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塵封的記憶:曾當台籍志願兵打過二戰的外公,告訴我一段二二八歷史

被塵封的記憶:曾當台籍志願兵打過二戰的外公,告訴我一段二二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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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外公以前話說到這個地方時,我已經隱約找到二二八爆發的幾個關鍵線索與因素:統治者的素質、文化的差異性、治理模式的迥異、經濟資源無止盡掠奪,與心理上的相對剝奪感。

許多台灣家庭中,都有自己家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悲劇角色與歷史記憶,過去往往是禁忌的話題隱忍不發。然而隨著解嚴與民主化的進程,過去封藏在民眾心目中的記憶,逐漸被許多文史工作者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重建當年的現場,這些由下而上的重建工程,恰巧與加害者的說詞形成鮮明的對照。

二二八事件在家族也有個被塵封的故事,由於自己對歷史研究頗有興趣,再加上在處理史料時常運用歷史制度主義的「創始條件」、「路徑依賴」與「鎖入效果」,去分析事件的邏輯因果關係。因此具有身分獨特性的外公一直是我另類訪談的對象,重點是他也樂於與我分享他所經歷的一切。

外公二戰時是台籍志願兵,為了改善家裡生計自願從軍去緬甸戰場作戰,高中學歷也讓他能擁有更好的軍餉。他以補充兵身分參與日軍毀滅性的英帕爾戰役,在戰場上常面臨九死一生的情景。

他告訴我,某次戰役中作為斥候兵的他最早跳下卡車,結果一枚砲彈摧毀軍車,車上所有人通通陣亡;外公常怒斥自己最高指揮官戰略錯誤指揮荒唐(我猜應該是十五軍長牟田口廉也),讓日軍在緬甸戰役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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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operated by UK government during WW2. - Library of Congress, 公有領域
在印度科希馬至英帕爾間道路,使用戰車追擊日軍的英軍

在外公的記憶中,有一幕讓我印象深刻,那是1943年夏天某個下午,收音機中傳來大本營宣布山本五十六陣亡消息。實情是盟軍因為破獲聯合艦隊密電,因此在4月18日執行空中獵殺山本行動,日軍怕影響軍情民心刻意隱瞞了幾個月才發布。

消息一傳出整個軍營士氣趨近崩盤,多數日人認為戰爭不可贏了,顯見山本的地位是超越軍種的,外公也深陷這個情緒當中,那時他還正在馬來半島進行整補。

日軍戰敗投降後,外公被盟軍俘虜,由於盟國視台籍自願兵如日本人,讓他選擇歸處,由於心繫家人,外公自然選擇回嘉義大林下碑頭老家。

戰前外公已經在台南職校受了教育,因此參戰時同時也在軍中擔任文書會計的工作,在與日本同袍互動中不僅沒有受到歧視,反倒因同僚都來自於北九州礦工(久留米十八師團),而擁有較高的尊重。

戰時的待遇與經驗,讓外公以為回鄉後這種「類大學」的程度應該不難找到工作。但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這種學經歷與參軍背景,反而是外省統治與半山眼中的「異議份子」,因此只能在家幫忙務農。

道理不難理解,除了日語與台語外,他根本不會什麼半句普通話,更遑論與新統治階級攀上什麼關係,這種處境也是許多歸鄉軍人或台籍菁英彼時的寫照。

每次與外公喝酒聊到這段情節時,從他淡淡的口吻中,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驕傲與無奈,甚至帶些微的鄙視。陳儀的治台政策中顯然刻意排除許多台籍菁英人士,原因只因為那種中國正統與解放者的優越感。

這些新統治階級,可能無視日治時期台灣現代化程度早已超越中國的客觀事實,枉費陳儀自己在1935年的時候,接受總督府的邀請,並透過「中華民國駐台領事館」的安排,來台參加「始政40年博覽會」。

即便現在,許多人始終不知道蔣介石當時是用什麼心態對待中台關係,其實就是國與國的關係!

外公也常抱怨大林雖然農產品物產豐富,除了稻米外還有甘蔗這項經濟作物(大林糖廠歷史悠久),但是在新統治者的總制管理下,通貨膨脹與經濟供給比日治戰爭末期採行的配給制度還緊縮,這是因為台灣的經濟資源被國府拿去支援打國共內戰。

這個邏輯與日本的殖民政策如出一徹,差異在於日本投入不少基礎建設與教育資源,管理人員素質高且清廉;陳儀的手下除了掠奪與貪污外,毫無任何政策建樹可言。

外公以前話說到這個地方時,我已經隱約找到二二八爆發的幾個關鍵線索與因素:統治者的素質、文化的差異性、治理模式的迥異、經濟資源無止盡掠奪,與心理上的相對剝奪感。查緝私菸只是個導火線,因為巨大的社會能量已經累積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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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因查緝私菸爆發的二二八事件,造成無數民眾傷亡。其後長達38年的戒嚴,讓許多政治受難家庭終生活在白色恐怖陰影下。隨著檔案資料解密,過往噤聲的歷史正逐步被重新理解。

二二八爆發時,外公雖然沒有加入「二七部隊」這種國民黨眼中的「反動組織」,但因為他的台籍自願兵與教育背景,自然是國軍日後下鄉清洗的對象。

外公的母親有先見之明,把他藏在梅山的深山中幾年不出。等到事件風波過去後,再下山請仕紳作保同時加入國民黨,始能在大林國小任教。遂展開他多年的教職生涯,並奠定日後從政擔任鎮長與縣議員的工作。

在大林國小任教時,外公回憶有位教美術的同事鄉音很重,但似乎不識什麼大字,他很懷疑這種教育程度的人足以為人師表,私下了解後才發現此人是透過關係謊報學歷。在那個兵荒馬亂的逃難歲月,人的關係可能比真正的文憑還重要。

外公擔任大林鎮長與嘉義縣議員期間,把所有公職收入全部捐出成立清寒獎學金,他告訴我從政者要懂得回饋社會。他老人家前(2019)年去世,每年二二八時我都會想起,在大林國小那個日本宿舍中和外公的高粱對話。這些口述歷史反映且再現真實的社會面貌,這是許多台灣人家裡的故事。

我寫出來除了想讓大家有共鳴與情境畫面外,就是想打臉那些持「二二八是反民逼官」的論調者。這些人引述的若不是陳儀或是彭孟緝的觀點,再不然就是國民黨或中共官方的文獻,就客觀性來說豈有任何說服力可言?

我們必須承認在二二八事件中,自然也有外省家庭是事件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故意放大這個面相,扭曲整個歷史事件的「性質」,其實才是一種試圖為加害者製造「不在場」的手法。

嚴肅地說,這些在台灣許多家庭心中都擁有的共同苦澀記憶,才是某些深藍紅統完全不能理解的,欠缺同理心也就算了,炮製這種倒果為因的觀點,實在有違學術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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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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