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講卡爾維諾:什麼才是真實?攝影藝術的哲學小說

港講卡爾維諾:什麼才是真實?攝影藝術的哲學小說
圖片來源:AP / 達志影像(左)/unsplash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攝影師奇遇記〉不像傳統學術式的論文,從「攝影者」的主體進入「攝影群眾」思考,對「攝影的方法」、「攝影的對象」不斷地辯證,叩問、思辨「何謂攝影之本質」。

文:戈登探長(德尼思化創辦人,希望讓文藝更加貼地)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二十世紀偉大的意大利小說家。他的代表作像《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看不見的城市》等,在華人文青界,早已廣為人知,其寓言美學,嘲諷、反省,吸引萬千書迷。

1970年,卡爾維諾出版《困難的愛》,乃短篇小說結集,第一部分有多篇名為「XX奇遇記」之作。有了愛,所以面對困難,所以克服困難;所謂奇遇,乃他人眼中的小事,自我心靈的大事。

其中一篇〈攝影師奇遇記〉,談的何謂攝影。如今人人都有手機,日日都打卡影相,活在現代的慣性動作,更值得我們抽離思考:到底影相是什麼,又為了什麼而拍照?

卡爾維諾〈攝影師奇遇記〉,篇幅短小,以主角安東尼歐由不喜攝影,到為了探究攝影之目的、意義,尋根究底用不同攝影方法,拍下各種的形體,仿如一部攝影藝術簡史。漫長的歷史脈絡之中,不同藝術家、作品對話,構成了藝術的諸種面貌,以及未來之可能。〈攝影師奇遇記〉不像傳統學術式的論文,從「攝影者」的主體進入「攝影群眾」思考,對「攝影的方法」、「攝影的對象」不斷地辯證,叩問、思辨「何謂攝影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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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一:「攝影群眾」的無知,哲學家的無情

〈攝影師奇遇記〉奠基於安東尼歐,本來不喜拍照,卻因同輩友人逐一成家立業,喜愛攝影,出現了社交危機,自覺孤單。有趣的是,安東尼歐是具有哲學精神的人,「他真正的興趣是跟朋友們議論大大小小的事情,從雜亂無章的細節中理出符合常理的一條軸線」,單身漢的焦慮迫使他投身攝影,哲學精神卻令他看出攝影這件事之所以引人,有一種攝影內在的「神秘召喚」。為了找出這種「神秘召喚」,他對「攝影群眾」窮追猛打,像蘇格拉底對廣場街坊的反詰,頗為不近人情。

不近人情在於,安東尼歐把單身危機連繫到同輩的新手父母,攝影、家庭、嬰兒的連結。「父母生下寶寶之後的直覺反應就是幫他拍照」,「把相簿當作是這些稍縱即逝的完美並排陣列的藏身處」,因愛留影的家庭觀念,安東尼歐刻意迴避的未及深思,只見瘋狂。作為出遊時唯一的孤家寡人,家庭團體照自然交託給他,他總會在拍照之後,對著朋友演講己說。

「⋯⋯只要開始說類似這樣的話:『喔好美,應該把它拍下來!』你們就變成了認為沒被拍下來的一切就不復擁有,如同不曾存在的那些人。所以為了能真真切切地活著,必須要盡可能拍照,為了盡可能拍照就必須要以值得拍照的方式生活,或認為生命中每一刻都值得拍下來。前者很愚蠢,後者很瘋狂。」

按安東尼歐的論調,愚蠢者,乃「攝影群眾」,他們相信照片比當下更加真實,更為美麗,相信只有被拍攝下來的圖像才有留存之價值。但是,如果像安東尼歐一樣認真看待攝影,思考其本質的哲學家,則會想得更加深入。即,若攝影只為了反映對象的真實、整全,則應無時無刻都瘋狂地拍攝。

當然,哲學家的反詰,只會是別人口中「愚蠢又瘋狂的人是你」。安東尼歐也像天下間所有哲學家,為了真理即使如叔本華說必定因攀高而孤獨,雖千萬人吾往矣。「你們的選擇不只是一個攝影上的選擇,而是人生的選擇,讓你們忘卻戲劇性的衝突、矛盾、神經嚴重緊繃、熱情和敵意。然後你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免於瘋狂,其實反而陷入了平庸、思想遲鈍⋯⋯」,這是「攝影群眾」的無知,亦為哲學家的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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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瘋狂的「攝影方法」,思辨真實

安東尼歐為了不蹈群眾的覆轍,只好投身瘋狂。最直接的改變,乃由攝影哲學觀念所生的方法。安東尼歐認定攝影之本質為留存真實,那麼問題其實不在於抽象思維的層次,關鍵是方法論,亦即如何實際上達到攝影之目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至少每分鐘拍一張照片,從早晨睜開眼睛開始直到晚上去睡覺。唯有如此,那些感光的底片才會忠實地記錄我們的每一天,不再有任何遺漏。」

女子畢琪和莉狄亞,請安東尼歐幫她們在水中玩球時拍一張即影即有,他否定了即影即有的攝影方法,認為這遠離當下,捕捉生動其實抹殺了生動性,「被拍攝下來的真實立刻呈現一種懷舊感,懷念那乘著時間的翅膀溜走的喜悅,還有一種憑弔感,即使那張照片是前天拍的。你們為了拍照而活的這個人生已經開始自我憑弔了。」

由此,他決定回到肖像畫的藝術傳統,拍攝靜態人物,像十九世紀時,單從一張靜態人物照即能說明其社會地位、個性,企圖以小見大,一即全,全即一。為了反他人的攝影,安東尼歐必須以其他攝影方法對抗之。

他們購置了盒式相機、快門線、底片片匣,架設充斥老古董的攝影棚。安東尼歐對她們說,要像祖父輩時那樣拍靜態照,按照不同階級約定俗成的模式,呈現社會意義、習俗、文化。「一張大頭照,或結婚照,或家庭合照,或學校證件照的意義在於每一個角色或單位,都有其嚴肅面跟重要性,但是也有虛偽、勉強、威權、階級。」那就是回到攝影之初,界定人的內在和世界的關係,有意識把它再度呈現出來。

可是當安東尼歐愈是嘗試,愈無法達到他想要的真實,甚至自覺,這和他取笑的攝影群眾一樣,意圖捕捉稍縱即逝的人生片刻。於是,安東尼歐否定深層的真實,認為拍攝只能呈現表象,而所謂的面具、造作、刻板印象等,都是社會歷史的文化產物,本是真實。

「畢琪讓衣服滑到腳邊,衣服下什麼都沒有,她往前走了一步,不對,是往後退了一步,但是在鏡頭裡看起來卻像是整個人往前逼近。她站得直挺挺的,昂首立在相機前面,無所畏懼,看著前方,彷彿這裡只有她一個人。」

攝影可以很男性,攝與被攝之間,亦為權力流動的最佳展現。安東尼歐拍攝畢琪,命令畢琪穿什麼衣服,擺弄何種姿勢,男性在鏡頭中操控女性,本來是攝影史無可迴避的議題。小說寫得有趣是,既呈現了這種凝視的權力關係,又絕不簡化其中兩個人真實互動的複雜。畢琪擺脫了安東尼歐的命令,突然脫光衣服,直視本應為觀察者的男性,逆反此一權力結構。

這種逆反的突破,打進了安東尼歐的心靈,拍下讓他覺得滿意的照片,未嘗不是一種正面的肯定。雖則,安東尼歐只顧拍照,沒有理解畢琪的情意,讓她哭了,但仍足以使安東尼歐愛上了她。至此,已經很直接揭示了,攝影之追求不止於方法,更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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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hud Neuhaus, Unsplash

三:由人到物,「攝影對象」的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