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血緣」是中國拉關係的資本,但南洋華人不一定聽命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血緣」是中國拉關係的資本,但南洋華人不一定聽命
圖為在廈門大學的陳嘉庚銅像,陳嘉庚是知名南洋華僑領袖。Photo Credit: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這都說明,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

文:郭慧英

「邦」內之「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一)

從1914到1941年間,新港華商的商業策略沒有受意識形態所限。各語言群網絡(即「幫」)扮演重要的商業與政治動員角色。各「幫」既為英殖政府提供管治菁英,也為日本帝國南進提供支援。

在20世紀前半葉,新港華商各幫建構自己的移民與商業網絡,以中國民族主義語言聯繫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進行國貨運動之時,行使「跨國經濟公民權」,希望享有中國關稅自主優惠。新港兩地華人自稱華人,其實是間接承認中國政府以血統主義為綱的國籍法。但他們居於中國大陸之外,所生產的商品終究不被中國政府視為國貨,無法享得中國關稅自主的好處。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退守南京,失去中國沿海重要城市,中國國界萎縮,中國政府才意會到,讓香港製造業取得國貨認證,有其戰略價值(第六章)。

在「中華」之名下,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境內不同政治勢力合作,對「中國」因而有不同政經與文化演繹。在1930年代前半葉,「中華」一詞意指南京中央政府,或指建設「新福建」、成就「新廣東」。於1930年代後半葉,即使反日情緒高漲,各「幫」身分界線仍存。南僑總會成立時,陳嘉庚曾表示,以粵僑為主的香港反應冷淡(第七章)。

在兩次大戰間,全球自由貿易受各國保護政策衝擊,新港華商在英帝國、日本帝國、中國之間,利用英帝國特惠關稅、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南進政策,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也突顯了「彈性公民權」。新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這都說明,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也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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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圖為1941年的新加坡。

「邦」內之「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二)

在後殖時代,國家力量積極消除殖民統治的正當性,邊界與對外聯繫被重新定義。

二戰結束後,陳嘉庚從爪哇避難返新,受邀參與馬來亞華僑總公會之籌組。他表示,「咸認團結為戰後華僑最重要任務,然余再三考慮,仍無把握,故不敢造次……夫團結二字,豈易言哉,姑無論南洋及全馬之廣,只就本坡而言,能否團結,未敢肯定。」陳嘉庚希望,「各幫學校應統一辦理、各幫大小會館及無數同宗會,亦須減少合併。」 要實現此一團結目標,方法是「設星洲華僑教育會,總辦全坡華僑教育」,以及「各幫各留存會館一所,如福建會館、廣州會館、潮州會館、瓊州會館、客屬會館、三江會館,至於一府一縣之會館,可合併於以上之大會館。同宗會取消,所取消各會館及同宗會等之屋業,概歸教育會管理。除作校舍外,餘可收租,以補校費。其他產業不在其內,亦可自動捐於教育會。」陳嘉庚的共同體建構策略,是以學校建構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以消弭各幫身分邊界,整合資源,精簡架構,以免「疊床架屋」,造成浪費。陳嘉庚此舉卻否定了自下而上、強調自發、盛載族群意識的「離散性公共空間」。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印尼萬隆會議,並在會中表示不會以「血統主義」原則承認海外華人的雙重國籍。這種言論令始自晚清時期以「血統主義」聯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共同體構建方式暫告一段落。1964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最年輕的創始人楊纘文曾回顧商會歷史,分析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自我邦獨立後,華人也是組成國家的一分子,大家加強了愛國的意願,居住於斯,效忠於斯,服務於斯。中華總商會,不只是照顧華族人士利益而已,它也兼顧到其他各族人士的共同利益問題。換一句話說,今日中華總商會已成建國的一主要分子,與各族人士,共赴時艱,促進建國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我邦」是指當年的馬來西亞聯邦,翌年8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建國獨立。

血緣關係、同鄉、同語言等「社會資本」,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又再重新被活用,中國與海外華人關係邁進新一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積極動員海外華人,吸引海外華人資本,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大中華」概念由此而生。從1980年代起,很多海外華人從臺灣、新加坡、香港和其他環太平洋地域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也有不少海外華人移居中國。1990年代之後,有更多中國公司在海外成立分支,香港和新加坡是首選地。社會學者韓格理(Gary G. Hamilton)曾言,香港是「大中華圈國際性首都」(cosmopolitan capital of Greater China),因為這個地方匯聚南至北的資金,以及北至南的商業機會。從經濟社會學角度看,「大中華圈」其實是華人的跨域經濟與文化空間,這屬於世界經濟,不囿於單一國家。

杜維明曾比較冷戰時期,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海外華人社會對儒家文化的重視程度,以及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革時期的政策。他認為,中國大陸是儒家思想的發源地和中心,海外則屬於儒家思想的傳播目的地,屬於儒家文化邊陲地。這種中心—邊陲觀,其實可以杜贊奇的多重文化中心論作批判。文化內涵隨時勢而變,文化正統不一定存於來源地,在傳播過程中,正統文化不免會揉合地方歷史色彩。海外與中國境內的儒家,或有相同文化表徵,但其意涵已因地方脈絡之不同而各異。

在「大中華經濟圈」,「血濃於水」之說其實無法完整描述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海外華人生於海外,持外國國籍,這並非中國境內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再者,如王愛華(Aihwa Ong)所論,海外華人或具「彈性公民權」意識,他們的中國認同往往只是與其他政治認同共存的權宜工具。自1970年代末,在「晚期資本主義」時期(即近年慣稱的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全球海外華人資本家為求積累資本,挑戰二戰後民族國家對資金與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海外華人資本湧進中國沿海各大城市、泛太平洋地區主要首府、港口城市,新的跨域空間由此被建構。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季風帶文化出版

作者:郭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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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華民族」屬近代所建構的概念,於近世之中,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對此一概念的理解有何差異?
  • 閩、粵、潮、客等移居海外的華南地方族群,對「中國」之想像有何不同? 為何如此?
  •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陸國民政府乃至英治下的香港與新加坡,對「國貨運動」的理解與盤算有何不同?

「中華民族」並非自古以來自有永有之概念。在20世紀初,中國大陸之政情﹑新加坡與香港的英殖管治﹑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在南洋的勢力擴張﹑移居海外的華南地方族群對其廣東與福建等不同僑鄉各異的關心之情﹑海外華商受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的商業利益計算,都是形塑「中國」想像的各種不同力量。為此,在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之間,中國民族主義精神有不同演繹。

換言之,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並沒有自動消弭各語言群之間的鴻溝與差異,自動統合各僑鄉聯帶的國家認同。在二次大戰之前,泛中國想像共同體仍未真正成形,廣東、福建、客家等以鄉音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仍具重要影響力,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各有不同詮釋。1910年代末,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精神以反日為綱;至1920年代,英人被視為敵人;至1930年代,日人再次成為公敵。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定義屢有變化,不同華商網絡之間的磨擦隨之而生,鄉緣聯繫最終消磨而非鞏固海外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

在此脈絡下,我們應當重新審視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港口城市的歷史發展軌跡。於近世之中,新加坡與香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進一步地說,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與此同時,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政府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各種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20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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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季風帶文化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