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效應》:趁疫情重新建構城市樣貌,在這方面我們可以關注巴黎的變化

《後疫情效應》:趁疫情重新建構城市樣貌,在這方面我們可以關注巴黎的變化
日出時橫跨法國巴黎塞納河的亞歷山大三世大橋|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氣候變遷、恐怖主義與疫情大流行,讓大家意識到,所有城市都會面臨相同的挑戰,應該要共同面對這些問題。

文: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

後疫情時代的城市

不過,呼吸道病毒會改變這一切嗎?其實不會。關於這場疫情大流行的一個迷思,就是只有城市會受到影響。沒錯,疾病永遠會先襲擊城市,因為無論在任何國家,城市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區。然而在大部分國家中,疫情很快就會向郊區和鄉村地區蔓延。與大城市相比,美國和歐洲許多農村地區感染二○一九冠狀病毒的死亡率反而更高。城市中有些人口最稠密的社區反而感染數最少,例如紐約史泰登島郊區的感染情況比人口超級稠密的曼哈頓還要嚴重。

重點是,只要有良好的公共政策,即使在流感的大流行期間,城市生活也能相當安全。以國外為例,就算是龐大的城市也可以妥善防疫。香港、新加坡和台北都是人口密集的城市,有擁擠的大眾運輸系統,但二○一九冠狀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卻低得非常驚人。到了二○二○年七月下旬,香港雖然每年會接觸到上百萬來自中國的旅客,但累計的二千一百個病例中卻只有十八例死亡。

這些城市之所以能夠成功對抗病毒,是因為他們早已做好準備。之前的SARS大流行讓這些國家學到了慘痛的教訓。他們投資於醫療保健和衛生,並對冠狀病毒及早做出了積極而明智的反應。若能有優良的人才領導,城市的高密度就不一定會和厄運劃上等號。

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資源更少、問題更多。在這些國家的城市中,窮人居住在擁擠的社區裡,衛生醫療服務的壓力非常大,甚至完全不堪負荷。這裡的居民很少看醫生。隨著疫情蔓延,這些城市顯然是最不堪一擊的地方。有些城市在壓力之下開始想方設法解決問題,例如孟買的官員提議要積極追蹤、測試和隔離亞洲最大的貧民窟之一「達拉維」(Dharavi)的居民,以阻止疫情擴散。英國廣播公司駐印度記者比斯沃斯(Soutik Biswas)表示:「私人醫生已經前往發燒營。資金雄厚的市政當局、政治人物和非營利組織,則提供了成千上萬的免費餐點和口糧。寶萊塢演員和商人捐贈了裝備、氧氣瓶、手套、口罩、藥物和呼吸器。」

在危機發生前,這座城市中大部分的菁英從沒想過生活周遭的貧困人口問題,更別提還親自去拜訪了他們。在十九世紀末,由於霍亂爆發,以及關於「另一半的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等居住空間過度擁擠的報導蔚為流行,刺激了歐洲和美國的城市進行改革運動。如今,開發中國家的城市所面臨的問題規模比過去還要嚴重好幾倍,但追根究柢,其實只要運用西方城市在一個世紀前以衛生和淨水為中心的做法,就可以輕鬆解決問題。此外,這次的疫情大流行,可能會刺激人民針對其他災難採取預防措施。根據聯合國估計,在全世界人口超過五十萬的城市中,有五九%為颶風、洪水、乾旱、地震、山崩或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的高風險地區。

當然,城市本身也有一些問題。在美國的城市中,預期壽命的差距反映出了令人沮喪的種族與經濟不平等現象。在芝加哥以白人為主體居民的斯特維爾(Streeterville)高級社區成長的新生兒,平均可以活到九十歲,比南部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恩格爾伍德(Englewood)社區出生的人多了三十年。

同時,警察對待黑人和白人的方式極為不平等,這個殘酷的事實在城市中尤其明顯。這些落差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而是必須從許多方向進行深入改革。然而,城市通常會凸顯出國家的問題,並將這些問題局限在單一空間中。美國到處都有不平等和種族主義的問題,城市只是強迫我們去面對這些問題,而不是用大門和私人保全把問題從自家門前趕走就好。

我們知道,城市一直以來都是思想、改革與行動的中心,也是政治進步的來源。正如伊比森(John Ibbitson)和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在他們的全球人口學研究中所解釋:「當一個社會開始都市化且女性獲得更多的權力時,親屬關係的束縛、宗教組織的權力、男人的統治地位與生育率都會下降。」

農村地區喜歡多子多孫,因為這表示有很多工作人力。在城市中,大家族是一種負擔,尤其對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城市讓女性擺脫了守舊的鄉村生活,為她們提供了新的機會。市中心也是社會行動主義的起點。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運動都是始於城市。就連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綠色和平組織和許多活躍的環保組織,都是由都市人所成立。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後,抗議者也是聚集在美國的城市中,要求警方進行改革。

開發中國家都市化的腳步將會繼續快速前進。事實上,到了二○三○年,開發中國家將成為全球八○%巨型城市的所在地。

然而在已開發國家,都市化可能已經達到高峰。目前在美國,城市人口的比例為八三%。到了二○五○年,這個比例可能會攀升至八九%,而這數字似乎已經接近自然的極限。研究人員指出,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大城市的人口開始減少,因此有些人擔心會再次發生像一九七○年代那樣的出走潮(當時紐約失去了一○%的居民)。

休士頓、華盛頓特區和邁阿密等其他城市的成長率,近年來也逐漸趨緩。

然而,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大程度與城市生活的高成本有關,而這其實是成功的徵兆,並不是一件壞事。畢竟,美國的城市在一九七○年代是因為「白人遷徙」(white flight)而流失人口,今日的城市則是因為太多的富裕人士想要入住而面臨士紳化的問題。無論如何,大部分離開城市的人,都不是前往小城鎮,而是在城市內遷移、搬到其他城市,或是換到小城市中。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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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期國內政府組織的重要大事之一,就是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這個過去主掌國家科技發展預算及科研方向的部會,為何要在這個時刻重新調整組織體質?以及國科會聚焦科技賦能「創新、包容、永續」議題,有哪些不同於以往科技部的實際作為?我們專訪國科會首任主任委員吳政忠了解背後脈絡,讓民眾更理解國科會的任務,透過科技轉型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的嶄新出路。

科技部為何要改制為國科會?關鍵的決策考量之一,就是因為在科技管理過程,國家整體預算的限制,領導人必須找到最值得投資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在此脈絡下,吳政忠提到他在2017、18年時候,他擔任政委與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共同邀集多個國內政策智庫、領域專家,並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不同世代、拜訪國際專家,採取多軌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共同集思廣益之後,擘劃出「台灣2030願景」藍圖。

這項跨智庫的研究勾勒出台灣未來將面臨的具體挑戰,像是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資源循環利用、工作樣態劇變、地緣政治…等明確方向。針對相關趨勢,經過多次討論檢視,提出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不過這些議題跟科技有關面向,交給過往的科技部執掌就好,為何需要國科會扮演統籌角色?

吳政忠解釋,在他心中,國家的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本身,而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環環相扣。如果是過去的科技部角色,很難與其他部會落實橫向的有效串接,因此在這個國科會成立的時間點,不僅能有效配置政府的科技預算,同時還要整合其他跨部會成員,讓各自部會原本執行的任務能加以妥善融合,更有效率達成未來2030年的「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

另一方面,吳政忠也提到,當這幾年疫情肆虐全球,口罩國家隊、晶片半導體,讓台灣躍升為舉世矚目對象。我們該如何從立基於ICT產業代工、OEM的基礎,運用新科技輔導台灣蛻變為兼具創新、包容、永續的數位島嶼、智慧國家?透過本次專訪,深入洞察國科會在管理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會扮演哪些要角及達成哪些任務。

以科技為體、跨部整合為用,從代工心態蛻變創新思維

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可能成為日後成長的阻礙。針對2030年願景的「創新面」,吳政忠提到,過去台灣善於等待歐美品牌開規格,再透過技術、人才實力在代工階段取得立足之地。現在,台灣更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創新之路,因為過去OEM模式下的人才培育,造就我們只練習解題,但不會出題目,於是商業競爭只能搶到次要商機。

台灣要創新,就必須有系統化改革,例如過去我們都避免犯錯,這與創新是格格不入的,而政府組織如果只仰賴單一部會,缺乏整合是無法用國家層級進行科技轉型。吳政忠說道,「國科會的成立,就是扮演協商跨部會的關鍵角色,從上游研究、中游法人單位、到下游業界應用,跨產學研一棒接一幫串起來,引領創新之際也能做到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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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分享,國科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做跨部會、上下游整合的工作。

要讓政策、計畫、再到管考,形成一個完善的Closed Loop(閉環),吳政忠以低軌衛星產業為例,他說,「幾年前聽聞SpaceX部署星鏈計畫,我們的太空中心從沒做過通訊衛星,我問如從零發展台灣自身低軌衛星要多久?答案是一、二十年!」

弔詭的是,這些衛星使用的關鍵零組件及晶片,就是由台灣生產。換言之,台灣擁有研發先進晶片的技術,更要從應用端創新找市場藍海。當時吳政忠擔任統合要角,集結太空中心、經濟部、工研院等單位,並且邀請民間企業加入,讓公私的資源整合得以敏捷組隊、快速試錯。

當時的遠見與行動,造就我們的「低軌衛星國家隊」成功打進國際供應鏈,更有望在2025年至2026年實現發射2顆自製的低軌通訊衛星。

走進尋常找問題、想答案,包容式普惠科技向大眾外溢

要想題目,政府組織可以從哪些地方找問題?吳政忠表示,「部會必須要跟地方、跟民眾多接觸,不要躲在辦公室裡面找題目;題目在哪裡?題目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尤其價值最高的産品是越靠近身體,要知道人的需求在哪裡,『食醫住行育樂』處處是題目。」

吳政忠口中的食「醫」住行,「精準健康產業」正可以呼應2030願景的「包容」面向。讓醫療結合ICT科技優勢形成台灣未來百年大業。這兩大產業匯集的精準健康,不僅符合好題目的需求,讓普惠科技逐漸外溢到一般群眾甚至弱勢群體,減少城鄉醫療資源落差,用科技促成社會包容目標。

精準健康除了橫跨預防、治療診斷、照護等,同時基因、生理病徵大數據,這些資料運用怎麼合法合規,就不只涉及醫療院所、資通訊業者的責任,政府更需要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吳政忠不諱言,「幾十萬、百萬健康個資,如何避免資安竊取、妥善運用,這是國安問題,必須從管制角度完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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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由政務委員兼任,可提升跨部門溝通效率。

至於該怎麼做?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是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兼任,這項制度的設計,讓政委有權協調各部門,商請各部會首長乃至行政體系官員,更有效率進行跨部會討論複雜議題。

以精準健康為例,相關利益關係者涉及民眾、醫院、醫材商、資通訊廠商、以及主管機關衛福部。針對想推展的創新應用,可透過「沙盒」模式驗證,以「並聯」多方協作商討模式,打破過去單點「串聯」溝通,進一步針對法規缺漏之處快速補強,又不拖累應用落地進度。

民眾有感的永續科技,培養跨界視野的科學人才

至於科技政策如何讓民眾有感,同時又實現永續目標?吳政忠坦言,科技效益要讓大眾從日常生活體察到,難度非常高,目前國科會的著力點有兩大方向。其一是基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打造中央與地方縣市交流平台,針對水、空、地、災議題,找出可行的科技解決方案。

吳政忠提到,以前嘉南一帶需要人力查看灌溉水道和閘門,這類職務被稱為「掌水工」,隨著農業鄉鎮掌水工高齡化,以及環境變遷造成氣候的不穩定,政府協助導入智慧流量監測、電動水閘門科技,幫助掌水工熟悉科技使用,減輕勞務工作的負擔,增進工作的效率,同時也能有效運用水資源達到環境永續。

國科會推動科技永續的第二個面向,則透過各種科普推廣計畫,吸引更多新世代人才投入科研。吳政忠指出,2019年開始舉辦Kis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不悶活動,把103個科研場域向外開放,並舉辦多達360場活動,鼓勵莘莘學子用趣味方式愛上科技、研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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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科會
國科會Kiss Science活動。

不過吳政忠認為,「所謂科學,不應只侷限理工也包含人文社會,讀人文社會也要懂科技」。學者出身的他,過去主要研究領域擅長於應用力學,搭上近期台灣地震不斷,瞬間化身教書的吳教授,展現他豐富的跨領域學養,親切談著地震波當中縱波(P波)、橫波(S波)的差異,他提到,科學在生活中的用處,就是當了解其中的原理,就能在災害發生當下比別人多一份淡定。

當科技定義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科技不止是國科會的科技,科技應該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共同介接。未來國科會在創新、包容、永續還有哪些新施政?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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