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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變奏曲(二):「羅斯福新政」引發了南北戰爭之後,美國最嚴重的憲政危機

獨裁者變奏曲(二):「羅斯福新政」引發了南北戰爭之後,美國最嚴重的憲政危機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羅斯福看來,結果比程序更重要,良好的願望比保護上帝賦予的人權更重要,計畫和新的想法比經驗更重要。

「填塞最高法院」沒有成功,最高法院卻已俯首稱臣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引發了南北戰爭之後美國最嚴重的憲政危機。

像法國大革命對法國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樣,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關頭,新政動搖了美國社會的基本政治面貌,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性語言、政治性價值判斷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註1)持進步主義立場的羅斯福及其支持者認為,這是好的變化;保守主義者則認為,這是壞的變化,它在相當程度上解構了美國憲法並消滅了三權分立的憲政模式。

羅斯福生於富豪之家,其家族血統可追溯到五月花號上的先民。他從小就讀於教會學校,接受過洗禮,有時勉強陪同夫人去教會參加禮拜,但其基督信仰是可有可無的。

愛蓮娜(Eleanor Roosevelt)跟丈夫討論是否帶孩子上教堂並讓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時,羅斯福用嘲笑的口吻回答:「我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認為最好不要過多思考這種事情。」(註2)愛蓮娜注意到,羅斯福去教會的結果,不是對上帝產生信心,而是「對他自己有信心……或許他可能祈求上帝的幫助與引導,結果卻是選擇相信自己的判斷。」

當他受到萬人景仰之際,他逐漸認為自己就是「彌賽亞」,一個拯救美國脫離困境的救世主。(註3)有一個顧問提及羅斯福時,戲稱他是「錫製的耶穌」,羅斯福笑納了這一恭維。

羅斯福喜歡聽的講道都是屬於「社會福音」之類的信息。他在演講中經常引用聖經經文,然後加上自己的偏離經文真實含義的詮釋。一九三五年,他為慶祝第一本英文聖經出版四百週年發表演講,肯定聖經在美國文化中居於至高地位,是「書中之書」,「儘管聖經遭受過嚴厲和銳利的批評,但是最熱的火焰都沒有摧毀它那最不可抗拒和最持久的能力。我們不能只閱讀我們國家興起和發展的歷史而不考慮聖經在塑造合眾國的發展方面所佔的地位。」(註4)

一九三八年,他在一封致聯合衛理公會領袖的信中,將聖經真理和基督信仰歸結為《登山寶訓》——他跟甘地(Mahatma Gandhi)一樣,都將《登山寶訓》看做某種道德教導,他從未具備基於聖經和喀爾文主義的保守主義的觀念秩序。

與大部分美國總統一樣,羅斯福受過法學訓練——但他的法學學業半途而廢。他的父母送他去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學習,然而法律的繁瑣精細之處讓他感到厭倦,結果幾門功課不及格,他沒有拿到學位就離開學校了。後來,他在幾個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也一無所成。但當上總統之後,羅斯福卻大言不慚地炫耀說:「海地的憲法是我寫的,我認為那是一部不錯的憲法。」他卻閉口不談海底的憲法宛如一紙空文,海底後來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一個如此輕視聖經和蔑視憲法的總統,對美國來說無比危險。羅斯福曾在威爾遜(Woodrow Wilson)政府擔任海軍部助理部長,深信威爾遜對美國憲法所作的進步主義的解釋——威爾遜在一九一二年寫道:「進步主義者所要求的……是允許用達爾文主義的原則來解釋憲法。」

而羅斯福的名言是:「給我一千萬美元,我可以修改憲法。」換言之,羅斯福認為,不應當由一代人決定另一代人該做什麼,致力於進步主義理念的民族怎麼能將自己束縛在過去呢?羅斯福的助理檢察長瑟曼・阿諾德(Thurman Arnold)說:「今天充滿希望的人會揮舞著國旗,膽小的人則揮舞著憲法。」對憲法的輕蔑溢於言表。

羅斯福第二次就任總統的典禮上,領誓的首席大法官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著重強調了「宣誓效忠美國憲法」的誓詞,羅斯福照本宣科——事後,他說自己當時真想喊出來的是「是的,但我要效忠的是我所理解的憲法。」

羅斯福認為,國父們在《獨立宣言》中支持的權利遠遠不夠。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中,他提出「獲得舒適生活的權利」;一九四四年,他發表《經濟權利宣言》,包括「每個人都有獲得有益且有報酬的工作的權利、每個家庭都擁有體面住房的權利、每個人都有獲得良好教育的權利。」

國父們認為應該限制政府權力,以保護公民權利;羅斯福卻認為應該擴張政府,由政府來幫助公民判斷他們需要什麼。國父們對人的本性心存疑慮;羅斯福卻對總統及政府官員利用政府為人民創建美好生活極為樂觀。國父們設計了一套各個權力分支互相阻撓的體系;羅斯福需要的卻是各個分支之間的協同合作。

在羅斯福看來,結果比程序更重要,良好的願望比保護上帝賦予的人權更重要,計畫和新的想法比經驗更重要。

在最初的「百日新政」期間,羅斯福命令國會頒布了各項緊急法案,民主黨佔據絕對多數的國會淪為其「橡皮圖章」——美國宛如進入一黨統治。首先,所有法案幾乎都是行政部門起草的,國會未做任何文字上的改動。其次,雖保留了國會立法的形式,但立法過程大大簡化,比如十一項最重要的法案的辯論時間不超過四個小時。

第三,大量權力被從立法機構移交給行政部門,極大地擴展了聯邦政府(其實是總統)的權力,其中許多權力是以前從未得到過的——唯一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大規模的權力轉移是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授權法案》。而且,權力由國會轉移至總統及其行政部門、公共管理機構的擴大,成為了聯邦政府的一個永久性特徵。(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