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小的我們一起出發:肺炎疫情讓「國際發展援助」的角色更加鮮明

渺小的我們一起出發:肺炎疫情讓「國際發展援助」的角色更加鮮明
圖為配戴口罩的菲律賓民眾走在街頭|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際發展援助的工作側重在協助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人,很多時候也因此隱身在邊緣中;然而每逢重大災難、變故、乃至於疫情,我們的角色卻卻又顯得色彩鮮明了。

文:劉心穎(家扶基金會專員)

「為甚麼台灣人要去幫助別的國家的人?」2004年家扶基金會在蒙古設立分事務所,投入第一線發展工作迄今已有16個年頭,這是我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在回應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描述一下我們的工作內容。

何謂國際援助與發展工作?

所謂國際發展援助,廣泛地來說是基於人道理念,協助海外國家(多半為中低收入國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狀況;近二十年來,;再加上氣候變遷、地區衝突、全球金融危機及糧價波動等因素的影響,環境、人民生活品質、國家發展這些議題,都從過往認知的國內事務轉為跨國事務。再加上台灣外交政策方向改變,以及台灣公民社會解嚴後的活躍發展政府與民間,都紛紛投入協助這些已無力回應自身國家社會問題的國家改善其國家發展或者生活水準。

「改善」方法和範疇會因為援助者的出發點和性質有所不同,例如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考量有所差異;組織之間也會因為專業性質殊異而著重在不同的工作領域。對家扶來說,我們所做的「改善」其實涵蓋了食衣住行育樂(幾乎是個人生活的每個層面!),小至孩子們吃進去的東西,例如提供營養品和必要食物;大至推動改變整個大環境,例如與當地政府合作興建供水站,改善市郊區居民的用水安全。一言以蔽之,是透過社會工作專業,嘗試解決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大小事。

我們所見的發展中國家「真實」

我們的工作側重在協助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人,很多時候也因此隱身在邊緣中;然而每逢重大災難、變故、乃至於疫情,我們的角色卻卻又顯得色彩鮮明了。

以駐點的七個國家所蒐集到的官方數據顯示,吉爾吉斯、約旦和菲律賓「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以下簡稱武漢肺炎)確診人數皆破萬;就確診比例來看,僅有越南和柬埔寨低於台灣的0.0033%、吉爾吉斯和約旦更是高於全球平均值(1.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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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家扶基金會提供

然而在死亡人數方面,除了無數據的柬埔寨和1人死亡的蒙古,其餘皆高於台灣;而看似確診人數比例不高的越南,死亡率則高於全球平均值(2.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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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家扶基金會提供

在全球疫情險峻的此刻,這些國家在確診數或死亡率方面高於台灣並不讓人太意外,相較於戰爭或天災,平心而論這些數字也不算特別慘烈。然而,在這些數據背後,是各國政府為了防堵疫情而祭出的嚴格措施:例如封城、停班停課等防疫政策等等,之所以能有限度地控制疫情,很可能正是因為這些相對謹慎且嚴格的政策。

致使他們格外謹慎的原因,與發展中國家醫療資源不足的情形密切相關。以數據中相對「安全」的蒙古來說,儘管享有免費的全民健保,公立醫療機構的基本醫療服務的承載力(the capacity of health facilities to provide basic services at minimum standards)僅有44.1%;一般醫療預備度(評斷標準包含診斷能力、可提供基本藥品、基本設備可用性)也僅有47.2.%[1]

也就是說,蒙古目前的一般醫療體系,僅能回應不足半數人口的健康問題。若檢視全球當前的狀況,即便如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先進醫學技術與知識、或者如瑞典和芬蘭擁有全世界最完善的醫療福利制度,這些國家的醫療體系也都因為疫情瀕臨崩潰;更遑論發展中國家在如此情況下會面臨何種困境?

除了醫療體系的困境,當各國嚴格實施防疫措施時,也隨之剝奪人身自由在內的各項基本權利,並使得經濟發展陷入停滯,衝擊普羅大眾的生計。作為服務邊緣群體的工作者,更讓我們擔憂的現實是:這些困境與風險,往往又更進一步地落在發展中國家最脆弱的人身上:貧困兒童和其家庭(Altangerel, 2020)[2]

在經濟上來說,根據UNICEF(2020)預估[3],發展中國家生活在財務貧窮家庭的兒童可能會增加1億4200萬名。在菲律賓,截至第三季結束,光是因疫情所致的生活急難協助就已超過了我們年度急難預算的2倍。這還不包括疫情衍生的其他類型協助,例如醫療和房屋重建等,顯示生存危機是確實且嚴峻的。

另一方面,雖然《兒童權利公約》明文保障兒童的受教權,然而根據UNESCO的統計[4],在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近一年後,全球仍有29個國家全面停課;有18.2%的學生,約莫3億1700萬人,還處在停課或僅部分恢復上課的狀態。即便各國政府積極推動數位教學,貧困家庭的孩童也因為數位落差而無法充分利用,反而在這股數位教學的浪潮中被拋下了。

根據柬埔寨家扶中心的一項調查,我們所服務的貧困家庭當中,有高達79.4%並沒有使用數位教學,這與缺乏穩定網路和硬體設備有極大關聯;這也意味著許多弱勢家庭的孩童在這段期間裡,並沒有接受到應當享有的教育,這將使得孩童生涯發展受限,未來更容易陷入貧窮的代間循環。

從防疫物資和過渡性經濟協助開始回應

對此,我們嘗試透過提供緊急物資、衛教宣導、急難救助、補強社區醫療系統,以及壓力因應與支持等五個面向協助我們的服務群體(以兒童為核心,拓展到影響其生活的家庭、社區和學校)。依照該國疫情的發展狀況,從提供最急迫的防疫物資如口罩、乾洗手、食物等開始;用發放衛教單張、社工員致電、拍攝影片等方式進行衛生教育;我們也調查家庭的狀況,提供緊急生活協助;協助當地醫療衛生單位改善或建構醫療系統;社工員也密切關注服務對象的狀況,以便即時提供因應與緩解壓力的專業協助。

五大面向的服務依序前進,並形成一個循環圈,積極介入不同面向,舒緩疫情所致使的生活困境。至2020年底,我們已協助超過33,000名兒童、9500戶家庭和50個學校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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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家扶基金會提供

We may be a small island, but we are not a small people.

全球化侵蝕了國家之間的實體性疆界,讓全球在某種程度上趨於「一體」,在既有的疆域基礎上互通有無。我們有能力,也有必要更加重視疆域外的事件和議題,畢竟我們無法迴避身處於國際社會的事實(想想武漢肺炎的影響你就知道了!)。Taiwan can help對家扶來說不僅僅是口號,更是長久以來的工作內容。回到「為什麼台灣要從事國際援助」這個問題,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確實有限,然而正是這些微小但確實的協助,使這些國家的弱勢族群得以減輕肩上的重擔,在更有品質的生活中發展自我。

或許這個答案略顯「官方」,又或許太過矯情,但我們所看到的,是台灣人的善意和資源正匯流成一股動能,漂洋過海協助被自己國家遺忘的弱勢者。這些善意和美德的動機相當單純:希望這世界另端的一群人,能夠因為台灣人的協助而過得更好。這種單純但美好的利他信念,正在開發中國家落地生根,期望這些樹苗未來會更加茁壯,使更多需要被關懷的人,都能在樹蔭下安歇。

註釋

[1] Jigjidsuren, A., Byambaa, T., Altangerel, E. et al. Free and universal access to primary healthcare in Mongolia: the service availability and readiness assessment. BMC Health Serv Res 19, 129 (2019).

[2] Altangerel, E. (2020). Protecting families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3] UNICEF相關預估網頁

[4] 此網站為即時更新,本文截取資料時間為2020年12月5日。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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