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謊言:拆解核武/核電無界線的共生體系

「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謊言:拆解核武/核電無界線的共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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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國核能發展過程中,國家私人的資本、軍方、行政部門互為奧援,不僅軍方、工業界、政界職務是個旋轉門,就連核武、核能的用途也是個旋轉門,事實上,在大部分的國家,核能常都是核武的遮羞布。

文: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灣多數民眾直覺認為,核能為民生用途,核武則為軍事用途,兩者天差地別。這個區分源自於美國艾森豪總統於1953年在聯合國所主張的「原子能和平用途」之說。

不過民眾未必了解艾森豪政府既是「原子能和平用途」論述的創始者,也是美國戰後軍工複合體的創建者和主要推手,自艾森豪政府以來的歷任美國政府從未遵守核武、核能的界線。

若要了解核武/核能何以從無界線,此事在當代的意義和影響,我們必須回顧美國在戰後發展核能的脈絡和對核能的想像 。

以曼哈頓計畫密謀殲滅蘇聯

美國官方在二戰期間發展「曼哈頓計畫」的理由是,必須趕在納粹德國之前製造出原子彈,阻止納粹擴張。納粹德國在1945年5月8日投降,美軍再於1945年8月6和與8月9日分別在日本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

然而,「曼哈頓計畫」並未就此結束。解密的美國官方文件顯示,日本原爆只是該計畫的一小部分,另一部分則是杜魯門政府於1945年9月15日已策劃毀滅蘇聯 ,當時二戰結束還不滿兩週。依據解密文件所示,美國計畫以466個原子彈摧段蘇聯66個城市和軍事基地。然而杜魯門從未對任內原爆罪行感到歉疚,也從未反省任內密謀殲滅蘇聯,為冷戰揭開序幕。

「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真正意義

杜魯門的繼任者艾森豪比杜魯門猶有過之。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在聯合國發表了名為「原子能和平用途」(Atoms for Peace)的演說,以向美國的盟國推銷美國尚在起步的核工業。這個演說是代號為「真誠行動」(Operation Candor)的政府宣傳重頭戲。艾森豪政府一方面在國際上聲稱原子應投入核能的和平用途,以消減各國和美國國內對原爆的不安。另一方面又在國內藉由發展核能之名轉移美國投入核武軍備競賽的焦點。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6年,美國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已於一份給美國戰爭部(即國防部前身)的備忘錄中指稱,「科學與技術資源皆為軍方資產」,美國工業與技術能力皆為「軍方結構的有機部分」。此一「有機部分」在承平時期可為和平用途,戰時則為軍事用途。軍方必須支持學界和工業界一切有益於軍方的研究,以整合、轉化民間資源為「軍方資產」。艾森豪所說的「科學與技術皆為軍方資產」就是「軍工複合體」概念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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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台灣

這裡必須說明,軍工複合體在美國並不止包括軍方技術轉移工業界、產業界巨頭成為軍事供應商,也涵蓋工業界、金融界投資特定政黨和特定政治人物的金流和遊稅,立法和行政部門不分黨派大量浥注國防經費、乃至於國家支持跨國企業海外擴張。核能如何成為艾森豪政府的「軍方資產」和「軍方結構的有機部分」,本文稍後會再討論。

艾森豪政府從不相信任內對外宣傳的「原子能和平用途」之說。

艾森豪於1955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講明了,原子彈如同子彈,不是用來擺,而是真要使用。解密的美國官方文件顯示,艾森豪政府於1956年6月密謀以氫彈殲滅蘇聯、東歐 、中國。美國曾針對蘇聯第一大城莫科斯和第二大城列寧格勒(即聖彼德堡)挑選179個和145個標定地面零點(designated ground zeros),也就是軍方劃定的原爆點。

換言之,就艾森豪政府而言,「原子能和平用途」並不是指美國核能、核武發展必須脫鈎,而是指美國應以核戰先發制人,唯有殲滅敵國所有軍民,才有和平。

核武/核能並肩作戰

艾森豪政府究竟要如何使學界的科學、知識生產和工業界技術成功轉化為軍方資產?簡言之,科學、技術和知識生產若要為軍方所用,從規劃、執行和應用都必須符合該國資產階級所定的政治經濟、戰略目標

美國戰後軍事/民生用途集於一體的核能規劃就是一個例子。文獻顯示,美國在195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許多關於「兩用反應爐」的討論。兩用反應爐是指既能產生裂變材料如鈽 、鈾,又能用於發電的反應爐,此類反應爐所生產的鈽和鈾可用於核子武器。

限於篇輻這裡簡短介紹美國工業界主張發展兩用反應爐的主要人物:孟山都執行長湯瑪士(Charles Allen Thomas)和底特律愛迪生公司總裁西斯勒(Walker Lee Cisler)。

先從孟山都執行長湯瑪士說起。他於1943年受曼哈頓計畫負責人美國陸軍中將格羅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之邀擔任「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的副手。因湯瑪士不願放棄孟山都副總裁一職,軍方遂同意湯瑪士同時效力工業界和軍方,負責鈽的提純和生產。湯瑪士於1953年出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並擔任美國在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代表。

換言之,他具有軍方、業界、國安、外交經歷,也是在國際上宣傳「原子能和平用途」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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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尼克森總統邀請先驅科學家至白宮,居中者為格羅夫斯

另一名兩用反應爐的業界代表西斯勒曾在二戰期間效力軍方。他於1941年受命擔任美國戰時生產局(War Production Board) 裝備生產部部長,1943年中期出任由艾森豪所領導的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的公用事業總工程師。西斯勒再於1947年至1948年擔任美國原能會工業諮詢小組的執行秘書。

愛廸生電力公司總裁西斯勒於1953年在《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院年鑑》大力主張,美國應全力發展兩用反應爐。承平時期若能生產出大量的鈽與鈾,戰事一起,即可快速達成軍事任務。他認為,一國工業實力與軍事力量互為表裡,任何使用核燃料的設施都必須符合在戰時壯大美國軍事實力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艾森豪政府於1953年在聯合國提出「原子能和平用途」之說,但卻在國內支持核武/核能軍民兩用技術、以兩用反應爐積極備戰。

西斯勒指稱,若美國成功發展出兩用反應爐,該類反應爐更可進一步用於商船和軍事目的,好比汽車工業可以製造飛機,兩用反應爐的構想也是如此。

美國工業實力與軍事能力互為表裡之事隨處可見。例如奇異公司不僅是能源工業巨頭,奇異集團亦為全球第一大航空引擎製造商。該集團子公司奇異航空則為美國國防部的航空引擎製造商。美國航空工業也是如此。波音公司不僅設計、製造客機、直昇機,同時設計、製造軍事衛星、導彈。波音現為全球第三大國防供應商

從這裡可以看到,美國核能發展過程中(國家、私人)資本、軍方、行政部門互為奧援,不僅軍方、工業界、政界職務是個旋轉門,就連核武、核能的用途也是個旋轉門。

「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謊言

我們接續探討,在美國之後發展核武和核電的國家,又是如何參照美國經驗。

美國於戰後在國內大力發展兩用反應爐,卻在國際一再鼓吹「原子能和平用途」,啟發了英國資產階級。英國於1956年在英格蘭坎布里亞(Cumbria)郡啟用了第一個「核電廠」,並仿照艾森豪「原子能和平用途」之說「教育」英國民眾。英國政府遲至5年後才公開承認,發展核能的目的是為了大規模生產核子武器所需要的鈽,發電只是副產品

英、美核武/核能一體的事例啟迪了日本資產階級。日本科學技術廳長官正力松太郎是軍國主義者。他擔任原子力委員會委員長時便積極計劃自英國進口同型反應爐生產核武所需要的鈽。後來因美國介入,只得作罷。

不過,歷任日本政府始終念念不忘「原子能和平用途」。日本首相岸信介於1957年5月7日申言,如果日本以核武「自衛」,並不觝觸日本平和憲法。

日本現今雖無核武,在非核武國家中卻擁有最高的鈽存量。根據日本官方2018年數據,日本現有的鈽存量高達45.7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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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並無軍工複合體,但資產階級也仿效英美假藉發展核能之名掩蓋核武工程。陸軍上校張憲義曾參與中山科學院的核武計畫。他於1982年受中情局收買,陸續交付美方國內核武情資,並於1988年由中情局安排潛逃美國。美國政府不僅沒入核子材料、設備、並中止國內的核武計畫。

張憲義指出,為製造核武,中科院特別採購「軍民兩用」設備,然而「中科院對外聲稱是為了研究核電廠的核廢料固化或減容。此外,中科院一併著手精研引爆裝置的精準度,提升核武裝置爆炸的威力和可靠度。」

前述例子在在彰顯,核能、核武俱為一體,核能一再成為核武的遮羞布。

核子破冰船航行於北極

若核能/核武確實可以截然二分,美國防備他國商用核子動力破冰船,顯然是大驚小怪。

美國海軍於2021年1月發布一份名為《藍色北極》 的戰略藍圖。該報告指稱。中國因應北極快速融冰,目前正投資建造可航行於極地的貨輪、液化天然氣油輪和核子動力破冰船,乃至於建設港口基礎設施,改善北極地區交通。

該報告力陳,由於中國與俄羅斯有意積極在北極開採石油、天然氣、開拓航運、 漁業、乃至於促進軍事和學術合作,美國應強化自身和盟國在北極的戰備,因應軍事衝突。

美國海軍見商用核子動力破冰船則如臨大敵,是咎由自取。首先,俄國和中國的商用核子動力破冰船就是1953年兩用反應爐的翻版,即「使用核燃料的設施必須符合在戰時壯大該國軍事實力的要求。」。

俄羅斯是全球第一個擁有核子動力破冰船艦隊的國家,該艦隊目前由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所有。該公司也是俄國展現軍工複合體實力的企業集團之一。中國可能成為繼俄羅斯後全球第二個擁有核子動力破冰船艦隊的國家。

至於《藍色北極》視為威脅的極地貨輪、極地油輪和核子動力破冰船就是《中國製造2025》所列十大重點領域的具體應用(如海洋工程裝備、高技術船舶、核能)。[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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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可以看出,《中國製造2025》所標舉的「統籌軍民資源,開展軍民兩用技術」就是艾森豪所說的「科學與技術皆為軍方資產」,戰時、平時表裡相濟。 時隔七十年彼唱此和,美國資產階級恐怕始料未及。

當美、中、俄等核武國家依據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消長變化,與他國競合、乃至於重新劃分勢力範圍,軍事手段必然會成為該等國家的選項。

以核武與核能,做為培植國族主義的工具

薩伊德(Edward Said)曾說:「只有擁有批判能力和清楚意識,才能為我們的權利、歷史與未來而戰」。前文已彰顯核武/核能的共生關係,以及核能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並非只是能源問題,而是資產階級宰治科學、技術、知識、商品生產的工具,更是建構國族話語、遂行所得、財富向上分配的利器。

正因核武/核能自二戰後就為體現國族主義的工具,再因核戰絕無贏家,只有強權及其盟國、附庸、敵國同歸於盡,我們必須反思,各國資產階級從二戰至今打著「國防」、「國家安全」、「國族偉大」的幌子,浥注軍工複合體,發展核武/核能,跨國積累資本,究竟是何意?

艾森豪倒是講得一針見血:「製造每把槍、出動每艘軍艦、發射每具火箭都意味著,對飢不得食者、寒不得衣者而行的竊盜」。

註解

  • 中國國務院於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明言,中國若要成為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的強國,就必須建立不受他國資本主導的供應鏈。而國家為此必須「統籌軍民資源,開展軍民兩用技術」,「加快國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進程,推進軍民技術雙向轉移」,方能強化工業能力。

本文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授權刊登,原標題為〈旋轉門後的秘密 拆解核武/核電的共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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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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