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滋味》:日本軍隊對糧食的貪婪需求,導致1945年夏天的飢荒

《戰爭的滋味》:日本軍隊對糧食的貪婪需求,導致1945年夏天的飢荒
圖為日本在二戰時所使用的魚雷轟炸機剪影,背景為旭日旗|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耕種的工作對於留在農村的人而言艱苦繁重,但日本的問題與其說是勞力不足,毋寧說是農業效率不佳,導致勞動生產力難以達到極大化。

文:莉琪・科林漢(Lizzie Collingham)

日本的飢餓之路

我們要是吃了早餐,就不會有午餐。——一個馬來人如此評論日本占領下的糧食短缺

糧食進口的需求是日本最大的弱點之一,而政府在國內糧食供給上的無能,導致城市地區在戰爭的最後兩年裡,面臨逐步惡化的糧食危機。戰前的英國有一半糧食(以重量計算)都來自進口,相較之下,戰前日本的進口食物只占了整體的兩成。然而,英國以減少水果與糖等非必要食品的進口,來解決戰時糧食進口衰退的問題,若要日本也這麼相應處理,難度會高上許多。雖然進口食物只占總糧食消耗量的一小部分,這一小部分卻對日本人的飲食至關重要。

日本幾乎所有的鹽、百分之九十二的糖、多數的大豆及大約三分之一的稻米都來自進口。儘管鹽的用量少,卻是調節人體功能的必要元素。日本人將滿洲出產的大豆加工製成味噌,這是一種大豆泥,在日本料理中經常可見,也是農民飲食中重要的蛋白質來源。都市人口仰賴朝鮮與台灣出產的稻米。這些進口量只要微幅下降,都會造成日本飲食嚴重不足。

日本唯一相對可以犧牲的食物是糖,其進口量在戰爭期間的確漸次減少,從一年超過八十萬噸的貨量降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八萬兩千噸。雖然如此,由於糖在戰前飲食貧脊的熱量中占了百分之七,其進口量的削減依舊導致日本人飲食熱量的下滑。糖供應量的不足也大幅降低了食物的嗜口性。

戰前日本飲食中的動物性蛋白質大多來自魚類。到了一九四一年,魚類的配給以魷魚為主。當時在東京一家補習班念書的齊藤睦雄(Saito Mutsuo),他的老師觀察到魷魚棲息在沿岸的淺水域,認為這是不祥的徵兆,顯示深海漁業幾乎停擺。戰時人力短缺,漁船為軍隊所徵用,燃油、甚至是製造繩索和魚網用的棉麻原料的匱乏,無不導致漁獲量下滑超過五成,使戰時飲食的營養價值大幅下降。

英國藉由重整農業並推動牲畜養殖轉型為作物栽種,來彌補糧食進口的損失。日本農業經濟的操作空間則小得多。農業以耕地為主,想增加稻米收成,唯一的方法是擴大耕種面積,但是,幾乎每一吋平地、甚至連山坡地都已種滿了稻米。戰爭期間的勞力短缺與肥料進口的驟減也重創了農業產能。這表示,日本農業未能調整並補足下滑進口量的同時,生產的糧食也減少了,由此,對進口的依賴更深了。

稻米與地瓜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日本這麼一個為了追求自給自足而建立海上帝國的國家,在參戰時所擁有的商船艦隊,居然只夠應付船運需求。為了熬過戰爭,造船業必須立刻著手建造貨船,並且保護毫無防備能力的商船不受美國潛艇的襲擊。然而,造船廠把心力全部投注在戰艦的生產上,到了一九四三年,日本根本沒有資源足以抵禦美國透過潛艇、戰機和地雷進行的全面封鎖。這同時意味著,從那一年起,日本便無法從東南亞進口稻米,國內也漸漸失去必要的糧食來源。

隨著進口量衰退,加上農民難以維持作物的產量,糧食的需求日益高漲。國內的軍力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間從一百萬成長至三百五十萬,他們消耗的稻米也從十六萬一千噸增加到七十四萬四千噸,這相當於一九四三年商船設法穿過美國封鎖線偷渡而來的全部貨量。軍隊的貪婪需求是引發糧食危機的主因,進而導致都市人口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陷入饑荒。

及至一九四二年,日本在中國、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地區建立帝國。一如德意志國防軍,日軍的政策是讓軍隊靠土地生活。船運空間不足,國內的收成也極度匱乏,因此無法供應糧食給派駐海外的軍隊。養活占領軍的重擔,因而落到當地農民身上。倘若有一個地區糧食不足,日本便指示帝國的其他地區運來物資。因此,在滿洲的日軍獲得了經鐵路自朝鮮運來的糧食,菲律賓的駐軍也獲得了來自印度支那與暹羅(今泰國)的稻米——這兩個地區當時維持獨立狀態,但是與日本結盟。

緬甸、馬來亞與印度支那為世界最大的稻米出口區,但稻米貿易管理不當,因而造成產量急遽減少,加上當局大肆徵收物資,導致這些地區普遍缺乏糧食,緬甸和印度支那更爆發了饑荒。如馬來亞教師秦基永(Chin Kee Onn)所說的,「政府大張旗鼓渲染的『新秩序』,到頭來成了『新混亂』,原本宣稱的『共榮圈』,其實是『共貧的恐懼』。」

在戰時的世界裡,女性補足了大多數的農業勞力,日本也是如此。一九四四年,日本農村有超過半數的勞工都是女性。那年五月,記者清澤洌(Kiyosawa Kiyoshi)結束九州(Kyushu)的巡迴演講後,在日記中寫下:「我在火車上往窗外看,在田裡耕種的只有婦女與孩童,偶爾會看到男性,但他們年紀都很大了。」耗盡農業人力資源的,與其說是軍事徵召,不如說是戰時工業。即使日本有半數人口都是農民,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們只占入伍者的百分之二十三。

三○年代初期招募的新兵多來自農村,與中國和美國開戰時,日本軍隊則傾向徵召工廠的年輕技工,這些人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間入伍的士兵中,占了百分之四十三。然而,許多體格健壯的年輕男女離開了農村,到城鎮賺取更優渥的薪水。十五歲的俊志(Toshié)離開村子到新潟(Niigata)的碼頭從事卸載煤炭的工作,家裡對她一天五日圓的薪資很是滿意。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年間,軍隊與工業總計吞噬了四百萬名農村勞工。

一名農婦回想起當時的艱辛,「大部分的男人都離開了,工作還是要做。我們有一片蛇麻草田,雜草長得跟我的肩膀一樣高,割到鐮刀都快斷了。」為了緩解這些生活困苦的婦女所承受的壓力,聯合勞工方案——由三○年代的農村振興計畫制定——擴大了支援。他們不僅鼓勵農戶相互合作進行稻米的移植、除草、採收及打穀,也設立一萬五千間公有廚房好讓她們不用自行下廚,並且開設三萬間托兒所,讓長時間在田裡務農的婦女有地方托育孩子。政府亦免除學童的就學義務,允許他們到農村幫忙耕種。總計有一百萬名學童到農田從事勞動。但是,這項政策跟英國或美國加州所實施的暫時假期並不一樣,而是永久性的停課。

戰爭初期正在就學的田中哲子(Tanaka Tetsuko)想起當時表示,「課程基本上都停了,我們幾乎都是自學……那樣的體力勞動非常辛苦。」田中自我安慰地說,「這是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神聖國家,我們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整個大和民族都在打仗。」學生加入耕地行列的部署行動非常有效,以致日本與德國、英國及美國不同,幾乎不需徵召囚犯或強迫勞工到田裡工作。

儘管耕種的工作對於留在農村的人而言艱苦繁重,但日本的問題與其說是勞力不足,毋寧說是農業效率不佳,導致勞動生產力難以達到極大化。受限於稻田的面積太小,想藉由機械化來提高農產的效率是不可行的。全日本在戰爭期間只有九十九台牽引機,這些機具所仰賴的石油供給都非常有限。隨著所有金屬都流向軍工廠,犁、耙、乾草叉和鐮刀等手工器具的產量全數減半,成了珍貴又稀少的財物。日本的土地相對不肥沃,但用於製造人工肥料的原料(在戰前依賴德國、法國、西班牙與美國)全終止進口了。雖然日本海軍占領了瑙魯(Nauru)、大洋島(Ocean Island)以及聖誕島(Christmas Island)等盛產磷礦的島嶼,進而剝奪澳洲製造人工肥料原料的主要來源,但日本農民並沒有從這些勝利中得到太多利益。

同盟軍在撤退前摧毀了所有地雷與裝備,等到日軍占領這些地區時,多數物資卻因為美國的封鎖行動而無法運抵日本。肥料的進口量在一九四一年為一百多萬噸,到了一九四五年只剩十三萬七千噸。沒有人工肥料,農民只能使用有機堆肥,但其中不包括魚飼料與豆粕肥料,因為這些原料實在太珍貴了,可是要給人類吃的,於是,工作過量的農民不得不投注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蒐集水肥。

戰時政府禁止奢侈作物的耕作,鼓勵每一個農民種植馬鈴薯,這是二戰中無所不在的作物。而在日本,地瓜則居此地位,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地瓜所含的熱量比稻米高出百分之三十,更是小麥的兩倍。此外,地瓜對缺乏肥料的敏感度也比稻米低。一名來自篠原村(Shinohata)的日本女性回憶道,「我們在所有的產稻區種地瓜……做為冬季作物。採收後切成條狀曬乾,這就是我們唯有的點心。」到了一九四五年,地瓜產量增加了四分之一,但其他作物的產量幾乎都下滑。農民尤其沒有多餘產能可耕種蔬菜和水果,導致這兩類作物極度匱乏。

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年代推行的農村振興運動與滿洲移民計畫,都試圖在不影響農村地主的權力與財富的條件下解決國內的農村問題。然而,戰爭的局勢帶來了壓力,驅使政府採取激進手段(且無意中促成了民主的農業體制),將地主從食物鏈中剔除,以改革農村地區的社會結構。地主向佃農收取的租金當中,一般會有一部分以實物償付,因此他們得以囤積稻米。為了確保政府能夠徵收到最多的收成,當局於一九四二年制定《食品管制法案》(Food Control Act)來禁止這項慣例,並且要求地主申請配給證。這麼一來,政府直接向農民收購稻米,得以提供遠高於地主所給的價格,並藉此鼓勵農民種植更多作物。

不幸的是,直到和平時期來臨前,佃農都沒能從這項立意良善的改革措施中獲得完整的好處。戰爭期間,鄉里發展協會侵吞了佃農賺取的大部分利潤,這些組織發起強制儲蓄計畫,實際上是在為政府發放強制貸款。此外,通貨膨脹將農耕設備與消費品拉抬到不可思議的價格,這意味著即使農民收入增加,也難以維持生活水準,還會讓他們產生一種儘管辛苦工作、回報卻很少的感覺。隨著都市的糧食情勢日益危急,政府徵收糧食的目標額度也愈來愈不切實際,勸告農民努力生產作物的態度也日漸強硬。結果,農民失去了工作的熱忱。

一名農民痛苦地表示:「他們要我們『不斷耕田、不斷收成』,好讓他們用低價買走我們累到沒力氣吃飯、辛苦耕種得來的稻米。那樣的生活我受不了。」他說,假使自己當時只耕種足夠餵養家人的食物,然後到都市加入人數不斷壯大的工人行列,過像樣的生活,或許會好很多。一如落後農業經濟的常見走向,市場沒有誘因鼓勵農民生產作物,以致有愈來愈多日本農民在戰爭開打的同時,退居自給式耕作。清澤洌注意到,由於政府徵收稻米的力道比以往更為嚴格,因此佃農向他的父母退租了近一千坪的稻田。他們自家並未自行耕作這些田地,也沒扛下交付高產量額度的重擔,而是棄之荒蕪。「因為這樣……農地漸漸雜草蔓生,」清澤總結道,「食物也愈來愈難取得。」

戰爭結束時,稻田耕作面積減少了一半,大麥也一樣貧瘠。雖然在一九四一年,日本農民生產的稻米足以供應每人每天三百三十六克,但到了一九四五年,稻農收成的作物僅能提供每人每天兩百三十四克的分量。然而,糧食配額高出平民一倍的軍隊大幅成長,而農戶家庭中,每個人分配到的稻米額度是四百五十克到六百克不等。可供應給都市人口的稻米顯然所剩無幾。如果不從占領區進口稻米,日本都市地區必將陷入飢餓。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戰爭的滋味:為食物而戰,重整國際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麥田出版
作者:莉琪・科林漢(Lizzie Collingham)
譯者:張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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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與卡路里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
第一本從帝國糧食供需、殖民及戰地飲食角度出發,
全方位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因與後果的歷史專書。
莉琪・科林漢繼《帝國的滋味》之後又一重磅著作。

糧食供需影響政治外交、國際關係,成為未來人們如影隨行的夢魘。此刻的人們,該怎麼做,才能避免讓饑荒再次成為人們的集體記憶?

近幾年來,人造肉等未來食物的市場興起,饑荒的問題時有所聞,甚或因武漢肺炎的影響,導致各國爭搶食物。這些都和糧食不足有所關聯,加上氣候變遷等因素影響,糧食戰爭一觸即發。

只是,糧食不足的問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作者將時序更往回推進,早在工業革命之後,農業人口大量移往都市,都市人口遽增,糧食供需問題便已蟄伏,隨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逐漸突顯,不但造成許多人飽受飢餓所苦,甚至有許多人活活餓死,進而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作者梳理這段歷史的過程發現,當大英帝國享有大片殖民地資源、美國正值開闢大片疆土、物產豐饒之際,歐洲的德國以及亞洲的日本,正苦於國內糧食缺乏的窘境。於是,英、美兩國順理成章成為典範:德、日兩國認為,唯有奪取廣大土地,保障國內糧食供應無虞,才是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途徑。結果,納粹興起,緊接著便是對蘇聯人、猶太人的迫害,而日本,則在亞洲興起大東亞共榮圈的念頭,名為共榮,實為壓榨。

在糧食短缺驅動德、日兩國向外侵略的同時,以英、美為主的同盟國,在糧食供需上,是否做錯了什麼,否則,何以在二戰結束後,原以為所有問題都解決的當下,卻見世界各地盡是挨餓的人、餓到死的人,尤以印度、非洲、中國最為嚴重?即便在屬於英國占領區的人民,「一天也只吃兩片抹了薄薄一層人造奶油的土司、一匙稀飯和兩顆馬鈴薯——馬鈴薯還經常缺貨。」作者一一透析造成這個結果的失當政策。

書名為《戰爭的滋味》,意在人們已嚐過戰爭所帶來的各種苦澀滋味,尤其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之下,連想像食物的滋味都太過奢求,瀰漫四周的,只有煙硝味和營養不良的人全身所散發的將死之氣。而鑑古知今,解決糧食不足問題,爭地、搶糧以及戰爭,顯然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我們必須為人類、地球的永續而思考,找出更人道,也更有效率的因應之道,避免再讓饑荒成為人類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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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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