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疫情之名:中國基督宗教成為危害社會主義的精神鴉片?

以疫情之名:中國基督宗教成為危害社會主義的精神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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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夕,中國河北省爆發一波疫情。雖然局勢很快得到控制,但有關「宗教活動導致病毒擴散」的說法卻造成持久影響。德國漢學家呂恆君認為,這一現象體現出民粹與民族主義思潮之下,左翼主導的中國社會輿論對於宗教信仰、特別是西方基督信仰的排斥與對抗心理。

文:呂恆君(Hangkun Strian,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哲學博士、獨立學者,DVCS漢學學會會員)

中國在第二波疫情的影響下迎來了牛年春節。政府一方面號召民眾就地過年,控制春運往返與節日聚餐人數;一方面以國務院發布的「六不準」條文,禁止地方政府在返鄉防疫工作中實施「層層加碼」、「一刀切」等粗暴方式。因疫情爆發而封鎖34天的石家莊火車站也終在春節前夕迎來了重新開放。

但日趨寬鬆和緩、總體平穩的節日氣氛似乎並未惠及宗教界。

在全國範圍內,宗教領域仍然實行「雙暫停」防疫方式:即宗教活動場所全部暫停對外開放,集體宗教活動全部暫停。「雙暫停」各地具體時段雖然不等,但大致說來,從1月9日北京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陸續實施;其至少涵蓋至2月26日的正月十五元宵節(廣東)或至3月中旬(重慶),部分地區尚無解禁明示。

「雙暫停」屬於當前較為獨特的抗疫現象,折射了中國社會複雜的宗教現狀。其導火線,首先在於與抗疫敘事相交織的、民間輿論與官方治理之間的張力。

自一月初河北省爆發第二波疫情以來,網路上廣泛傳播「歐美神父在石家莊藁城區小果莊傳教而帶來歐洲病毒」的虛假訊息。

石家莊天主教愛國會與教區隨即嚴正聲明,該區「並非天主教村」、「歐美神父來中國現在幾乎不可能」且需隔離檢疫等,但〈健康時報〉仍於1月7日通過「感染者參加活動」這一官方線索,追蹤報導出「除了婚宴與百歲宴,藁城區小果莊有一些信教的村民每週三、週五、週日會聚集在一個家庭裡進行宗教活動」。

在民粹主義渲染之下,本是位列「婚宴」、「百歲宴」等平常聚會之後的「宗教活動」,頓時成為網路眾矢之的,迎來一場輿論界的暴風雨。

次日,北京在疫情防控工作記者會上聲明,全市155個宗教活動場所及840名教職人員並未出現一例感染或疑似病例,但「根據疫情防控暫停北京所有宗教活動」,並承諾「對農村地區非法宗教活動開展專項排查」、「堅決遏制違法違規宗教活動」及「堅決防止聚集性疫情風險」。

9日,石家莊疫情發布會再次聲明,「小果莊村信教村民都是基督徒」,「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疫情源頭和宗教聚集有直接關係。」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隨後的河北省考察之中(1月15日至18日),雖也要求「暫停宗教場所、聚會點聚集性宗教活動」,但同時亦說明「這次疫情傳播源頭調查尚未取得突破」、要強化相關部門的合作。

與官方上述較為客觀審慎的表述形成鮮明對比,網路上針對西方基督宗教的批評熱潮洶湧不斷,內容不乏捕風捉影、重複拼湊。

中國左派民間機構昆侖策研究院、左派民間網站烏有之鄉等,先後發文登載〈石家莊病例參加活動迷局:宗教何以席捲農村〉、〈精準扶貧的成果,正被外來宗教收割〉等文章,引起網路廣泛閱讀傳播。這些文章大多以農村地區基督宗教的傳播為重點,直斥其為「精神鴉片」、「向農村滲透」,以及「農村被天主教和基督教侵蝕」、「宗教勢力捲土重來」等,甚至指責基督教徒「危害社會主義制度」。

雖然天主教會及宗教神學網站均進行辟謠,但因受眾侷限於教內人士,並未形成有效影響力。

部分宗教學者及觀察者發表〈石家莊疫情下的「農村非法宗教」〉等文章,解讀小果村聚會應屬福音新教正常堂點,屬於規範有序的正常集會;並指出基督宗教彌補基層組織及社區意識的缺失、對農民工等社會底層提供精神撫慰與社會扶助等作用。

〈疫情、教堂、義和團〉等文,則直斥民粹主義的排外、盲動與暴戾之氣。而隸屬於地下教會的一些網站,則指責這一切乃是源自共產黨內部的一場策劃,目的在於打擊或清洗地下教會。

隨著各地宗教界「雙暫停」的陸續實施與傳統春節民俗氣氛的上揚,這一切紛爭彷彿也被按下了一道無聲無息的暫停鍵。

與官方一遇疫情,隨即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緊急疫苗接種以及鼓勵安撫民眾就地過年等強力防疫措施相比,宗教界面對「雙暫停」方式縱有微議,似乎也成為主流敘事之外可自動忽略的聲音。並且,由於在官方無神論意識形態國家,宗教事宜隸屬於「統一戰線」,尚未完全突破其依附性地位,在面對集體主義威權決策時,亦無從進行多角度抗辯,並自動在「家國同構」的文化傳統中被期望服從於「大局」。

但「雙暫停」從本質上來說,仍屬於特殊疫情之下暫時擱置爭辯的一種應急方式。其中種種撲朔不明的曖昧或膠著狀態,難掩當下宗教界及輿論界一些亂象及急需解決的問題。隨著傳統春節假期的結束及疫情的日趨正常化,此類問題引發的社會紛爭必將再次引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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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與民族主義 vs. 基督宗教

首先,這場紛爭凸顯民粹與民族主義思潮之下,左翼主導的社會輿論對於宗教信仰、特別是西方基督信仰的排斥與對抗心理。

自80年代以來,中國宗教活動總體說來呈現持續有序的發展趨勢,其中基督宗教的發展甚至被外界稱為「復興的奇蹟」。據中國政府2018年發布的宗教白皮書,中國有登記在冊的天主教教區98個教堂及活動堂點6000餘處天主教徒約600萬人及教職人員約0.8萬人;基督教則有教堂和聚會點約6萬處,基督教徒3800多萬人與教職人員約5.7萬人。

由於在官方數字之外,中國還存在大量處於「灰色地帶」的「家庭教會」(基督教)與「地下教會」(天主教),2020年〈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引用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數據指出:「中國實際基督教徒應比官方數字多出2200萬左右。加上約1000萬-1200萬的天主教徒總數,中國的基督宗教信徒人數已超過法國(3800萬)與德國(4300萬)。」

面對基督宗教的迅速發展,此次批判文章中大多充斥著「西方宗教於(農村)各宗教信仰中一枝獨秀,而傳統道教、佛教總體狀況萎靡,民間秘聞等等也不如以前興盛」等表述,其心理失衡心態可見一斑。

而在其最終引發的「雙暫停」政策中,廟會等民俗活動由於結合傳統春節節日,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全面禁止,這使得民間信仰得到相對寬鬆的活動空間。

在中國,民間信仰因信眾較多卻又難以界定、且亦承載著廣泛的社會功能,因此也與正統宗教一並納入宗教白皮書。但其無論是在理論體系、神職人員還是組織管理等方面,均缺乏系統性與透明性,因此較易結合民間迷信、滋長民眾迷信心理。

以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港台地區及梵蒂岡均引起注意的某種邪教為例,其常在傳單中迎合民間迷信崇拜心態,以「政府領導人士為上帝之子」等表述開首,結合似是而非的基督教理,以矇蔽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層信眾。並且,其甚至於官方教堂或信眾之中散發傳單,與正統基督宗教爭奪教徒乃至牧者。

在「雙暫停」的空窗期,由於廣大信徒對宗教活動倍生渴慕心理,或許較易為正邪難分、有意模糊教理邊界的邪教組織提供一定可乘之機。

並且,由於民間信仰在傳統上常與宗族勢力、地方自治力量等相結合,民眾動員閾值較低,因此歷史上常與正常的基層治理與基層基督宗教組織形成張力,也多次形成「打洋教」等教案的導火索。民間信仰與民粹民族主義相結合,無疑較易進一步形成針對「西方宗教」的霸凌話語,並滋長民眾仇外或對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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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敘事與宗教無知

以這次輿論風波為例:由於中國官方仍舊採用常見的言論管理方式,即對於左派民間輿論或民族主義輿論相對寬容,這使得民粹性言論在疫情敘事之下迅速發酵,並廣泛傳播仇恨情緒。

而這場輿論的根本性試圖,仍在於以意識形態或「民族至上」等狹隘理念,否定或打擊宗教背後的民眾認同感。而中國天主信徒因在教義方面無法割捨與梵蒂岡的關係,且多分佈在民間基層,掌握的話語權相對弱勢,因此而成為眾矢之的。

另一方面,這場紛爭也凸顯出當前中國社會關於宗教常識的普遍性混亂與缺失。這種常識性睏乏持續至今,已使合法教會及正常宗教工作陷入被動局面。以這次網路紛爭為例,幾乎所有的民間輿論,均無法區分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基本區別,更不瞭解其基本組織運作,以致把正常的基督教「以堂帶點」查經聚會污名化為「非法集會」。

在政府針對「歐美神父帶來病毒」的傳聞進行避謠之後,民粹主義輿論卻隨即以「未成年人參加彌撒違背宗教法規」為由,轉為攻擊小果莊北部天主教堂的正常宗教活動,從而罔顧天主教徒家庭洗禮嬰兒、通過家庭血緣代際相傳的古老傳統。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次輿情還直接劍指宗教官員與合法教會。從初始階段「石家莊市領導大意了」的指責,到中途要求宗教事務局局長辭職(因其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未能阻止「宗教發展」),輿論最後立足於指責合法教會「沒有承擔起道義原則」、「沒有積極向外布道而轉化非法教會」。

當這一切落幕於「雙暫停」的實施,反而使得嚴格依照宗教政策法規行事的合法教會,最終淪落為替罪羊。面對此種局面,官方神職人員大多保持緘默,或以「一言難盡」表達感受。

自中國與梵蒂岡於2018年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以來,已有6名地下主教轉化為合法主教,部分主教在祝聖時公開表示將繼續「維護教會獨立性」。並且,各天主教會已普遍使用「普世教會」作為身份認知;北京、上海等天主教官方網路也開闢「普世教會」、「聖座消息」、「教宗方濟各」等專題。

但由於中國宗教政策總體說來,強調與國情特點相融合、與黨的領導相適應,合法教會仍然受到大學生群體、城市精英群體的質疑或不信任。

除卻服從於體制的微妙因素,部分地方宗教官員「寧左勿右」、爭搶風頭的盲目「唯上」心理,也導致出現一些違背宗教教義的笑話乃至誤解(如在教堂內組織唱紅歌等)。並且,雖然官方神職人員普遍接受過十年左右的系統神學教育(包括與其他宗教的理解與「共融」等),近年來亦在人權文化建設、社會公平和諧等方面努力作出典範,但因嚴格的宗教政策法規,仍然無法向「登記地點」之外的公共社會傳授正確教理知識。

這種宗教界內外互不相通的局面,無法克服或消除公眾社會的各種混亂性認知。

而當宗教問題出現紛爭時,政府通常的做法是頒發法令或條文進行禁止而非疏通討論。以部分地區大學禁止聖誕活動為例,其主要是基於《宗教事務條例》關於教育與宗教的分離原則(第41、44條),針對大學裡近年來較為活躍的「非官方傳教活動」。但由於執行過程缺乏透明性闡釋,也缺乏社會討論環節,反而導致民粹主義的升級。

譬如去(2020)年某大學宿舍管理員於感恩節以巧克力慰問學生,反而遭受到學生關於「過洋節」的舉報,並且這一舉報甚至得到學校肯定。此類過猶不及的民粹主義行為,進一步造成人們對正常宗教活動乃至宗教政策的誤會。

綜上所述,當前「雙暫停」政策及其背景紛爭充分顯示:中國的基督宗教信仰已面臨80年代持續發展而來的一個轉折性節點,其面臨著民間輿論認知、國家宗教政策以及政府治理能力之間的張力。

如何突破這一困境、妥善處理民粹民族主義與普世宗教的關係,無論對中梵關係的進一步正常化而言,抑或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探索而言,均是一個值得重視、探討與持續性觀察的複雜問題。同時,這一問題無疑也塑造著公民社會關於「現代性」的氣質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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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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