一種認罪」 。

——斯科特.沙恩(Scott Shane)

他們是歷史上著名的「三十僭主」 (Thirty Tyrants)。公元前四○四年的夏天,斯巴達(Sparta)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擊敗雅典後,在接下來八個月的統治期間, 建立了一個專制而殘暴的寡頭政權。在這段時間裡,他們殺死百分之五至十的公民,並驅逐了超過一半的人口。後來,雅典的領袖恢復民主,實行大赦。

這種赦免免除了法律責任,保護過去政權的參與者不受放逐,也不受法律問責,除了職位最高的官員以外。顯然,這些努力協助了古雅典避開其他地區常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一再循環。大赦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也是裁奪節制與人格令人欽佩的明證。即使是在不相干的訴訟之中,滿腹委屈的人也會說出對手在暴君統治時行為表現的人格,以作為持續憤恨的宣洩出口。

大赦代表著一種法律機制從寬處理的經典例子,抹去過去的不滿,並給所有人一個全新的開始。在往後多年法庭上的辯詞裡,演講者精心刻畫大赦的故事,作為雅典人容忍、寬大、理性和智慧的證據。陪審團和領袖立誓表明自己對那些沒有直接傷害到他們的人保有一種和解的態度。轉型可能相當平和,也有可能強化法治,即使沒有訴說真相或直接制裁大型暴力的多數犯罪者。大赦的提出可能加速戰爭的結束,又或者強化持久和平的機會。大赦的提出,再加上社會服務或者是儀式與努力講述真相,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公平的工具來幫助前童兵及他們的族人。

美國作為歷史上關押最多人的社會,的確可以好好思考更有效地利用寬恕的機制,但截至目前為止,總統每年在感恩節儀式性地特赦一隻活生生的火雞,更多的是展現文化上的共鳴,而不是對於監獄受刑人的特赦或減刑。鑲嵌在破產之中的重生精神,展現的是長久以來法律與文化在經濟破裂的背景下擁抱寬恕的態度。為什麼不透過從寬處理的精神,把更多重生的渠道建造到法律對犯罪的處理方式上呢——不只是針對那些在未成年就受到犯罪指控的人,也同時針對成年人?

大赦是一種可以藉由立法,藉由國王、總統、州長的行政權力,以及藉由法院判決而獲得的工具(device)。大赦可以用來舒緩政治轉型,知會政策上的轉變,也可以用來承認服務或罪犯的改過遷善,又或者不論任何理由都可以實施大赦,因為它源於政治權力與國王神聖的權利。二○一六年,塔吉克共和國(Tajikistan)為了紀念從蘇聯獨立二十五週年,實施了刑事司法大赦,從監獄釋放三千多名囚犯,特赦四千個人的緩刑,並縮短另外五千人的刑期。

柬埔寨國王諾羅敦.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於一九九六年幾 乎特赦所有的囚犯,包括紅色高棉暴政下的犯罪者,一方面明說是為了公平,另一方面沒有明說的背景是為了內戰之後的和平與政治轉型。美國總統雷根(Ronal Reagan)和國會於一九八六年精心策劃非法移民的大赦,允許兩百七十萬人申請工作、開設銀行帳戶及購買房屋,只要他們從一九八二年之前就一直住在美國,並支付一百八十五美金申請綠卡。

移民特赦給整個國家帶來很高的經濟效益,但是也引起強烈反彈和怨恨,因為它導致非法移民的激增、非法雇用黑工,造成人口變化也改變了政治格局。二○一八年,聖路易斯市市政法院打造保證特赦方案,凡是因違反該市法規而有罰款未清的人,只要付出原本的罰金即可,後續罰款不再計入。加州的大赦行政方案試著寬恕違反勞動法的公司,協助其躲過破產。

大赦就是寬厚、仁慈、同情的例子,或者是寬恕觸犯法律或違反道德的行為。寬厚源自君主的特權,放寬法規的嚴格程度。大赦意味著允許一群人避免法律後果,而假如只針對一個人,通常就稱為特赦。美國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主張把皇室的特赦之權延伸到美國的新憲法,因為他預言「在適當時機⋯⋯寬恕叛軍「可以」恢復共和國的寧靜」。約翰.亞當斯(John Adam)總統特赦早期叛亂者;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總統在內戰後特赦邦聯(Confederate)領袖;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還進一步特赦了逃兵。

這有如在古代的雅典,大赦與特赦能夠平抑社會或政治上的對抗。美國最高法院提到,大赦通常是藉由「被認為比起訴和懲罰更有利於公共福祉的寬恕」來處理「傷害美國主權的罪行」和「政治罪行」。不論是令人欽佩還是增添麻煩,大赦與特赦因此也是長久以來放棄究責的法律機制。大赦與特赦可能會減少或增加怨恨。何時站得住腳?何時是受到誤導?——導致破壞法律的公正性,或原諒不該原諒的人,或等同在鼓勵未來的違法?假如有,應該以什麼樣防護的柵欄來限制大赦或特赦?

針對政治轉型所設的大赦尤其有希望,可以讓輸的一方放下憤恨不平;特赦同樣也扮演如此的角色,或是承認政府政策的轉向,或是認可犯罪者內心的改變。法律內部的寬恕可以透過不同領域的比較或法律體系間的對比,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一旦當地改變法律對持有大麻的刑罰,而有些人仍因為原先的法律關在牢裡,法律體系應該找到方法去寬恕違反舊法律的人嗎?此外,當特定的法律使得國家分裂,對於違法者的特赦會有助於鋪展一條讓整個社會往前的道路嗎?

而較為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大赦與特赦可以保護有權勢的人躲過究責、掩蓋不法行為,或是給予獎勵或支持。大赦與特赦就和法律寬恕的所有形式一樣,都存有風險,可能會破壞法律尊嚴,也可能破壞法律平等中立的承諾。無論支持與反對,都必須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有些人眼中覺得那是給腐敗與特權人士的偏袒,但有些人眼中則認為是揮別過去政權的寶貴途徑。

這兩種說法,都可以用來描述二○一七年突尼西亞領導人更迭之後給予企業領袖特赦的辯論。美國司法部雖然沒有正式給予特赦,但是卻盡量不起訴次級房貸危機中相關的銀行家;令許多人失望的是,司法部反其道而行,僅僅從銀行提取了一些財務結算憑證,沒有要任何一個人負責。

也許近來記憶中最有名的一次特赦,發生在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場政治危機之後。福特總統希望平息政治分歧,便代表他的前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行使總統特赦之權。福特總統是首位不曾被選為總統或副總統而當上美國總統的人,他先是在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被控逃稅和貪污而辭去副總統之後接任副總統,八個月之後,尼克森總統又因水門案醜聞(Watergate scandal)而辭職下台——在這起事件裡,因有人闖進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在水門旅館的總部,使得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各種非法活動曝光。

這次以及其他的非法活動,包括竊聽、偷竊、炸毀智庫、襲擊還有掩蓋事實,促使參議院介入調查並任命特別檢察官。眾議院啟動了調查,以便決定是否要投票彈劾總統。當尼克森總統指示開除特別檢察官,而最高法院下令公開白宮的錄音帶之後,眾議院的司法委員會(Judiciary Committee)就投票決定彈劾總統,但尼克森在全院進行表決之前便先行辭職,福特宣誓就任總統。新總統宣布:「我們國家漫長的噩夢終於結束。」

一個月後,福特總統宣布,針對尼克森在任期間違反整個國家利益而被起訴一事,決定給予特赦。毫無疑問,總統在憲法上有權這麼做。總統的特赦權清清楚楚不包括彈劾,假如參議院彈劾之後要定罪,離職就是唯一的解決方式。特赦的時間點是尼克森辭職之後,也是在眾議院停止調查是否要投票彈劾他之後。總統特赦權任何時候都可以用在所有的聯邦刑責之上,特赦甚至可能在任何法律程序開始之前就先給。但接受特赦也就表示認罪。

福特總統說他選擇在安息日宣布特赦來強調這是一種仁慈之舉,而不是司法行動。當整個國家逐漸擺脫水門案醜聞,他強調,自己的希望是避免進一步的政治分裂,同時也暗示尼克森放棄總統一職已經失去許多。這是帶領整個國家向前看的行動,假如不是出於福特個人政治利益的話。兩黨的領袖強力批評特赦,總統的新聞祕書還辭職表示抗議。共和黨在之後的選舉中受到重挫,而福特連任失利也很可能是因為他特赦了尼克森。如果是這樣,也就符合憲法的設計:選舉是回應總統行動的究責機制。

儘管如此,福特總統仍然捍衛這項決定,認為這是為了撫平傷口的努力。數年之後,在揭發醜聞一事扮演要角的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表明,特赦有「一股交易的氣味:尼克森辭職保證自己會獲得特赦,而福特會接任總統」。然而即使如此,伍德沃德最終的結論是,福特的特赦「乃勇敢之舉,而不是水門案的最後一場腐敗」 。其他最初反對特赦的人也說此舉充滿同情心,並尊重福特打從心底相信這對整個國家有好處,即使這樣做的代價是自己的連任失利。民意從一九七四年多數人反對(特赦),到了一九八六年,變成多數人贊同。整個經驗凸顯總統特赦在國家動盪之際的潛在力量。

福特總統大約在同一個時期也實行另一次大赦,反映出他為了推動政治轉型的付出。他大赦了所有在越戰期間逃避徵召的人,雖然是以公共服務做為條件。後來的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兌現了競選承諾、刪除以公共服務作為大赦的條件,就為了在這次政治立場分裂的戰爭中「療癒整個國家」。大約有十萬名美國人搬到國外避免徵召,有一些人躲在家裡足不出戶,也有一些已經入伍的人逃兵,此外,有超過五十萬人因違背徵兵的法令而承擔刑事起訴的風險。

國會、學術會議、宗教組織與其他團體則一直在辯論大赦的可能性。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這與福特總統無關)有一份報告,研究了給予躲避徵召、逃兵以及不光榮退伍之人的大赦。報告承認大赦會激怒一些人,還有可能鼓勵未來逃避徵召的行為,但其中有大約六成的受訪者表示會支持有條件的大赦。因此,報告主張大赦,說大赦是:「國家做出的仁慈之舉,讓有罪的人從法律設下的處罰中釋放出來。」

假如涉及長期且痛苦的民事爭議(civil dispute),大赦經常被當作一種實用的法律手段,藉著大赦,就可以從調解一個分裂社會更大利益之角度來落實寬大精神,而非懲罰。雖然給予大赦的舉動免掉法律程序的一般過程,但它也同時再度重申了正當性,以及整個過程的潛在力道。

這份報告觀察了美國軍隊事務以及其他國家在過去使用大赦的三十七個例子(全部都是有條件的大赦),然後指出同情是給予逃避徵召者大赦的理由,這些人在服從法律與個人良心之間陷入兩難。這份報告也承認了美國當時普遍流傳的反戰觀點。報告點出反對大赦者很在意的兩件事:這使得人們未來有可能反抗軍隊徵召與服役,另外還可能暗示不用尊重那些犧牲自己去當兵、導致在重新適應社會時面對了重重困難的退伍軍人。這兩個考量點可能已經很清楚地傳達給卡特總統,當他不再要求那些接受大赦的人要以社區服務做為交換的時候,他把逃兵的人排除在外。

儘管都是那個時代的爭議,但現在回頭看尼克森的特赦以及越戰時期的大赦,似乎都有助於整個國家,同時也減輕了對個人的懲罰。但是,針對寬恕機制的使用,它們也拋出了兩個持續許久的問題:腐敗的危險(給予特赦或大赦以換取個人的利益及自我交易(self-dealing)),以及因為寬恕的機會存在而有鼓勵未來違法的風險。這兩個問題都值得關注,尤其是探索使用權力時可能存有什麼樣的制衡力量。即使特赦權與躲避徵兵的大赦皆屬於美國總統法律上的權力,政治與道德的辯論及壓力都可以影響權力的使用,或者至少分辨權力如何使用,以及反對權力的濫用。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法律何時該寬恕?:從赦免、修復式司法到轉型正義,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寫給當代的法律思辨課》,麥田出版

作者:瑪莎・米諾(Martha Minow)
譯者:李宗義、許雅淑

公平正義不是非黑即白,法律也不是什麼都管得到。
我們認同懲罰的規範力,卻也看見寬恕的正向引導力量。
然而,要讓寬恕成為司法實務的一環,牽扯到極為複雜的衝突。

前哈佛法學院院長、美國大法官候選人、哈佛三百週年校級教授瑪莎・米諾
給眼下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一場充滿人性辯證的法律課

誰有寬恕的權利?
誰應該被寬恕?
在哪些條件下才能夠寬恕?

如果法律不從懲罰的角度制定,而是原諒與寬恕,
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寬恕的能力是一種資源,讓個人有辦法超越積怨與衝突。曼德拉領導南非的社會運動反抗種族隔離,再引領國家和平過渡到一個擁抱人權的民主政府,塑造出關注未來的寬大胸懷,而非耽溺於過去的怨恨。他曾說:「恨就像是自己喝下毒藥,然後希望你的敵人快死。」

寬恕,意味著打破冤冤相報的輪迴,並且拒絕個人內心「親眼目睹犯錯的人受苦」的慾望。
然而,寬恕的概念非常複雜,需要層層剝開釐清:

  • 寬恕必須出自個人意願,強迫他人寬恕,會帶來二次傷害。
  • 當事人選擇不寬恕是一種賦權,同樣能獲得尊嚴與力量。
  • 我們可以寬恕他人,而無須寬恕錯誤的行為。
  • 個人受傷可以選擇寬恕,但若傷害的是整個社群,正義仍需司法維持。

寬恕的人也可以主張懲罰犯罪者是一項公共行為,堅持公共規範。這證明法律與寬恕可能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寬恕屬於「人際領域」,法律體系則是取決於無關個人的過程。藉著寬恕,人們可以放下對那個傷害他們之人的憤怒與仇恨,但人們同時可能並不打算、也不可以改變秉公處理的需求,又或者是改變政策,試著遏止未來有類似的犯罪者。法律體系的寬恕帶來進一步的問題:

  • 法律如何能夠寬恕犯錯之人?
  • 法律上的寬恕與個人的寬恕有何不同?
  • 支持和反對法律寬恕的理由各是什麼?
  • 法律範圍內寬恕的限度在哪裡?

法律反映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而在一個比較不公正的社會裡,就會需要更多的法律。法律體系的目的本是用於懲罰違反者,但如果重新修正法律規則,將寬恕的可能性也納入的話,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前哈佛法學院院長瑪莎・米諾在本書提出「寬恕的力量」所具有的種種潛能,一方面探討寬恕的前提,另一方面則承認有些錯誤絕對不可饒恕。她深入不同領域的議題在法律、正義,與文化傳統的複雜交界,並拋出一個當代最為困難的問題:法律是否應該鼓勵人們寬恕?

米諾透過以下三大面向來處理法律中的寬恕議題:

  1. 面對童兵與未成年犯罪者,修復式司法有何利弊?
  2. 債務免除如何給予人們重新開始的機會?針對政府、企業與個別債權人,各國法律處理債務的方式有何不同?
  3. 當赦免作為強大的法律工具,它何時能增強正義、和平與民主的價值,何時又會成為特權的打手,傷害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承諾?

有時候,放棄法律上的怨恨會讓法律更為公正。不過,由於法律是維護民主的重要框架,雖然宗教領袖、心理學家等都肯定寬恕是向善之動力,但要將寬恕落實為正式的法律施行細則,將牽涉到更為複雜的考量。瑪莎・米諾身為鑽研寬恕議題數十年的哈佛法學院教授,藉由本書議題之探討,無論在實務與理論上都進一步提出了操作的輪廓與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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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