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二二八研究者張若彤(上):研究二二八不談台灣人,就像研究太陽系不談太陽一樣

專訪二二八研究者張若彤(上):研究二二八不談台灣人,就像研究太陽系不談太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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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怕的是用單一的觀點是看待二二八事件。像是被坊間歸類到獨派論述的「官逼民反」說,或是被歸類到統派論述的「中日戰爭延續」說,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支持他們的成分。但如果單純把二二八事件的成因簡化成單一視角,就會偏離整個事件複雜的本質。

隨著政府推動轉型正義,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也在社會上激發越來越多不同的迴響,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投入這個領域,從不同角度去檢視這個台灣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有一位研究者的新書《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提出了相當獨特的觀點,顛覆了台灣社會常見的「官逼民反」、「文化衝突」或是「中日戰爭延續」(也就是有些人口中的「皇民作亂」)等種種說法。

反對他的人認為這位研究者的觀點是在替國民黨開脫,或是認為他的觀點過分「迷信」官方史料;支持他的人認為他的觀點是在「打臉」現在主流的二二八研究。但無論其他人怎麼詮釋他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又是怎麼看待他自己的研究呢?

《關鍵評論網》專訪這位對二二八事件提出全新觀點,在網路上掀起一陣討論熱潮的研究者張若彤。請他親自剖析他所提出的新觀點,與過往的二二八研究有哪些不同之處?而這些新的研究角度又能帶給我們什麼新的發現?

在訪問的開頭,張若彤便表示今年這本《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只是他出版計劃中的第一本書。在他的計畫中,希望用三本書來完整闡述他對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張若彤特別點出了第一本書副標題中的「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因為這個主題是他研究二二八史料的起點。

張若彤表示,他想知道為什麼在「日本時代」(張若彤表示比起帶有政治評價的「日治」跟「日據」,他本人更愛用較為中性的「日本時代」)風起雲湧的台灣人反日風潮,到了國民政府的時代不只消失,更開始出現了親日的思潮。而二二八事件就是作為這個命題裡的重要事件成為他的研究重點。張若彤提到,他對二二八的研究最終還是為了要解答我們當代所遭遇的問題,那就是台灣是怎麼成為現在的樣子?

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
1989年,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宣告落成,為台灣首座二二八和平紀念碑|Photo Credit: Kaishaochen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我的研究是在拍下其他研究的「後腦勺」

對於坊間對他研究的評價,張若彤第一個想澄清的,就是認為他的研究「迷信」官方的資料。張若彤談到,跟坊間的印象恰恰相反,他自己研究的重點是去挑出官方史料「有哪些是變造的?」

張若彤認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是不能挑資料的,包括官方資料、訪談,甚至所謂的「孤證」都有它的價值。但反過來說,官方資料也不能單獨被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官方資料跟其他資料放在一起,去看他們兜不兜得攏?如果兜不攏,則去思考這些資料彼此間為什麼會有差異?是單純切入角度的不同?還是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作為研究者必須不停地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張若彤覺得他的研究,就像楊德昌電影《一一》中的小男孩簡洋洋。片中簡洋洋喜歡拿相機拍下其他人的後腦勺,張若彤認為他的研究就是在拍下其他研究的「後腦勺」。張若彤表示,他所謂的「後腦勺」指的是其他研究的「未見之處」。

張若彤舉例,像是陳翠蓮教授的研究是每個二二八研究者必看的材料,但也有他看不到的地方。張若彤肯定陳翠蓮教授研究的最大優點,在於突破過去二二八研究只從台灣、國民黨、中華民國三者出發的框架,引入了日本與美國的史料。但就算是這樣,陳翠蓮教授的研究也會有他看不到的「後腦勺」,這也是張若彤在他書中所要處理的課題。

張若彤認為二二八是在台灣發生的事件,既然發生在台灣,那這個事件的主體必然是「台灣人」。但陳翠蓮教授的《重構二二八》卻很少談及當時的台灣人,陳翠蓮教授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談日本、美國、國民黨、情治系統在二二八事件裡的角色,對身為主角的台灣人卻著墨不多,這便是陳翠蓮教授研究的「後腦勺」。二二八研究不談台灣人,就跟研究太陽系不談太陽一樣,因此二二八事件裡台灣人的動向,也成為了張若彤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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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緝菸血案造成一死一傷,憤怒的群眾包圍專賣局台北分局並焚燒物件|Photo Credit: Unknown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台灣籍民」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除了聚焦在二二八事件裡台灣人的動向之外,張若彤認為他研究的另一個特色是「時間的跨度」。因為他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動機,是處理台灣人對日本觀感的變化,因此他研究的跨度是從1910、1920年代一路延伸到二二八之後的時代。而在研究了當時的台灣人與後來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之後,張若彤發現了「文化衝突」這個論述的盲點。

所謂的「文化衝突」指的是將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歸咎於台灣人因為在日本統治下歷經50年,因此在文化與生活習慣上,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來台的外省人產生落差,最後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張若彤說明,根據他的研究結果,這個論述的盲點在於二二八事件初期攻擊外省人的台灣人,並非一般在整個日本時代都在台灣生活的台灣人。

二二八事件初期攻擊外省人的台灣人中,占了絕大多數的,都是在日本投降前曾在中國本土生活的台灣人。這些台灣人並非與國民黨淵源較深的「半山」,而是另一群具備日本國民身份,受領事裁判權保護,被稱為「台灣籍民」的人。

這些人既然在日本投降前曾在中國本土生活,甚至是長期居住,自然很了解中國當時的實際狀況,更不會不清楚外省人的生活習慣。因此所謂的「文化衝突」說,是站不住腳的。

既然沒有文化衝突,又曾長期居住在中國,這些戰後回到台灣的台灣人,又為什麼會成為二二八事件中攻擊外省人的主力呢?在《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書中,張若彤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處理這個問題。這些人依照時代分為兩批,分別在中日戰爭前與中日戰爭期間,兩批人前往中國的原因以及目的則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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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中國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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