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血緣」是中國拉關係的資本，但南洋華人不一定聽命

文：郭慧英

「邦」內之「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一）

從1914到1941年間，新港華商的商業策略沒有受意識形態所限。各語言群網絡（即「幫」）扮演重要的商業與政治動員角色。各「幫」既為英殖政府提供管治菁英，也為日本帝國南進提供支援。

在20世紀前半葉，新港華商各幫建構自己的移民與商業網絡，以中國民族主義語言聯繫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進行國貨運動之時，行使「跨國經濟公民權」，希望享有中國關稅自主優惠。新港兩地華人自稱華人，其實是間接承認中國政府以血統主義為綱的國籍法。但他們居於中國大陸之外，所生產的商品終究不被中國政府視為國貨，無法享得中國關稅自主的好處。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退守南京，失去中國沿海重要城市，中國國界萎縮，中國政府才意會到，讓香港製造業取得國貨認證，有其戰略價值（第六章）。

在「中華」之名下，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境內不同政治勢力合作，對「中國｣因而有不同政經與文化演繹。在1930年代前半葉，「中華」一詞意指南京中央政府，或指建設「新福建」、成就「新廣東」。於1930年代後半葉，即使反日情緒高漲，各「幫」身分界線仍存。南僑總會成立時，陳嘉庚曾表示，以粵僑為主的香港反應冷淡（第七章）。

在兩次大戰間，全球自由貿易受各國保護政策衝擊，新港華商在英帝國、日本帝國、中國之間，利用英帝國特惠關稅、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南進政策，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也突顯了「彈性公民權」。新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這都說明，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也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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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內之「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二）

在後殖時代，國家力量積極消除殖民統治的正當性，邊界與對外聯繫被重新定義。

二戰結束後，陳嘉庚從爪哇避難返新，受邀參與馬來亞華僑總公會之籌組。他表示，「咸認團結為戰後華僑最重要任務，然余再三考慮，仍無把握，故不敢造次……夫團結二字，豈易言哉，姑無論南洋及全馬之廣，只就本坡而言，能否團結，未敢肯定。」陳嘉庚希望，「各幫學校應統一辦理、各幫大小會館及無數同宗會，亦須減少合併。」 要實現此一團結目標，方法是「設星洲華僑教育會，總辦全坡華僑教育」，以及「各幫各留存會館一所，如福建會館、廣州會館、潮州會館、瓊州會館、客屬會館、三江會館，至於一府一縣之會館，可合併於以上之大會館。同宗會取消，所取消各會館及同宗會等之屋業，概歸教育會管理。除作校舍外，餘可收租，以補校費。其他產業不在其內，亦可自動捐於教育會。」陳嘉庚的共同體建構策略，是以學校建構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以消弭各幫身分邊界，整合資源，精簡架構，以免「疊床架屋」，造成浪費。陳嘉庚此舉卻否定了自下而上、強調自發、盛載族群意識的「離散性公共空間」。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印尼萬隆會議，並在會中表示不會以「血統主義」原則承認海外華人的雙重國籍。這種言論令始自晚清時期以「血統主義」聯繫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共同體構建方式暫告一段落。1964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最年輕的創始人楊纘文曾回顧商會歷史，分析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自我邦獨立後，華人也是組成國家的一分子，大家加強了愛國的意願，居住於斯，效忠於斯，服務於斯。中華總商會，不只是照顧華族人士利益而已，它也兼顧到其他各族人士的共同利益問題。換一句話說，今日中華總商會已成建國的一主要分子，與各族人士，共赴時艱，促進建國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我邦」是指當年的馬來西亞聯邦，翌年8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建國獨立。

血緣關係、同鄉、同語言等「社會資本」，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又再重新被活用，中國與海外華人關係邁進新一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積極動員海外華人，吸引海外華人資本，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大中華」概念由此而生。從1980年代起，很多海外華人從臺灣、新加坡、香港和其他環太平洋地域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也有不少海外華人移居中國。1990年代之後，有更多中國公司在海外成立分支，香港和新加坡是首選地。社會學者韓格理（Gary G. Hamilton）曾言，香港是「大中華圈國際性首都」（cosmopolitan capital of Greater China），因為這個地方匯聚南至北的資金，以及北至南的商業機會。從經濟社會學角度看，「大中華圈」其實是華人的跨域經濟與文化空間，這屬於世界經濟，不囿於單一國家。

杜維明曾比較冷戰時期，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海外華人社會對儒家文化的重視程度，以及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革時期的政策。他認為，中國大陸是儒家思想的發源地和中心，海外則屬於儒家思想的傳播目的地，屬於儒家文化邊陲地。這種中心—邊陲觀，其實可以杜贊奇的多重文化中心論作批判。文化內涵隨時勢而變，文化正統不一定存於來源地，在傳播過程中，正統文化不免會揉合地方歷史色彩。海外與中國境內的儒家，或有相同文化表徵，但其意涵已因地方脈絡之不同而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