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亞怎麼當老師」背後所潛藏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

文：施昱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研究生）

韓國瑜在2019年3月工商協進會演講時，針對業者建議引進菲律賓英語白領人才，他卻回應「這恐怕對台灣人心理衝擊大，因為瑪莉亞怎麼變老師了」，這句話引起許多人批評其為歧視性的言論。然而，究竟「瑪莉亞變成老師」如何造成「歧視性」呢？或許我們可以談談「瑪莉亞」名字的由來，並從「瑪莉亞」一詞透視種族、階級、性別上的文化意識形態。

「瑪莉亞」的能指和所指

在韓國瑜言談的脈絡中，他口中的「瑪莉亞」顯然指涉的是菲律賓籍的女性家庭幫傭／看護；然而「瑪莉亞」（Maria）原本是英語系國家常用的女性名字，是如何被台灣社會連結為「菲律賓女傭」呢？首先我們從命名說起，Saussure認為語言的要素是符號（sign），而符號又分為能指（signifer）與所指（signified）兩部份，能指是語言符號本身，所指則是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能指和所指的關係並非本質存在，而是具有任意性；能指和所指之所以能配對、形成穩定關係，乃和社會文化的約定、想像有關。

確實「瑪莉亞」（Maria）在30年前左右曾經為菲律賓女性常見的名字，推測可能的原因跟當時菲律賓主要信仰「天主教」有關，女性受洗後，在教會被賦予Maria的名字，並加在本來名字之上。同時隨著1990年代，東南亞女性飄洋過海來台灣，許多來自菲律賓的女性，開始在台灣擔任家務、監護、照護工作，因此開始有了「在台的菲律賓女性」大多都稱為「瑪莉亞」的說法和既定印象。

然而，以現在來說，並非所有在台的菲律賓女性都名為「瑪莉亞」；相反地，在近十年來，「瑪莉亞」沒有一次排進菲律賓「最常使用」女性名稱的前20名。況且，也並非所有來台的菲律賓女性都擔任幫傭／看護工作。然而，「瑪莉亞」卻仍是現在「女性菲律賓幫傭／看護」的修辭；在台灣，當有人提及「瑪莉亞」（能指）時，聽者就能自動聯想到「在台的菲律賓女傭」（所指），能指和所指的配對關係已經被台灣社會固定下來了。然而事實上，以「瑪莉亞」代表整體菲律賓女性是很有問題的，菲律賓女性各式各樣的名字消失在「瑪莉亞」的面具之下，而語言「瑪莉亞」的「名稱」（能指）和「意義」（所指）的配對性又潛藏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內容呢？

「瑪莉亞」的他者化與全球歷史的弔詭

在台灣的菲律賓人，其實是多重、複雜、異質的組成群體，然而在台灣，他／她們卻被簡化、刻板化為只名為「瑪莉亞」的臉孔。Said（1978）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論述，「東方」作為西方的「他者」，幫助了歐洲的自我界定和示明，「東方」和「西方」成為二元對立的存在，這兩者之間存在知識上、文化上的權力位階，西方總是凌駕於東方並試圖控制東方；在這個過程之中，東方被簡單化、刻板化地被西方理解。

雖然Said所描述的是文化上西方和東方的關係，殖民國家與被殖民國家的關係，「台灣」和「菲律賓」並非「西方」和「東方」的殖民關係；然而隨著發展主義和資本全球自由化，「台灣」和「菲律賓」分別處於政治經濟體中「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位置。隨著菲律賓人跨越國界移動來台，形成台灣混雜的社會時，台灣社會卻也透過在文化上「他者化」菲律賓人，以確保自我（台灣作為一個群體）的界線並鞏固「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國際地位。

前段所述的「瑪莉亞」符碼意義，便是一個用來理解台灣社會「他者化」菲律賓族群的例子，「瑪莉亞」也隱喻了我們對在台菲律賓人性別化、種族化、性別化的「刻板印象」。Lippmann（1922）在其著作《公眾輿論》中提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s）的概念，他認為世界上太多複雜的事物難以一個個親身去認識，因此演變出「簡化認知」的方式了解；長期下來，人們就可能對某個族群或團體形成固定的既定印象。台灣社會對女性菲律賓人的刻板印象，是透過種族化的階級主義，將她們的國族身份固定在低階勞工上，將她們的性別身份固定在家務、照顧等再生產勞動的位置上。

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低階工作的白人為瑪莉亞、從事高階工作的白人為瑪莉亞；另外，我們很難想像瑪莉亞為從事家務勞動的菲律賓男性，也困難想像瑪莉亞為高階工作的菲律賓女性，韓國瑜才因此脫口而出「瑪莉亞怎麼當老師」的話。這是全球歷史中的弔詭，源自於歐美國家的名稱「瑪莉亞」，當時透過帝國殖民傳遞到菲律賓，現今在全球化的跨國移動中，「瑪莉亞」卻不再成為歐美國家的名字，而是菲律賓女性的名字，而且是代表她們的唯一名字。

結語

當我們理解「瑪莉亞」背後所潛藏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後，就可以知道「瑪莉亞怎麼當老師」其實是性別、階級、種族的多重歧視；然而僅僅批評這些為歧視是沒有辦法改變菲律賓跨國移動工作者的弱勢處境。在現實層面，移工的勞動條件是相當惡劣的，本文作者期盼社會大眾能多關注移工的勞動權益；而在文化層面，也期盼社會大眾願意理解移工並非臉孔一致的「瑪莉亞」，而是每一位移工都擁有豐富的故事。

而他／她們的某些生命歷程、經驗或許和台灣某些家庭類似，比如：為了供小孩的生活和教育，拚命賺錢、跨國朝聖的心情等，當然我們與他／她們仍有不勝枚舉的差異之處，又或者「我們」和「他/她們」的邊界並非能夠分割清楚；確實，在全球化高速移動的社會中，文化與文化間的「邊界」會不斷受到挑戰，若「半邊陲／核心國家」一味地將「邊陲國家」在文化上「簡化」、「刻板化」，不僅強化彼此不平等的國際關係，似乎也對理解彼此無太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