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導讀：台灣研究者不可視而不見的重要文化遺產

文：翁佳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書審訂者）

【導讀二】《臺灣地名辭書》的遺產與未完課題

一、本書特色：有標音的中文地名辭書

伊能嘉矩於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臺灣地名辭書》，一直是台灣研究者不可視而不見的重要文化遺產，今日再出版這本也許是「過時」的舊作，絕對有其特定的時代意義。我忝為本書的審訂，重點多在校正伊能書中的拼音，以及還原他所引用的中外文獻原文。校刊完畢後，我應命也該寫篇文章交差。

由於花了不少時間，將本書之地名由日語假名拼音轉譯為羅馬字拼音，①所以若要我為本書舉出特色或特徵，我首先會說這是一本少見有標音的中文地名辭書。然而，如譯者導讀提到的，本書從撰寫到出版，前後費時不到一年時間，再怎麼厲害的研究者都無法寫得完備，尤其是地名的逐條標音方面，顯然非全為實地調查所得，至少在書中看不到客家語系的發音。從他將「溪（Khe/Khoe）」、「街（Ke/koe）」，一律標為khoe/koe，可研判他或辭書編輯者的徵詢或參考對象，應以同安腔發音者為主。

因此，本書的標音是特徵，而時間因素卻使本書有些標音上的缺點， 但這些缺點正可刺激我們日後的研究。我隨手舉例如下：

（1） 地名有鼻音（nasal）之處，伊能不像語言學家小川尚義等人那樣，有另一套標準的假名標音系統，因此無法將地名中常見的鼻音，如：嶺níann、城sîann、圓înn、山soann、鼻phīnn、坑khinn、三Sann、泉chuânn、楊Iûnn、埕tîann、墘kînn、匠Chīunn、井chínn、半Pòann 等等，標示出來（中譯書中我們自行標出）。

（2） 由於此書撰寫時間甚短，手民之誤自然難免，若非如下文所述之因素，我們就將原拼音逕自改正轉譯成羅馬拼音。例如，基隆附近新北市之「馬鎖」，應為「マアソヲ」，書中誤排為「マアソタMaasota」；高雄鳳山「雙慈亭Siang-chû-têng」，日本假名排印成「ツァンツウテェンChuang-chu-teng」，顯然是將「シ」誤排為「ツ」。雲林北港街「旌義亭Seng-gī-têng」，排成「シェギイテェン」，明顯可見是漏掉「ン」，即原字應為「シェンギイテェン」。這些都是明顯印刷錯誤，而且數量不多，逕行改正不致誤導伊能原意。

（3） 比較重要的是，如下所舉之處，書中拼音從今天角度來看不一定正確，我們卻不糾正或逐條另行註解，而留待有心讀者去探討箇中原因。拼音錯誤，有時似乎非伊能之過，而是所諮詢的台灣人口音殊異，或誤讀自己鄉里以外的地名有以致之，例如：

• 台北的「芝山巖」書中標音Chi-soann gâm，gâm應為giâm。
• 「玉山」，通常都用文讀音giok-san，書中標成白讀音的giek-soann。
• 台中沙轆（沙鹿）標音成Soarok，然而當地人迄今仍說Soa-lak；台中大雅「埧雅（Kū-gá）街」（原稱埧仔庄），是直接照漢字拼音，大誤。當地人發音「Pa-á」，「埧仔」是溪埔地，清代《彰化縣志》寫成「阿河巴莊」。
• 彰化二林一帶的「大突（Tōa-thut）庄」，也應是外地人看漢字發音，彰化在地人通常講：Tāi-thut。
• 雲林「林內（Lîm-lāi）」，亦誤，當地人迄今仍說成：Nâ-lāi。
• 嘉義六腳鄉的「大塗師（Tōa-thôu-su）」，誤，當地人讀音為Tōa-thôu-sai，地名漢字也常被寫成「大塗獅」。
• 彰化、雲林與嘉義常見的「荷苞（嶼）」或「霞苞」地名， 書中也是看漢字標記為「Hô-pau（sū）」，原音應是Hâ-pau， 至少當地人曾這麼說。
• 台南著名的舊地名「青峰闕（Chheng-hong-khoat）」，書中誤記為Chhinn-phang-khoat。此非孤例，連台中聞名遐邇的「霧峰（Bū-hong）」，也被誤標成Bū-phang。也許「峰（hong）」字，被知曉漢字的文人誤讀成「蜂（phang）」了。另外， 台南同樣著名，研讀台灣史都會注意到的兩個地名：荷蘭人選擇建築城堡街市的「一鯤身（It-khun-sin）」，以及荷蘭時代就已經是鹽田的「瀨口（Loah-kháu）」，也分別被標音成Chit-khun-sin、Nái-kháu，這是不對的。

上舉幾條有問題地名以及其他未列舉者，中譯本都保留原標音，同時也在這裡提醒有心研究者，得留意書中標音之缺陷處，不要未經批判便接受，也許可藉此發展出不少地名語言學的議題來。

例如，前述彰化的「大突（Tāi-thut）」，原來與荷蘭文獻著名贌社地點Taytoet 語音一貫相連。雲林西螺、海豐一帶的「布嶼稟」，書中標記成Pò-sū-lín，但熟悉漢字語音者可知「稟」音pín，即可研判此條拼音錯誤。而此地地名的正確拼音應為Póu-sî-pín，亦即荷語檔案中的Bosipin，這是原住民對當地一條小溪的稱呼。② 再由清代史料可得知，此地於清初即有薄昇澯請墾，顯見其並非完全是瘴雨蠻煙之區。③

順便一提，著名的高雄、民雄舊地名「打狗」、「打貓」——老一輩常用此詞戲說台灣人以前打狗又打貓，虐待動物——，若從長期文獻參照研究，兩地地名原音大抵是：Tancoija、Davoha，即：Tân-kóu-á、Tá-bâ。至少， 清代文獻通常寫成「打猫」，猫音bâ；清代文獻曾解釋「打狗」即「打鼓」， 且19世紀後半葉的打狗英文通常拼成Takaw，可證遲至19世紀後半，當時語音有別於現在。伊能於本書中已經標音成Tá-káu、Tá-niau，顯然20世紀初，此二地地名發音已有幾近斷裂式的改變。

二、地名基礎研究的「歷史學」遺產

現在出版這本書中譯，除了上面提到地名標音的重要性外，還有另一個意義，那就是再喚醒地名研究中，歷史學不可缺席。

20世紀戰後的台灣地名學研究或編輯，通常受古亭書屋影印流傳的日本時代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1938年）之影響；中文著作，則有1960年代以來陳正祥《台灣地名辭典》等書，以及當時省文獻會印行洪敏麟部分的《台灣舊地名之沿革》，師大地理學系出版陳國章《台灣地名辭典》、《台灣地名學文集》等論著。值得注目的是，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從1995年（當時名稱為省文獻會）起，有意重修與繼續完成《台灣舊地名之沿革》未竟之業，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施添福教授編纂大部頭的《臺灣地名辭書》，也已將近完工階段。

戰後地名研究或辭書編纂，幾乎是由地理學系統進行。這也難怪， 近代學術史上，地名學（Toponymy）原是地誌學（Regional Geography ／ Länderkunde）的一支，歷史學或民族學研究者參與，比較不被注意。伊能嘉矩1909年出版的此書，在學術意義上就是顯露另一支「史地」之「史」的傳統。

伊能這本地名著作，如所周知，是吉田東伍《大日本地名辭書》的續編。吉田氏素來被稱譽為日本地名學研究巨擘，他未受正規教育，一人獨居獨力費時約13年，終於在1907年出版11鉅冊的日本地名辭書。吉田立志編寫地名辭書，是受日本「邑志」傳統鄉土史料的影響，亦即與東亞傳統的方志有一脈相承之處。④作為續編的台灣辭書，除了反映現代性以外， 自然也要符合這樣的傳統方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