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卻和北京交好、會說台語但力挺一個中國:10張圖透視比想像中更複雜的李光耀

反共卻和北京交好、會說台語但力挺一個中國:10張圖透視比想像中更複雜的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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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國土完全被馬來西亞、印尼等強鄰包圍。孤立局面促使李光耀積極發展對外關係;此外,也在以色列和台灣的幫助下,快速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

文:闕士淵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於今年3月23日與世長辭,全球政要聞訊無不立刻致哀,並於數日後出席其告別儀式。綜觀李光耀一生,堪稱為政治界的「巨人」;然而,對於這個熟悉的名字,我們又瞭解多少?

以下的數張歷史照片,將帶您快速認識「新加坡之父」如何帶領獅城挺立於馬六甲海峽詭譎的國際情勢,以及他與兩岸華人間的互動關係。

一切從二戰之後說起,日軍投降後,馬來半島又重歸英國統治。然而,隨著人們對英國殖民者的反感日增,1954年11月,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人民行動黨」在一群留英中產階級的領導下成立。並藉由和左翼工會領袖如林清祥等人結盟,聲勢日漸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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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動黨成立大會,後排右三為李光耀。Photo Credit: 人民行動黨

1959年,李光耀帶領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立法議員選舉中大獲全勝,贏得51席中的43席,成為英屬新加坡自治邦的執政黨,李亦自此當上總理,直至1990年才卸任。

1963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等地區共組「馬來西亞聯邦」,正式脫離英國獨立。然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卻大力推行馬來民族主義,排擠國內其他族群。人民行動黨意圖聯合非馬來人政黨,創建一個屬於「所有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卻激怒了聯邦政府,雙方自此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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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勝選的支持者將李光耀高高舉起。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間的衝突不斷激化。1965年,馬來西亞國會通過表決,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這和李光耀原本的期待背道而馳,甚至讓他在訪談中落淚。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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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被迫自立更生。60年代的新加坡仍是一個相當貧窮的城市,住宅嚴重短缺。李甫上任便立刻成立「建屋發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HDB)」,迅速興建政府組屋(國宅)。如今,大部份的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中。

除了大力宣傳中英雙語教育,你知道李光耀還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媒人公嗎?

Photo Credit: 人民行動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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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勵精圖治,利用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引進外資發展各項產業,經濟快速成長。不過,對政敵及異己的打壓從未放鬆,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也常成為外界批判李統治的主要理由。

短片「賀」李光耀逝世青年被捕

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國土完全被馬來西亞、印尼等強鄰包圍。孤立局面促使李光耀積極發展對外關係,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並極力避免自己帶給鄰國「中國代理人」的印象,謹慎地和東南亞國家互動;此外,也在以色列和台灣的幫助下,快速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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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迎接來訪的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在華人圈,李光耀和台灣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曾多次赴台訪問,與蔣經國私交甚好。蔣執政期間以相當優惠的條件提供新加坡軍事援助,開放基地讓新加坡部隊受訓。在台灣南部縣市,至今仍有機會遇見來自遙遠南國的星光部隊

李光耀亦與李登輝熟識。在李光耀的斡旋下,兩岸「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然而李光耀認為兩岸終將一統,始終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甚至在回憶錄中提到,李登輝執政後「不斷抒發的分離主義情緒」將無助兩岸關係發展,兩者遂漸行漸遠。

台灣政壇廣為流傳的逸事之一,是李光耀曾在訪台時直接以閩南語和台灣人溝通,而陪同在旁的蔣經國卻做不到,蔣遂對幕僚表達羨慕之情。(點此聽李光耀的閩南語演說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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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會見李登輝總統。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1976,李光耀首次訪問中國。除了北京,還在上海、西安、延安等地駐留,並會見了毛澤東、華國鋒等黨政高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便將李光耀定調為「帝國主義走狗」,且不斷透過廣播鼓動馬來亞共產黨和新加坡人民起義;而李和人民行動黨則向世界明確表達其反共立場。不過,為了圍堵蘇聯的全球擴張策略,以及對抗越戰後劍指中南半島的越南,中新兩國逐漸有了對話共識,也促成這次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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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參訪陜西延安的毛澤東故居。延安從30年代起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根據地。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在中國的見聞帶給李光耀很大的震撼,尤其是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劇烈衝擊。李在回憶錄中提到,雖然是同文同種的華人,李和家人卻深刻感受到與中國人的差距。

然而,李並沒有因此放棄發展和中國的交往。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李仍持續訪華,兩國關係逐漸由對抗轉為友好,李也從「走狗」升格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自此,李和鄧小平、及其後歷任領導人皆維持良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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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設宴款待李光耀和夫人柯玉芝。這次訪問適逢文革末期,官員們都還穿著毛裝。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1990年,李光耀辭去總理一職,轉任內閣資政(Senior Minister),其後又將職務更名為「Minister Mentor」,卻未改變其對新加坡政治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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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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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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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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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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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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