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被派駐蒙古國,我成為「秋海棠」變「老母雞」後的第一位受害者

當年被派駐蒙古國,我成為「秋海棠」變「老母雞」後的第一位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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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人對於「秋海棠」與「老母雞」的歷史認知,除了國土疆域縮減156萬5000平方公里的地理觀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那片面積大於台灣43倍的草原國度,近百年來,究竟發生了何種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領域之變異,台灣民眾其實茫然無知。

2021年2月5日《中央社》一則標題為〈外交部:中國施壓蓋亞那終止設處協議,顯邪惡本質〉報導略以:

(台灣)外交部昨天(4日)發布新聞稿指出,台灣與蓋亞那合作共和國(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1月11日簽署設處協議,「台灣辦公室」已於同月15日展開初期運作,該辦公室具備官方代表地位,意義與「代表處」相當,不過,蓋亞那隨後遭中國敦促「修正錯誤」之後,旋即宣布終止該項設處協議,並重申未與台灣建立任何外交關係。

(台灣)外交部對於蓋亞那政府在雙方同意對外發布新聞後,在不到24小時之內,卻因中國政府施壓而片面宣布終止設處協定深表遺憾,並對於中國再次霸凌壓縮台灣國際空間及台灣人民參與國際事務之邪惡本質,表達最強烈不滿與譴責等云云。

上述台灣對外設處的艱辛過程報導,令我憶起2002年9月1日台灣與蒙古政府亦曾分別召開記者會,同時宣佈互於雙方首府設立官方代表處的往事,因為當年時任「三等秘書」的本人,正是台灣外交部首批派赴「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的三名官員之一。

此種人事安排與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派駐「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的佈建雷同,不禁令人感到歷史似乎具有高度的重覆性與相似性,所以時隔百年之後,台灣政府與大清朝廷竟也不約而同派遣三名官員駐蒙,更令人莞薾的類比譬喻,彷彿我就是現代版的「科布多參贊大臣」。

2002年2月28日行政院張俊雄院長內閣時期,發布行政命令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將蒙古排除大陸地區之後,等同實質「承認」蒙古獨立,惟礙於憲法、歷史及政治等複雜因素,當時多數台灣人民無法正視與瞭解,蒙古早已脫離所謂「固有疆域」的事實。

因此,同(2002)年5月21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再以「有關外蒙古是否為中華民國領土問題說明」新聞參考資料,特別列舉四點「事證」,以茲佐證:

  1. 民國35年我國憲法制定公布時,蒙古(俗稱『外蒙古』)獨立已為我政府所承認,因此,當時蒙古已非我國憲法第4條所稱的「固有之疆域」。外交部雖於民國42年提經立法院決議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並未完成憲法領土變更之程序。
  2. 民國91年1月30日行政院發布修正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將原條文「本條例第二條第二款所稱大陸地區,包括中共控制之地區及外蒙古地區」,修正為「本條例第二條第二款之施行區域,指中共控制之地區」,已不包含外蒙古。
  3. 外交部在91年7月8日函示略以:「蒙古已為主權獨立國家,且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國際法上國家之承認,原則上屬於『無條件與不可撤回的』,當時承認之相關要件迄今仍存在。」
  4. 行政院92年4月16日第2834次會議院長提示:「(一)蒙古國早就是一個主權國家,並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與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有正式外交關係,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自應尊重國際社會的共識。故「蒙古國」為我政府所承認之國家。」

蒙古被排除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深層涵義,即不再將蒙古視為「大陸地區」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憲法地圖遂由「秋海棠」變為「老母雞」,使得台灣政府在蒙古烏蘭巴托(Ulaanbaatar)設立代表處的訴求,得以「合理化」。

因為倘若蒙古是大陸地區的一部分,外交部則無法與其進行所謂的「官方」交流,而前述條例施行細則修正後,台灣對蒙發展雙邊關係便可比照「國家」模式,原先負責對蒙事務之主政機關,也因此由當時的蒙藏委員會,得以依照業務屬性移交由外交部負責。

台灣人對於「秋海棠」與「老母雞」的歷史認知,除了國土疆域縮減156萬5000平方公里的地理觀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那片面積大於台灣43倍的草原國度,近百年來,究竟發生了何種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領域之變異,台灣民眾其實茫然無知。

但奇特的是,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於蒙古卻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親切感,畢竟昔日中小學「歷史」課本記載與升學考試的「標準答案」,即是所謂由蒙古人建立橫跨歐、亞兩大陸的大蒙古帝國,是「中國史」上疆域最大的元朝,其開國奠基者是被列為「中國帝王」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鐵木真。

外派蒙古前,我在外交部負責的業務範圍即包括當時由「蒙藏委員會」移交而來的「蒙古檔卷」,因此對於台蒙雙方設處的歷史背景及交涉過程有所掌握。

當日(2002年9月1日)下午3時我方召開記者會宣布設處之後,我立刻接到部長辦公室(簡又新博士時任部長)電話告稱:「部長十分鐘後要召見我,請準備一下」;放下話筒後的我,心情忐忑不安,心想八成是部長準備垂詢我去蒙古的「意願」,並推測這是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執政二年以來,第一個成功對外設處的「國家」,具有外交突破的象徵意義,所以才會一反常態由部長親自「面試」。

在此因緣際會之下,我可能成為「秋海棠」變「老母雞」後的第一位「受害者」。

「你變胖了?」部長見到我立刻說。

「多謝部長關心,可能因為外交部待遇好吧!」我隨即以幽默口吻回覆,並猜想部長可能是拿我進部繳交的履歷照片和現在的體態對比吧!

「剛才召開了蒙古設處記者會,你應該知道吧!現在要徵選幹才前往,並詢問派你去的意見」,部長簡潔明確切入主題。

「如果是『詢問』意見的話,那我可不可先回去問過家人後再決定呢?不過深恐初次外放經驗不足,有辱使命,尚請部長另派幹才前往」,我試圖以家庭因素考量為由,婉拒此次人事派令,「經驗不足,沒關係,會再派『幹才』和你一同前往,只要跟著學就行。」

「多謝部長,我要回去慎重考慮,並詢問家人意見後復」,心想部長果然是歷練過大學教授、電視節目主持人、立法委員及兩任部長(環保署長及交通部長)等職的政治人物,有著反應靈敏、機智過人的本領與口才,能夠三番兩頭話鋒一轉,硬是把我的「意見」反駁回去。

與部長會談近20分鐘後辭出,我便立刻感覺此生將與這個「既親切又陌生」的蒙古產生交集,這是即將在中華民國地圖上「重生」的地方。翌(2)日晨外派部令發布:「茲核定:楊俊業調派代駐蒙古代表處秘書(新職相當三等秘書)」,驗證部長的接見並非「徵詢」而是一場「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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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接獲人事命令起,我開始在書店內及網路上,瘋狂尋找關於西元2000年以後的蒙古近況報導,但當時所獲資訊幾乎只有研究800年前「元朝」的陳年史料,抑或90年代前社會主義時期「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學術論文,這些資料雖對我有些許幫助,但實在解答不了簡單的提問:蒙古人的食、衣、住、行究竟如何?住蒙古包或騎馬?說中文、俄文或英文能通嗎?有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嗎?有新鮮蔬菜和生鮮水果嗎?這些日後與我在蒙古的外派生活切身有關的資訊,卻寥寥無幾。

其實回頭想想,當時連在外交部承辦蒙古業務的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更何況求諸外人解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