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歸成神》:父權租用者——家族政治、宗親政治如何影響女性參政?

《女歸成神》:父權租用者——家族政治、宗親政治如何影響女性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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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嘗試把貫穿「公領域」「私領域」之間的結構軸線拉出,先討論宗族場域內的性別關係,進一步指出宗親政治在地性的性別化,呈現父系繼嗣體制貫穿公私領域的連動性。

文:姜貞吟

【第五章 繼承代表與橋接認同】

一、女性爭取家族政治的代表性

陳明通(1995, 1999)與楊婉瑩(2000)曾分別指出台灣政治深受「家族政治」與「地方派系」所影響,選舉候選人常無法自外於這兩個結構因素。家族政治影響的層面可能是對政治場域的、經濟的或文化的,在此先以政治家族的家族政治做為代表進行討論。不少研究指出,若有政治世家、政黨支持與網絡連結的支持,常使得候選者具有選舉優勢更能創造與積累出選舉相關資源。

蘇萱(2012: 3)指出從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來分析候選人,如果候選者在參選地區有豐厚的在地社會關係網絡,開拓網絡的範圍廣度跟關係深度,就有較多的機會可贏得選舉,這種「透過家族繼承而來的社會關係網絡」,會反應在「候選人能有較佳的動員力能與募款能力」。不論在台灣、日本、美國或其他國家,政治家族的形成相當普遍,例如日本國會議議員中具有政治家族背景者約占四分之一到四成左右(Ishibashi and Reed 1992; Norris 1997)。政治家族的優勢主要為政治家族的高知名度、家族積累的政治資本網絡,以及提供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歷練機會。

Michihiro Ishibashi與Steven R. Reed(1992)研究進一步指出, 日本政治繼承者的政治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競爭較少的選區中,第二代的勝選率為78%,遠高於其他候選者,但在高度競爭的選區則沒有太大差異。候選者繼承來自政治家族的各種資源,猶如繼承世代的政治光環增加當選機會,政治家族資源的世代繼承也引起學者討論對於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Norris 1997; Taniguchi 2008; Dal Bó, Dal Bó and Snyder 2009)。

雖然政治家庭不利於民主政治與政治競爭,但政治家族紐帶(family ties)卻對家庭成員參與政治事務具有多重訓練作用,Mariette Sineau(2001: 204)以法國女性議員研究為例,主張政治家庭是家庭成員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重要場域,不僅讓成員時時刻刻沉浸於政治事務相關的討論與分析,同時也能接收與持續積累動員網絡,成為及早接觸政治的重要管道。

政治家庭提供形塑政治菁英的資源與管道,許多參政者都跟政治家庭、家族關係密切,Sineau(2001: 206)比對法國90年代末期當選的國會議員比60年代末期(52%)時的政治親屬比例有降低趨向, 1997年當選的國會議員中,45%男議員與39%女議員的父母或近親中至少有一人是公職人員。

美國早期女性國會議員也跟政治家族關係密切,美國1917-1940年女性議員中有50%出身政治家族,1941- 1964年比例降為17%,1965-1982年依舊是17%,到1983-1993年則維持在15%(Gertzog 1995: 39-42)。Ernesto Dal Bó, Pedro Dal Bó 與Jason Snyder(2009)進一步分析長時期的參政跟家庭關係的影響, 發現美國1880年至1994年美國參眾議員跟家庭親屬的關係密切,只要曾擔任過國會議員者,其家族親屬之後也成為議員的機率是一般議員的兩倍,有趣的特點是這些繼承者多數為相對年輕的女性,多數在其出生州且較低競爭選區參選,集中參選參議院層級的選舉等。

蘇萱(2012)在對政治二代背景與候選人得票率研究中,發現台灣政治二代背景的候選者比非二代候選者得票率多出約4%,其優勢包括教育程度高、有較大的機會得到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政黨提名、現任者比例高,以及從政經驗者較多等。[1] 西方學者指出亞洲女性參與政治過程中,最常見的親屬關係網絡通常來自於家庭紐帶(Jalalzai and College 2004)。

姜貞吟(2011)對女性立委候選者的分析,也認為政治家庭豐沛的政治資源常讓子女可輕易進出「合格人才庫」(pool of eligible)的邊界,隨時有機會成為政黨提名或培力對象。年輕女性擁有政治家族資源得以參選中央層級的選舉,這邊要思考的是,女性跟男性候選者跟家庭的關係,女性是否比男性在參選時需多依靠政治家族?男性候選者是否也有這樣的情況?這情況是選舉層級越高才發生,在其他層級的選舉是否也如此?而女性所代表的政治家族是原生家族或婚姻家族?

台灣的立委有一定比例來自於政治家族,地方層級的選舉是否也同樣有政治家族繼承的情況?在政治繼承過程中,家中子女的性別是否會是考量的因素之一?政治家族的政治權力繼承,是否也沿著父系繼承的文化邏輯運作?若有受到父系繼承的狀態,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本章要探討的即是,男性被父系體制預設為繼承者、接任者,因而由男性繼承政治家族,常被視為「理所當然」或「天經地義」,而女性若要繼承原生政治家族或是代表夫家政治家族參與政治,是否會有不同於或是等同於跟男性一樣的途徑?若途徑相近,女性是否需採取不同的方式方能繼承參政資本,這些提問即是第五章跟第六章的核心關懷。

McIntyre Angus認為繼承父親或先生的政治資源的亞洲女性參政,需援用父權系統的資源,因而稱之為「父權租用者」(leaseholder of patriarchal power)(引自Jalalzai & College 2004: 103)。但是在租用父權的框架下,租用父親父權或先生父權是否有別?這兩者對於必須在兩個家庭中移動的台灣婚姻女性來說,是否就產生不同效果?「父親」與「先生」,分別代表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 這兩個家庭在台灣父系繼嗣社會是有社會與文化意義的區隔,特別是對女性的影響。

台灣女性參政者來自父親政治資本的繼承與傳承,例如台灣的邱懿瑩、黃昭順、李慶安、陳亭妃、林岱樺、王昱婷、陳怡珍、蘇巧慧、陳玉珍、賴品妤、陳秀寶、許淑華、馬文君等。[2] 另一種來自先生或夫妻間的政治資本繼承跟移轉,國際上已有許多著名案例,早期台灣黨外時期的「政治受難」家屬,例如葉菊蘭、周玉清、吳淑珍等較被視為代夫出征或繼承先生的政治資源,但近期有不同觀點指出,若兩者投入政治活動的時間相當接近或一致,也可視為政治場域中資源共享的伙伴關係(姜貞吟 2009: 299)。現今持續有夫妻共同或陸續從政的政治資本轉移跟共享,跟早期政治受難的繼承與移轉已有不同的途徑脈絡。[3]

討論女性政治參與需要區分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因為女性跟父系家庭的關係是複雜、多重與曖昧的。父系家庭繼承向來以男性傳承為主軸,男性繼承原生家庭的政治資源具有高度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女性在傳統婚姻觀中的「嫁出」原生家庭與「被娶進入」婚姻家庭,經常被原生家庭視為未來會是「別人家的」、「潑出去的水」, 雖其在法律諸多相關權益早已受平權保障,但依傳統性別文化與社會慣行,女性繼承原生家庭的各項資本較常遇到排除與限制。

本研究挑選2009年跟2018年兩屆縣市議員選舉,就桃園市(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跟金門縣五個縣市,進行女性候選者跟政治家庭的關係分析。結果顯示:2009年這五縣市共有80位女性候選者,其中有43位的家庭內有親屬曾參選或參與政治者 [4],比例為53.75%。在43位有政治家屬的女性候選者中,親屬關係來自原生家庭者共17個,占39.5%,親屬關係來自婚姻家庭者共26個,占60.5%。2018年相同縣市,女性候選者增加為97位,其中有31位有政治家庭親屬關係 [5],比例為32.0%。在31位有政治家屬的女性候選者中,親屬關係來自原生家庭共16個,占51.6%、親屬關係來自婚姻家庭者共15個,占48.4%。

比對2009年跟2018年這兩屆地方議員選舉,女性跟政治家庭的關係發展有兩個趨勢:首先,女性候選者中有政治家庭比例明顯下降,從超過一半的五成三降到三成二左右。再來,女性候選者來自原生家庭的政治資本網絡比例提高,佔了一 半;婚姻家庭關係網絡比例從六成降為接近五成。本研究雖未計算男性候選者在原生家庭跟婚姻家庭的家庭親屬曾參選跟參與政治者的比例,但依經驗法則,男性候選者的政治資本多數得自原生家庭的傳承,鮮少因代表女性配偶的政治家庭參選而進入政治場域。

從2009年跟2018年兩次選舉的數字看來,女性參與政治跟原生家庭親屬的關係比例正在提高當中,來自婚姻家庭的親屬關係比例正緩慢逐步下降中。父系社會以男性為主要繼承者的觀念,女生常被認為不適合繼承家庭資源,加上女性的性別社會化與養成過程,皆非訓練作為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者與行動者。若女性候選者的原生家族同有男性手足競爭政治資本時,女性很容易受到繼承代表性與正當性的質疑。特別是女性結婚後往往被看成是夫家人的觀念深厚,更加使其處在繼承的不利處境。

早期高雄余家班政治資本豐厚,余玲雅、余政憲與余政道三位同為余陳月瑛的子女,但在余玲雅「外嫁」後,不時有媒體放出弟弟余政憲公開發表聲明,請大姊余玲雅以「林家媳婦」參選,不要再使用「余家女兒」當作宣傳與拜票口號(姜貞吟 2011: 220)。他更主張余玲雅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企圖把她排除在余家政治資源之外(聯合報 1992;聯合報 2001)。余玲雅被排擠的動力來源跟誰有資格繼承家族政治資源有關,在這個案例上,問題就是哪個性別有資格繼承原生家族資源。顯示跟男性候選者比較起來,女性候選者的政治繼承途徑不同於男性,女性常需面對原生家庭的政治繼承「代表性」的質疑。

雖然政治繼承以男性為主的情況正在改善中,本研究進一步再比對女性候選者有政治原生家庭者跟婚姻家庭者的年齡差異,發現若在有婚姻家庭親屬下的女性候選者參選時年齡平均比有原生家庭親屬者多出10歲,且會晚將近12年才進入政治場域。有越來越多年輕世代的女性候選者是以繼承來自原生家庭成員的政治資本參與政治為主,後續是否會受到來自父系家庭血緣縱貫性—父子繼承觀念而影響後續的政治參與,還值得長期追蹤與觀察。

具體而言,從女性候選者跟政治資本間的關係來看,地方女性參政至少有兩層繼承意涵:第一,雖然中央層級、地方層級選舉跟政治家庭的政治版圖相互重疊,但地方女性候選者有政治家庭親屬的比例正在下降中。第二,地方選舉中女性候選者跟婚姻家庭的關係比例也逐漸下降,跟原生家庭的關係比例逐漸提高,顯示女性繼承原生家庭政治資本的代表性越來越被視為合理與正當,政治繼承的性別版圖逐漸改變。

二、宗親政治與在地政治

探討女性參與政治跟父系繼承的關係,除了從女性跟家族政治之間關係進行分析之外,另一個即是從宗親政治如何影響女性政治參與的過程進行討論。在台灣參與選舉等政治事務,很難自脫於家族政治與地方派系之外,地方派系受到地域特性與在地文化影響會有不同的型態,部分地域的在地政治即是宗親政治。家族政治體現的是小規模的家庭、家族對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影響,宗親政治體現的是父系宗親文化對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影響。接下來就先討論宗親政治的相關現象,再進一步分析女性跟家族政治、宗親政治的關係。

桃竹苗跟金門地區在政治文化與選舉動員上,常見的宗親政治反而才是重要的地方勢力。桃竹苗與金門地區具有鮮明的宗親文化結構,有學者分別指出這兩地區的政治參與跟選舉需關注的是宗親政治的動向。在劉佩怡(2005)、徐偉閔(2005)與陳宏義(2005)分別分析對桃園縣、新竹縣和金門縣的選舉與投票行為,都指出有宗親背景者較易受宗親支持,當選率有比較高的傾向。

蕭新煌、黃世明(2001)觀察早期桃園縣跟新竹縣的民意代表選舉,也認同這兩個縣市的政治生態以「宗親力量」為主。沈延諭、王業立(2006: 2)分析新竹縣宗親政治的影響,指出相較於其他縣市地方派系林立,桃園縣跟新竹縣因「沒有傳統中長久且對立明顯的派系」,很難用盛行於其他地區的地方派系 [6] 概念觀察與理解在地政治。

桃竹苗與金門的選舉政治雖都有宗親勢力的影響要素,但彼此間仍有差異。例如彭鳳貞(2013: 393, 395)針對桃竹苗地區的客家選票與變遷研究中指出,自1980年代中期到2012年新竹縣客家選民在總統、立法委員與縣長的選舉,「許多客家庄選民的特質,其中以活躍的宗親政治最為突顯」,宗親政治在縣內客家族群聚居的鄉鎮皆可觀察到,然而像竹北等鄰近鄉鎮的新興地區,由於產業類型、居住型態與人口結構改變等因素,與傳統客庄重視宗親動員網絡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方式。

至於桃園地區,過去以南北對立、閩客對立為主,「山頭派系林立,又有客家村特有的宗親關係」,派系跟姓氏在不同層級的選舉各有不同的影響力,可說是「沒有號令全縣的派系強人」(蕭新煌、黃世明 2001: 478)。雖桃園沒有一個單一勢力縱橫全市的整合派系,但派系政治發展已久,是「以結合地域和宗親關係的小型派系型態存在」,「宗親會同時與地方勢力連結、交織,成為影響在地選舉投票的兩股主流」(彭鳳貞、黃佳模 2015: 13-14)。[7]

蕭新煌、黃世明(2001: 487)進一步指出,桃園除了黃復興的政治力之外,「宗親會就是最主要的力量」,而各候選人大多依靠宗親系統進行網絡動員,這些網絡如「非宗親中人則難以插手」。這也是彭鳳貞(2013: 8) 研究中強調的客家族群「社會力顯現在政治場域的行事邏輯,有鮮明的組織動員關係原則」。

苗栗則是有宗族與宗親網絡,但宗親政治並無發揮明顯效果的地區。蕭新煌、黃世明(2001: 528)用「一二三四」來描述苗栗縣的特色:一個縣內有閩客二個大族群,在地理界線上分為海線、山線及中港溪流域三區,以及老黃、新黃、大劉與小劉的四個政治派系。彭鳳貞、黃佳模在2014年的調查(2014: 29)也說明「鑲嵌在閩客族群與山海中地域關係的地方派系」,才是苗栗政治的架構。

他們也認為苗栗的宗親政治色彩相對不明顯。劉滿娣(2004)的研究也指出同為客家鄉鎮的高雄縣美濃,選舉動員過程中也會出現宗親會運作的情況。客家族群重視宗親網絡,在地事務多經由宗親組織扮演聯絡與相互協助的管道,但並非客家縣市或鄉鎮的地方政治一定受到宗親政治的影響,沈延諭、王業立(2006: 7)認為「這與該地區是否有傳統可號令全縣的地方派系存在控制有關」。

宗親系統也是金門選舉期間政治動員的核心系統之一。金門在地社會同姓群居的宗親文化,協助選舉動員不僅常成為宗親會的重要任務,宗族認同也對金門的投票行為有顯著的解釋力。根據陳宏義(2005: 108)比對「1997年縣長選舉、1998年立委選舉、2001年縣長與立委選舉都顯示相同結果」,且綜合調查結果來看,金門男性比女性有更明顯的宗族認同。

相近的研究成果也可在王振漢(2007: 162-163)對第一屆到第四屆金門縣縣長選舉研究中見到,他指出除了陳姓與李姓兩大宗族對選舉的影響之外,也有候選人為獲勝選,透過姓氏宗親會「策略性結盟,結合穩固與綿密的地域關係,共創雙贏的『共生』、『共伴』效應」。金門宗族動員的作用,也並非無時不刻的進行著,王振漢形容金門宗族勢力「平時是處在一種冬眠狀態」, 僅在選舉或重要時刻才會「甦醒過來」,進而積極追求宗族象徵性的利益。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華人俗民社會更以家為核心,依血緣及親屬差序向外擴展與延伸,組成不同類型,彼此可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與支援的生活,其運作是立基於祖先的共同財基礎上,概括來說,「家庭是家族的延伸、宗族是家族的延伸,宗親的範圍又比宗族的範圍更大」(劉佩怡 2009: 81)。宗族作為一個具有父系男性血親家族的再擴大結合,從宗族出發的宗親網絡,幾乎彼此都有父系世系的血緣關係,並對祖先起源有特定與相近的想像。

而現代社會的多重變遷,包括產業發展、就業型態、地域與居住關係,乃至於人際互動方式等,都不再讓傳統宗族有發展與群聚優勢,像是竹北地區(彭鳳貞2013)或中壢平鎮地區(彭鳳貞、黃佳模 2015),宗族組織都難具串聯與發展優勢,「取而代之的是宗親會」(侯瑞琪 1998: 69)。以同姓同源為關係基礎的宗親會,行動邏輯採擴大相互結盟,不只發展宗親文化也鞏固共同利益。

早期觀察台灣文化與政治行為的學者J. B. Jacobs(1979, 1980)就曾指出「關係」既是台灣社會重要的運作機制也是文化基底,我們運用「關係連帶」與「關係法則」在日常之中, 這種著重在關係連帶為核心的做人與做事的方式,在文化上表現為人情與網絡,「在政治上便是以派系的形式出現」。這種認人不認黨的關係政治,相當程度呼應了多份研究對宗親「認人不太認黨」的觀察(陳宏義 2005;劉佩怡 2009;彭鳳貞、黃佳模 2015)。

宗親政治本身包含了「宗親的利益與宗親因利益所產生的政治行為兩部分,其中政治行為,以選舉的層面來說,應至少包含選舉動員與政治結盟」(沈廷諭、王業立 2006: 4)。宗親會與宗親政治並非絕對發展的必然關係,要發展宗親政治需有特定的地方脈絡與條件。

以族群而言,沈延諭(2006: 35)與何來美(2000: 203)認為客家族群常見群體互動方式易形成某種特定的政治文化關係,相較容易發展出宗親組織,與在地社會緊密鑲嵌,並影響當地地方政治生態。而金門的閩南族群長期沉浸於宗親網絡與文化,「仍保有以宗族認同為社會的組織法則」,因而在地方選舉上,也跟桃園、新竹客家宗親保有主導選情的運作模式相近(陳宏義 2005: 22)。

所以,台灣宗親政治較為明顯的地方,以族群身分來看,台灣本島以客家族群較為明顯,閩南族群則是金門地區較為明顯,而若從地域來看,北台灣的桃園跟新竹,以及金門都是宗親政治較為盛行的地區。然而,對於宗親政治來說,平時以宗親人際網絡為主的互動網絡,會在選舉期間進行宗族、血緣網絡與地方勢力的整合行動,也會在此時決定哪個宗族能持續掌握地方政經資源,因此,「選舉期間各地宗族派系無不卯足權力,透過各種手段來左右選情」(王振漢 2007: 5)。

簡言之,在特定的宗族親文化盛行的地域社會中,宗親政治對在地的政治參與者具有特定的影響力,接下來將討論宗親政治對女性參與政治的影響。

註解

[1] 根據風傳媒統計第10 屆國會113位當選立委中,家族中有其他成員從政者共有42 人, 占全體立委的37%,將近四成。政二代的當選率大約將近一半,各自占國民黨與民進黨立委的比例介於三成七到三成八(林瑋豐 2020)。

[2] 謝依鳳來自三代的政治家族,祖父謝言信,母親鄭汝芬、弟弟謝典林。三代的政治家族也可見高雄余家班的余玲雅,祖父余登發、母親余陳月瑛、弟弟余政憲跟余政道、姑姑黃余秀鸞、姑丈黃友仁、弟媳鄭貴蓮。政治家庭親屬是母親者,例如何欣純的母親是前台中縣議員林淑滿、劉茂群的母親是八德市市代表張碩芬。但各國民主政治進程的脈絡不同,台灣女性參政是否在參政類型、途徑等跟東南亞女性參政一樣,尚需另外的研究深入比較。

[3] 例如羅美玲,先生為前南投議會議長吳棋祥;林楚茵,先生為台北市議員梁文傑;溫玉霞,先生為前立委吳松柏;呂玉玲,先生為桃園市議員陳萬得;廖婉汝,先生為前屏東縣議員林孝先;陳治文,先生為前議員邱顯二;郭蔡美英,先生為前立委郭榮宗。

[4] 2009年縣市議員選舉女性候選者有原生家庭親屬曾參選或參與政治者:陳美梅、劉茂群、黃婷鈺、郭麗華、邱伶樺、陳美玉、陳瑛、吳春芳、徐欣瑩、曾浿茹、曾蘭香、田雅芳、蕭志潔、王寶文、劉寶鈴、陳玉珍、唐麗輝。女性候選者有婚姻家庭親屬曾參選或參與政治者:林俐玲、呂林小鳳、呂淑真、陳治文、傅淑香、沐平波、陳賴素美、郭蔡美英、郭貴香、張葉芬英、吳菊花、彭余美玲、吳寀璇、鄭劉淑妹、魏秀珍、李黃錦燕、孫素娥、張家靜、劉寶鈴、謝端容、羅雪珠、邱秋琴、湯范秀妃、林淑惠、陳月娥、洪麗萍。

本統計以慧科大、知識贏家、聯合知識庫等相關新聞媒體可查閱到的親戚與家屬為主,主要包含父母親、公婆、祖父母親、兄弟姊妹(含配偶)、叔伯姑姨舅、配偶等親等內之家庭成員。

[5] 2018年縣市議員選舉女性候選者有原生家庭親屬曾參選者:林燕聰、鄭昱芸、徐筱菁、許櫻萍、張可欣、溫宜靜、施乃如、田雅芳、王寶文、陳美梅、陳雅倫、劉茂群、郭麗華、鄭淑方、魏筠、唐麗輝。女性候選者有婚姻家庭親屬曾參選或參與政治者:葉芬英、吳菊花、彭余美玲、林寶珠、廖秀紅、張淑芬、蕭志潔、李柏瑟、林俐玲、呂林小鳳、呂淑真、陳治文、黃傅淑香、陳秀玲、郭蔡美英。(其中三人也有原生家庭親屬參與政治,但因她們參選都在結婚後,故計為婚姻家庭類屬。分別為黃傅淑香、呂淑真、郭蔡美英)。

本統計以慧科大、知識贏家、聯合知識庫等相關新聞媒體可查閱到的親戚與家屬為主,主要包含父母親、公婆、祖父母親、兄弟姊妹、叔伯姑姨舅、配偶等親等內之家庭成員。另因「鄰長」為行政區劃編組,若親屬為鄰長者不計入, 例如黃朱秀娥的公公黃阿日,擔任鄰長服務年資已超過50年以上。

[6] 關於地方派系跟宗親政治的不同,沈延諭、王業立(2006: 6-7)認為可從「定義、目的、起源」區分兩者差異;另也可細緻地從「是否具正式關係、延續時間、關係複雜性、實際利益交換、認同的凝聚、有無成立政治聯盟」進行區別(陳宏義 2005: 22)。

[7] 根據彭鳳貞、黃佳模(2015: 14)調查,歷年來桃園長期運作的重要派系有八個,分別是「北區的老派、中立派、親客家派、新派,以及南區中壢吳派、張芳燮派、葉寒青派、中壢劉派等」。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女歸成神:性別與宗族/親、族群之間的多重交織》,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作者:姜貞吟

在地性別啟動的是地域社會裡意義系統的性別配置與秩序,規範行動者在多重結構交織下作為性別主體。在地社會的父系繼嗣文化與多重結構交互作用,從私領域到公領域影響深遠,包括場域文化、社會慣習、社會互動等,形成在地「實在」的性別體制。本書從性別研究途徑,探討客家族群聚居的桃竹苗與閩南族群為主的金門,在此一宗親文化盛行區內,宗族╱親作為父系繼嗣體制典型的代表組織,運作機制中的性別配置與秩序所形構成的支配從屬結構關係,如何規範不同性別的社會行動與如何影響在地性別結構文化。

本書嘗試把貫穿「公領域」「私領域」之間的結構軸線拉出,先討論宗族場域內的性別關係,進一步指出宗親政治在地性的性別化,呈現父系繼嗣體制貫穿公私領域的連動性。研究議題的設定,希望「既」(both)能從「身分規範」到「知識建構」,進而延伸「實踐行動」,「且」(and)也是從「回家路上」到「成神之路」,以致「女歸成神」的實質意義與象徵意義。

而結構之外的重返與創生,讓女性不只返歸家族╱宗族的神位範疇,也回歸「文化系統」的「自主生命之家」,進而證成性別主體自主的完整,回到自我的開始與終結的那個生命的家,人人得吉歸成主體。藉由以宗族╱親與性別的分析與討論,從各章分殊的經驗現象到共同的理論對話,本書探討父系繼嗣體制、地域社會、宗親政治、交織情境等相互作用,是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的一組鑲嵌在社會結構上的完整性別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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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