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二二八研究者張若彤(下):不願意承認二二八事件具有「報復」成分,這很不對

專訪二二八研究者張若彤(下):不願意承認二二八事件具有「報復」成分,這很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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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二二八事件中真正「恐怖」的階段,並非更後面的「清鄉」,而是從3月9日到3月18日之間。在這約莫10天的期間有大量的受害者無故失蹤。

不願意承認二二八事件的「報復」成分,這很不對

在談完二二八事件的成因之後,張若彤接著談到二二八事件本身,認為目前許多二二八研究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不願意承認整個二二八事件具有「報復」的成分,這是很不對的事情。

以二二八事件中的八堵火車站事件為例子。前幾年客家電視台推出影集《少了一個之後》,製作單位為了宣傳這部影片,在八堵車站上演一齣行動劇,在這齣行動劇中,突顯士兵在二二八期間進入火車站,進行「無差別殺人」。但張若彤表示,八堵火車站事件是二二八事件中典型的「復仇」事件,並不是無差別殺人。

張若彤回憶,他注意到八堵火車站事件具有報復的成分,起源於一個登山隊在虎子山古道發現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上壓的日期是「民國36年3月1日」,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期間。以這個「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為線索,張若彤談到八堵火車站事件的前因,是3月1日駐守澳底的軍人要去基隆市區採辦糧食時,從瑞芳火車開始跟站內的捆工發生衝突。

當時帶領這批軍人的隊長遭到綑綁,其他軍人遭到追打,其中汪烏家就是被追打後跳入基隆河死亡。而站務員在過程中試圖勸架,被軍人當作是在維護捆工,因此在3月11日基隆要塞官兵的報復行動中成為了槍殺的對象。張若彤表示,八堵火車站事件中軍人就是針對性的在槍殺台鐵員工。至於引發八堵火車站事件的捆工,根據二二八事件中基隆港機槍掃射倖存者林木杞先生的口述歷史,應是被警察逮捕後,槍殺於田寮河邊的警察局。

張若彤強調,如果我們忽略掉二二八事件中的「復仇」成分,很多事件我們都無法完整去追溯他們的前因後果。

而從上面的八堵火車站事件延伸,張若彤又提到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是整編21師上岸後在進行無差別殺人。但從上面的例子來看,殺人的一部分是基隆要塞官兵,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就駐守在台灣的國軍。另一部分是警察,而警察多半是由台灣本地人擔任,然後基隆的情況又更特殊,因為當時基隆警察局局長又是一名共諜。這代表了整起事件背後是有雙方複雜的私怨所造成的,不應該抽離它的脈絡,簡化為無差別殺人。

又像是所謂發生在3月8日的「基隆港大屠殺」,目前的證詞只有整編21師的一個副官何聘儒,但他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整編21師上岸前,基隆已經實施戒嚴,當時要塞官兵以及駐紮在當地的海軍陸戰隊都出發鎮壓市區,進行港邊淨空。因此整編21師上岸前後在基隆發生的殺人事件,那個情境也跟很多人所描繪的,一邊登陸一邊用機槍對岸上的人掃射不同。當時的確有民眾進攻基隆港區的紀錄,將他們肅清的是岸上的要塞軍人及海軍陸戰隊,而不是艦上的援兵。

二二八事件中真正「恐怖」的階段

張若彤表示,二二八事件中真正「恐怖」的階段,並非更後面的「清鄉」,而是從3月9日到3月18日之間。在這約莫10天的期間有大量的受害者無故失蹤,像是張若彤寫作計劃中第一本書《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的主角林茂生,以及前面提到曾任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參議員王添灯,都是在這個時期被害的台籍精英。

對於這一個時期為何有如此多的受害者被殺害,張若彤從他目前的研究方向來看,一部分是在二二八事件第一階段中暴力接管政權的台灣人為了脫罪,以誣陷、嫁禍、賄絡官員的方式栽贓給另一批無辜的台灣人。

比如說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的林連宗,官方檔案裡記載的罪名是「接收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但當時高等法院根本沒有第一分院,張若彤發現另一份文件指出林連宗接管的是台中法院。如果是這樣,則二二八事件中真正接管台中法院的,其實後來曝光了,是饒維岳,但這個罪行是在二二八事件結束之後的清鄉階段才被確定,但由於當時官方政策已變,饒維岳因此被輕放。

更深入追查史料,張若彤發現接收台中法院並不是真正的問題,而是在台中法院被接收的過程中,有一批鴉片遭到盜賣,而鴉片是當時反抗者重要的軍費來源。從史料上,看不出這批鴉片是遭誰盜賣,似乎也與饒維岳無關,但在二二八事件當時必須有人要承擔盜賣鴉片的罪責。張若彤表示這部分的研究尚未完成,但很可能林連宗的死,是背了那些接管法院、並把鴉片從法院倉庫盜走者的黑鍋。

追查這個案子的過程中,張若彤也發現一件有趣的事。目前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中「外省人壟斷權位」一欄寫到:

許多機關單位也充斥「牽親引戚」的用人作風,案例不勝枚舉,最明顯的例子,如臺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為該院院長的親戚,佔全法院職員過半數。

然而二二八事件前在台中法院擔任院長的即為饒維岳,這段史料引述的是當時台灣左派在報章雜誌上攻擊「牽親引戚」的台灣人權貴,後人引述的時候不察,卻將其錯認為是在抨擊外省人。

張若彤表示,這個階段的史料十分混亂,原因在於這個時期的死難者大多欠缺判決書。其他時期的死難者無論是否為冤死,至少都還是有判決書留下資料,但這個時期的死難者卻連判決書都沒有。張若彤認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在這階段有很多死者都是被特務機關先下手之後,再去找陳儀索求判決書追認,卻在事後遭到陳儀拒絕。

張若彤覺得最誇張的是,這些人都是坐在家中被特務機關騙走,但那些真正在事件中以武力接管政權與機構的人,絕不會在家中坐以待斃,所以這些人很明顯是冤死的。像是林茂生被控「接收台灣大學」,但實際上在二二八當時接收台大的是杜聰明。甚至像王添灯的家屬事後回憶,當真正的憲兵來家中要找王添灯的時候,才發現王添灯早就被不明人士帶走了。

至於當時特務機關為什麼要捕殺這些精英?目前張若彤的研究指向,當時特務機關與某些台籍角頭合作,警察單位則與某些台籍實業家合作,甚至互鬥的雙方也多有國民黨或是三民主義青年團身分⋯⋯不能簡單的認為是國民黨衝著台籍精英而來,事實上大多數深度參與政權接管行動的台籍精英不但活下來、更有在事變後擔任省政府委員者。

臺灣法律菁英制憲國代林連宗抱著獨生女林信貞看書_Taiwanese_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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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連宗

只追究「暴動首要」與「共產黨」的清鄉階段

而說到派系鬥爭,張若彤提到當時的台籍精英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理上也有分歧的意見。像是比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蔣渭川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在當時才是能跟陳儀真正進行協商的民間單位,這也讓蔣渭川遭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排擠。

另外像是王添灯的死因,主流論述認為,王添灯是因為起草32條處理大綱(或42條)而遭到官方殺害,但是張若彤認為他是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42條要求中「收繳軍警武器」被追究責任。原本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要求,應該都經過所有常務委員一致同意,但通過處理大綱的常務委員中像是林獻堂、連震東這些人都沒有事情,因此王添灯的死,可能只是替罪羊。

等到白崇禧跟蔣經國帶著蔣介石的命令來到台灣,也就是二二八事件正式要進入清鄉階段以後,國民政府的政策反而轉向只追究「暴動首要」與「共產黨」。蔣經國甚至在寫給蔣介石的報告中將二二八事件稱作「幼稚行為」試圖淡化事件的嚴重性。因此在暴動首要與共產黨以外的人,大都給予減刑或是自新等處分。像是真正武裝抵抗的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被捕後也沒有處死,而是判刑15年。

等到清鄉時期才被逮捕的人,第一階段透過自新就會釋放一部分,接下來大部分的人又會被移送一般司法審判,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會移送軍事審判(編按:根據中研院曾文亮的《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亂與懲罰》,整個二二八事件期間有約6000人以上接受審訊關押,最後進入軍事審判的約100人),而送軍事審判的人又會經歷兩次減刑。因此到了這個階段,被追究責任的人數已經不像前面那麼多,反而是遭到釋放的人數比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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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平息後,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白崇禧(中)來台宣慰(善後)。

政府最恰當的做法,是建立一個討論的氣氛

最後談到對轉型正義的看法,張若彤表示,他不贊同現階段由政府設立促轉會,針對二二八事件進行究責的做法。原因在於促轉會性質上是行政機關,目前政府推動的轉型正義,透過促轉會去推翻過去的判決,等於是用行政權的力量,去介入司法權的管轄範圍。站在權力分立的立場,以行政權介入司法對國家的體制發展來說是不健康的。畢竟行政權會持續輪替,每個政權都會有他的意識形態。

張若彤提到,二二八研究中有意識型態雖然不是不行,但這也會影響研究方向與看到的東西。像現在很多研究都希望證明蔣介石在二二事件中的責任,他則是反其道而行,去點出大家所忽略的,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人內鬥的成分。另外在未來將出版的書中,他也會點出韓戰後親美派崛起對台籍精英造成的影響。像是林獻堂日後避居日本,有人說是因為國民政府推動土地改革,或是怕因為二二八被追究,張若彤則傾向認為是親美派崛起後的壓力,才引起親國民黨CC派(編注:CC派為國民黨內派系的名稱,代表人物為陳立夫與陳果夫)的林獻堂出走。

張若彤表示,如果二二八研究只偏向單一的價值觀,將無法看到完整的歷史。因此他認為政府最恰當的做法是建立一個平台,或是一個討論的氣氛。讓不同觀點的二二八研究者在平台上交鋒、交流。張若彤回憶自己在求學階段研究的是法學理論以及法制史,因此他也期待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學研究能夠像法院攻防一樣,由正方反方不同觀點的學者激發出新的火花。只有當論述跟論述互打的情況,我們才能比較接近真相。

而二二八事件的各種檔案,散佈在政府的各個單位,依據不同單位的規定有不同的解密時間,這也讓二二八研究每年都會出現新的史料。張若彤談到,早期官方資料沒有解密,導致早期二二八研究必須依賴當事人的回憶跟口述歷史。現在則有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跟檔案管理局都整理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庫。

張若彤特別提醒,現在各單位的資料庫都越來越方便,太好搜尋到需要的資料反而會造成一些問題。因為研究過程中許多讓他大吃一驚的重要發現,都是因為過去資料庫不夠方便,必須一張一張翻閱檔案時意外發現的。現在資料搜尋太過方便,反而會讓研究者忽略前後的資料。研究者要下功夫研究二二八事件,還是應該要全部看過。

對歷史學研究來說,任何新的史料出土,推翻原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常有的事。因此他也期許自己的二二八研究會是一塊拼圖,想辦法根據手邊的史料,替既有的史事找到合理的解釋。他也未必是最對的,也歡迎其他人挑戰他提供的解釋。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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