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二二八研究者張若彤(上):研究二二八不談台灣人,就像研究太陽系不談太陽一樣

專訪二二八研究者張若彤(上):研究二二八不談台灣人,就像研究太陽系不談太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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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怕的是用單一的觀點是看待二二八事件。像是被坊間歸類到獨派論述的「官逼民反」說,或是被歸類到統派論述的「中日戰爭延續」說,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支持他們的成分。但如果單純把二二八事件的成因簡化成單一視角,就會偏離整個事件複雜的本質。

隨著政府推動轉型正義,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也在社會上激發越來越多不同的迴響,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投入這個領域,從不同角度去檢視這個台灣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有一位研究者的新書《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提出了相當獨特的觀點,顛覆了台灣社會常見的「官逼民反」、「文化衝突」或是「中日戰爭延續」(也就是有些人口中的「皇民作亂」)等種種說法。

反對他的人認為這位研究者的觀點是在替國民黨開脫,或是認為他的觀點過分「迷信」官方史料;支持他的人認為他的觀點是在「打臉」現在主流的二二八研究。但無論其他人怎麼詮釋他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又是怎麼看待他自己的研究呢?

《關鍵評論網》專訪這位對二二八事件提出全新觀點,在網路上掀起一陣討論熱潮的研究者張若彤。請他親自剖析他所提出的新觀點,與過往的二二八研究有哪些不同之處?而這些新的研究角度又能帶給我們什麼新的發現?

在訪問的開頭,張若彤便表示今年這本《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只是他出版計劃中的第一本書。在他的計畫中,希望用三本書來完整闡述他對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張若彤特別點出了第一本書副標題中的「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因為這個主題是他研究二二八史料的起點。

張若彤表示,他想知道為什麼在「日本時代」(張若彤表示比起帶有政治評價的「日治」跟「日據」,他本人更愛用較為中性的「日本時代」)風起雲湧的台灣人反日風潮,到了國民政府的時代不只消失,更開始出現了親日的思潮。而二二八事件就是作為這個命題裡的重要事件成為他的研究重點。張若彤提到,他對二二八的研究最終還是為了要解答我們當代所遭遇的問題,那就是台灣是怎麼成為現在的樣子?

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
1989年,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宣告落成,為台灣首座二二八和平紀念碑|Photo Credit: Kaishaochen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我的研究是在拍下其他研究的「後腦勺」

對於坊間對他研究的評價,張若彤第一個想澄清的,就是認為他的研究「迷信」官方的資料。張若彤談到,跟坊間的印象恰恰相反,他自己研究的重點是去挑出官方史料「有哪些是變造的?」

張若彤認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是不能挑資料的,包括官方資料、訪談,甚至所謂的「孤證」都有它的價值。但反過來說,官方資料也不能單獨被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官方資料跟其他資料放在一起,去看他們兜不兜得攏?如果兜不攏,則去思考這些資料彼此間為什麼會有差異?是單純切入角度的不同?還是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作為研究者必須不停地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張若彤覺得他的研究,就像楊德昌電影《一一》中的小男孩簡洋洋。片中簡洋洋喜歡拿相機拍下其他人的後腦勺,張若彤認為他的研究就是在拍下其他研究的「後腦勺」。張若彤表示,他所謂的「後腦勺」指的是其他研究的「未見之處」。

張若彤舉例,像是陳翠蓮教授的研究是每個二二八研究者必看的材料,但也有他看不到的地方。張若彤肯定陳翠蓮教授研究的最大優點,在於突破過去二二八研究只從台灣、國民黨、中華民國三者出發的框架,引入了日本與美國的史料。但就算是這樣,陳翠蓮教授的研究也會有他看不到的「後腦勺」,這也是張若彤在他書中所要處理的課題。

張若彤認為二二八是在台灣發生的事件,既然發生在台灣,那這個事件的主體必然是「台灣人」。但陳翠蓮教授的《重構二二八》卻很少談及當時的台灣人,陳翠蓮教授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談日本、美國、國民黨、情治系統在二二八事件裡的角色,對身為主角的台灣人卻著墨不多,這便是陳翠蓮教授研究的「後腦勺」。二二八研究不談台灣人,就跟研究太陽系不談太陽一樣,因此二二八事件裡台灣人的動向,也成為了張若彤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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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緝菸血案造成一死一傷,憤怒的群眾包圍專賣局台北分局並焚燒物件|Photo Credit: Unknown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台灣籍民」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除了聚焦在二二八事件裡台灣人的動向之外,張若彤認為他研究的另一個特色是「時間的跨度」。因為他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動機,是處理台灣人對日本觀感的變化,因此他研究的跨度是從1910、1920年代一路延伸到二二八之後的時代。而在研究了當時的台灣人與後來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之後,張若彤發現了「文化衝突」這個論述的盲點。

所謂的「文化衝突」指的是將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歸咎於台灣人因為在日本統治下歷經50年,因此在文化與生活習慣上,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來台的外省人產生落差,最後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張若彤說明,根據他的研究結果,這個論述的盲點在於二二八事件初期攻擊外省人的台灣人,並非一般在整個日本時代都在台灣生活的台灣人。

二二八事件初期攻擊外省人的台灣人中,占了絕大多數的,都是在日本投降前曾在中國本土生活的台灣人。這些台灣人並非與國民黨淵源較深的「半山」,而是另一群具備日本國民身份,受領事裁判權保護,被稱為「台灣籍民」的人。

這些人既然在日本投降前曾在中國本土生活,甚至是長期居住,自然很了解中國當時的實際狀況,更不會不清楚外省人的生活習慣。因此所謂的「文化衝突」說,是站不住腳的。

既然沒有文化衝突,又曾長期居住在中國,這些戰後回到台灣的台灣人,又為什麼會成為二二八事件中攻擊外省人的主力呢?在《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書中,張若彤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處理這個問題。這些人依照時代分為兩批,分別在中日戰爭前與中日戰爭期間,兩批人前往中國的原因以及目的則稍有不同。

在中日戰爭前,前往中國居住的台灣人,多半是具有日本官方支持的「走私客」。但要特別留意的是,當時走私貿易的性質跟我們今日印象中的走私是不同的,並非單純的犯罪行為。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一戰後由於全球各地都發生通貨緊縮與經濟蕭條,導致各國紛紛祭出高額的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產業,這麼做又使得國際貿易大幅萎縮,造成惡性循環。

在各國都需要貿易,但正常貿易的成本又因為關稅壁壘而高居不下的情況下,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都開始派出背後有官方支持的走私客來維繫國際貿易。中國當時又因為五四運動的影響,民間普遍對日本人不友善。因此台灣人就成為日本政府派往中國、滿洲進行走私貿易的不二人選。

到了中日戰爭開始後,日本政府為了跟汪精衛政權合作以及其他中國佔領區的行政需求,也派遣了另一批台灣人前往中國。這前後兩批不同的台灣人,在戰後回到台灣,成為二二八事件初期攻擊外省人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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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YTHsiao @ CC BY-SA 2.0 TW
被視為二二八事件導火線的緝煙血案,便發生於大稻埕天馬茶房門前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造成全台動盪的「走私貿易」

張若彤分析,這些人在二二八事件初期之所以會攻擊外省人,基於兩個理由。遠因是這些人曾被外省人欺負的仇恨;近因則是陳儀掃蕩走私貿易。

跟傳統二二八研究的論述不同,張若彤的研究顯示,這些人並不是在回到台灣後被外省人欺負,而是在日本戰敗到成功回台之前,滯留在中國本土的期間遭遇欺負。由於盟軍在日本投降後所制定的運輸計畫,首要目標是運輸散佈在各地的日本軍人回到日本本土。那些以「台灣籍民」身份移居中國的台灣人被視為「民間人士」,排在較為次要的順位。

雖然國民政府承諾會遣送他們回台,但由於從日方接收的船隻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手上,導致出航時間遙遙無期,加上這些人在中國居民眼中形同「漢奸」,因此他們在回台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欺凌。兩者相加就使得這些人心中對國民政府以及外省人全無好感。

在研究過程裡,張若彤發現歷史開的最大玩笑,就是最後將這些人運回台灣的船隻,是陳儀派人四處協調之下,安排他們坐上往來於國際間運輸民生物資的商船。但因為這項行動並沒有公開,所以他們並不知情陳儀暗中所做的努力,當時累積的怨恨形成了後來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遠因。

至於陳儀掃蕩走私激發了二二八事件,則要談到這些人回到台灣後,很多人基於生計重操舊業,在與過去中國的對口聯繫上之後,就繼續進行台灣與中國本土之間的走私貿易。張若彤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很多台灣人在戰後體驗到的物資短缺、物價波動其實都與走私貿易的重啟有很大的關係。

張若彤發現陳儀雖然努力查緝走私,但當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轄下並沒有海軍或是可調遣的艦艇,甚至是海關人員也非身為地方行政首長的陳儀所能管轄。官方檔案裡甚至有警察騎著腳踏車在岸上追著走私船,徒勞無功的看著走私客從眼前離開的紀錄。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陳儀才因一次意外,有機會將走私客一網打盡。

這次意外起因於一艘艦艇因故需要修理,為了護送這艘艦艇到香港維修,海關特地調來的另一艘艦艇在過程中短暫停靠台灣。加上當時上海發生黃金炒作風潮,蔣介石下令全國嚴格取締地下經濟,海關人員見機不可失,商借這條護航艦艇暫時用來追緝走私,這次打擊成果豐碩,但也逼急了全台的走私客。

在二二八事件隔天,3月1日台灣當時《民報》的頭版裡,最大的新聞是2月28日發生於天馬茶房前的緝菸衝突,第二大的新聞則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破獲稻米走私,甚至追查到板橋林家也涉嫌其中。只可惜當時全台已經陷入大亂,這項調查後來就不了了之。

至於成為二二八事件導火線的緝菸衝突,起因也是陳儀掃蕩走私行動的一環。由於香菸在戰時以及戰後都具有「準貨幣」的地位,陳儀延續日本政府的政策實施菸酒公賣,也是有控制貨幣流通及穩定物價的企圖。

張若彤表示在天馬茶房前發生緝菸衝突後,群眾不只衝擊菸酒專賣局造成兩名查緝員死亡,甚至搗毀前菸酒專賣局局長的私宅,接著才前往行政長官公署,證明了這批群眾裡有很多人對查緝走私香菸的政策積怨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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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公會堂的受降典禮,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在陳儀將軍(右)發布的署部第一號命令受領證上簽名蓋章後,轉由諫山春樹將軍(左)向陳儀遞交。|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外省人壟斷權位」的背景,是公務員任用資格問題

在解析了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以及事件初期攻擊外省人的台灣人究竟具有什麼樣的背景之後,張若彤接著解釋,在二二八事件中訴求改革的台灣人,與上述談及攻擊外省人的台灣人並不是同一批人。

談到這批訴求改革的台灣人背後的動機,張若彤也連帶解析了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運作情況。張若彤指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作為二二八事件當時台灣最主要的行政機關,卻被傳統的二二八研究所忽略。

張若彤再次舉了陳翠蓮教授的《重構二二八》為例子,這本書的副標為「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書中所談的「中國統治模式」聚焦在第五章的「特務、派系與二二八事件」。陳翠蓮教授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詳談當時國民黨特務機構保密局在全台的佈建,然而當時保密局在全台只有數十人的規模。反而轄下有幾萬名職員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為了陳翠蓮教授書中所未見的「後腦勺」。

在研究後張若彤發現,與坊間認為台灣人鮮少進入行政體系的一般印象不同,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轄下的辦事人員,有高達七成的比例是由台灣人擔任,但這些台灣人「主要擔任中低階職務」,比較特別的是在警察中台灣人任職的比例更高,在台北以外,很多地區的警察幾乎都是由台灣人擔任。

出問題的僅僅在於最高階官員中,台籍比例與數量過低,處長級以上的高官都是由外省人擔任,只有宋斐如曾擔任過教育處副處長。台灣人鮮少擔任高層職務這樣的情況,便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另一批台灣人訴求改革「外省人壟斷權位」的背景。

張若彤先生解釋,基層人員大量任用台灣人的原因,是國民政府為了解決台灣人在日本時代所遭受政治歧視,因此降低了任公務員的資格門檻,並概括承認日本時代的資格與經歷。雖然台灣人任公務員人數上大幅提高、官等也大幅提升,但因為日本時代任職公務員的台灣人實在太少,因此爆量之下,大家依然認為不夠多。

不過當時要擔任處長級以上官員,需要的「簡任」資格相當於日本時代的「敕任」。而台灣人在日本時代取得敕任資格的人只有三位,其中又有一位取得敕任資格後立刻退休,另一位則不在台灣任職,當時貨真價實具有敕任公務員資格,又居住台灣的台灣人只有杜聰明一人。

歷史所開的第二個大玩笑,就在於依據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規定,台灣人只要擔任薦任官三年後就可以得到簡任資格。台灣在1945年9月被國民政府接收,只要等到1948年底,就會有大量台灣人才取得簡任資格,到時「外省人壟斷權位」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可惜尚未等到這一天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總結對二二八事件起因的總總研究,張若彤表示,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既複雜又立體的事件,最怕的是用單一的觀點是看待這個事件。像是被坊間歸類到獨派論述的「官逼民反」說,或是被歸類到統派論述的「中日戰爭延續」說,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支持他們的成分。但如果單純把二二八事件的成因簡化成單一視角,就會偏離整個事件複雜的本質。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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