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歌/詩中的白色恐怖: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與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平安戲〉

【音樂】歌/詩中的白色恐怖: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與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平安戲〉
Photo Credit: 截圖自珂拉琪Youtube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白色恐怖造成的各種「後遺症」,在小說中以空缺呈現,屬於詩/歌的〈平安戲〉與〈萬千花蕊慈母悲哀〉,也同樣只能以隱晦、間接的手法觸及白色恐怖的種種事蹟。

文:歪文系why_literature,張國勳

珂拉琪(Collage),一個YouTube 、街聲上破百萬點閱率的台灣獨立音樂團體。如同團名collage英文原意「拼貼畫」,她們的創作從詞、曲、唱腔,甚至歌曲封面,皆混搭了許多元素:日語、和風、搖滾、原住民(語)文化、台語都包含在內。

沒有太多的專訪、曝光,珂拉琪神秘卻又紅到讓許多歌迷討論起是什麼樣的歌曲內涵能引起共鳴。儘管沒有「官方認證」,但大多數人都認為〈萬千花蕊慈母悲哀〉這首以台語唱成的歌,歌曲背景涉及到了白色恐怖。

少數的專訪問到珂拉琪是否以台灣故事為創作背景,他們的回答卻是創作皆由自己生命經驗出發,沒有那麼強烈地要遵循本土意識、台灣意識,這樣的指認有一點點「美麗的錯誤」。的確,〈萬千花蕊慈母悲哀〉歌詞相當隱晦,與其說指涉到白色恐怖,不如說是一個被拋棄的人,他所愛的人失蹤的故事。

不論珂拉琪創作的出發點為何,〈萬千花蕊慈母悲哀〉這首歌確實有些「怪怪的」地方,會讓人聯想到白色恐怖的背景。歌曲說的故事有不少地方呼應了當時的時代氛圍,以相對迂迴的方式碰觸到了白色恐怖的情境,甚至和一些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學作品手法有點相像。

面對被掩蓋的的時代傷痛,我們可能還難以摸清全貌,但可以先從珂拉琪的〈萬千花蕊慈母悲哀〉為何與白色恐怖有高度共鳴開始說起,再從白色恐怖文學作品的片段裡,瞥見、貼近那個時代裡人們的心靈與感受。

一首佯裝成愛人失蹤,卻訴說時代的歌:〈萬千花蕊慈母悲哀〉

  • 無以言說的消失,強烈建議聽過原曲後再觀看本文。對照的華文歌詞為珂拉琪官方YouTube的歌曲播放字幕版本。

〈萬千花蕊慈母悲哀〉乍看/聽之下,是首等不到心愛的人回來,又焦急又生氣的歌曲。整首歌勾勒的故事其實非常簡單,「我」等不到愛人歸來,明明「怨嘆」被拋棄,但又遲遲無法放下。

一開始兩段歌詞營造「我」在家裡苦等心繫之人未歸,向外又尋找不到的焦躁氛圍。愛人離開的原因未明,看起來似乎是莫名失蹤,所以在雨天拿著雨傘等他歸來,但又好像是他刻意拋家棄子,徒留「我」一人在家,「我」應該放棄這段感情會比較好。這幾段歌詞的情景描繪出「我」非常焦急,盼望未歸的人回來,但其中一句歌詞「氣身惱命 我哪會攏無要無緊(真氣死人 我怎麼都不慌不忙)」,暗示出「我」似乎知道這場等待注定是場空。

歌詞後續有更明顯的句子,可以知道這場空等並非因為愛人拋棄了「我」,而是人間蒸發般地消失:

   (台)               (華) 

袂開的花 無欲轉來的人      不會開的花 沒有要回來的人

美麗的你啊 想著你彼當時     美麗的你啊 想著你那時候

攑懸你的旗仔           舉高你的旗子

路邊的話 滿街路雨紛飛      路邊的話 滿街路雨紛飛

時代的變卦 孤單的我一个人    時代的變卦 孤單的我一個人

問天也毋捌            問天也不懂

手內啥物攏無 只賰我欲予你的愛  手上什麼都沒了 只剩我要給你的愛

有血有肉的人 煞下落不明    有血有肉的人 竟下落不明

歌曲中的「我」即便在等待愛人歸來,但「我」也是知道他沒有要回來,因為是有血有肉的人突然「下落不明」。「我」當然有極力尋找,然而一點音訊也沒有(就算是外遇、離婚都還有點消息),問天問神明也沒有答案。

歌詞說到這大概能隱晦地知道,這個人是突然消失而非拋家棄子,歌曲主題還是圍繞在「失去摯愛上」,具體失蹤的原因未明,只知道跟時代氛圍有關。

「被消失」的時代悲劇

經過前半首歌以及間奏的鋪陳,到歌曲後半能逐漸拼湊出「我」的摯愛會消失,其實與白色恐怖時期,人會突然被抓走、處以極刑的情形有幾分相似。

在唱頌「南無觀世音菩薩」佛號後的段落,「我」夢到正在牽著愛人的亡魂,可以得知愛人已不在人世;「佮你恬去的心」(和你沉默的心)、「寫袂了的批」(寫不完的信)、「(亻因) 開袂完的銃」(他們開不完的槍)則是最讓人響起「白色恐怖」訊號的關鍵,因為在白色恐怖時期你可能會遇到下面這些事情:

  • 學校老師突然消失後就再也沒看過他
  • 家人被警察帶走,不是沒回來,就是回來後容易對一些事情緊張兮兮,又絕口不提發生什麼事
  • 政治犯的家書、遺書時常寄不到/很晚才寄到家屬手中

前兩個「突然消失」的情節,有賴於《返校》IP出現在公眾視野裡,如今許多人應該對此並不陌生。而在被帶走之後,歌曲裡提到「(亻因) 開袂完的銃/看人去樓空」,在台灣歷史上使得人被噤聲沉默、被消失後回來的是屍體,大概就也只剩下白色恐怖時期的極權統治。至於那句「寫袂了的批」,則讓人聯想到《無法送達的遺書》裡那一封封被鎖在國家檔案庫裡的遺書,甚至到了解嚴幾十年後家屬都還看不到親人留下來的最後遺言。

因此〈萬千花蕊慈母悲哀〉裡對愛人的「消失(死亡)」欲言又止、暨氣憤又裝作不在意,可以看做白色恐怖時期下,每一個微小的人無法對不公言說、也不知道要向誰言說的心情。

如果帶著白色恐怖來理解這首歌,間奏後的「南無觀世音菩薩」會變成整首歌最精華的部分。這句歌詞背後的和聲混著吼腔,配上後續幾句歌詞訴說菩薩的怨懟,讓祈禱的佛號變成怒吼──個人面對體制的不正義無從歸咎,所以只好把所有的不滿、埋怨歸咎給神明:

   (台)               (華)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若準講你 算著這齣悲劇    倘若說你 算到這齣悲劇

你敢會看顧          你是否會看顧

紲落來伊頭前 彼逝歹行的路  接下來他前面 那條崎嶇的路

歌曲中的「我」越是對菩薩不解,越反映了白色恐怖時期現實的無奈跟無力。「我」無法把摯愛失蹤歸咎給誰,因為帶走他的是國家的極權統治,而我們也甚至不知道具體的幕後兇手,所以只能向神明發洩不滿:怪上天為什麼不保佑他、為什麼要讓這些悲劇發生。這看似對菩薩的怨懟,其實吼向的是白色恐怖對人的迫害──體制太過龐大、殘酷到個人無以承受,怨恨無以歸咎,就只能怪「天」給了一個黑暗的時代。

漠視現實的旁觀者皆為共犯:杜潘芳格〈平安戲〉

〈萬千花蕊慈母悲哀〉透過對神明的怒吼,以間接的方式吼向了白色恐怖時期的極權統治,恰巧與一位台灣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的詩作〈平安戲〉極為相像,在批評客家人是漠視現實的旁觀者時,隱晦地批判了政府的獨裁政權。

杜潘芳格(1927-2016)是一位日治時期出生在台灣的客家詩人,她創作的語言也與珂拉琪有點相似──起初杜潘芳格以日文寫詩,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被迫學習用「北京話」創作,晚年她則致力於母語(客語)書寫,找回屬於客家人的聲音。

〈平安戲〉是一首有日、華、客語三種版本的詩,語句略有差異但相差不遠,以下討論以華語為主:

年年都是太平年
年年都演平安戲

只曉得順從的平安人
只曉得忍耐的平安人

圍繞著戲台
捧場著看戲

那是你容許他演出的

很多很多的平安人
寧願在戲台下
啃甘蔗,含李子鹹。

保持僅有的一條生命

平安戲。(〈平安戲〉,《慶壽》(1977))

整首詩最諷刺的在於那句「保持僅有的一條生命」,只要抓到這個關鍵,就能理解〈平安戲〉指涉到白色恐怖時期的社會氛圍。人們在戲台下「看戲」是為了保全性命,換句話說他們知道實際參與「戲台」的代價是死亡。然而深知挺身而出會遭遇危險的人們,不僅對「戲台」上演出的死亡視而不見,成為漠視現實的旁觀者,甚至欺騙自己年年都是太平年、社會上沒有什麼不公不義的事情正在發生。這樣的作為無疑成為了殘酷現實的幫兇。

〈平安戲〉當然可以放在任何時候來諷刺漠視現實的社會大眾,但這首詩最初發表的年分是民國66年,而且詩裡情境為只要挺身而出對抗不公不義就會獻上生命,那無疑是白色恐怖時期才會發生的事。

平安戲是每年固定時候舉辦的客家民俗慶典,用意為感謝神明賜予平安的一年。所以杜潘芳格的〈平安戲〉,批判平安人(客家人)的安身立命,實則成為威權政府的幫兇。客家人就算無法反抗政府,也不能把順從政府美化成忍耐,因為「那是你容許他演出的」;不能挺身而出,每一個保全性命的倖存者至少都要知道自己可能是有責任的。〈平安戲〉在自我反省、批判客家人的同時,最嚴厲指控的對象當然還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結論:白色恐怖──無法直視的創傷與批判

從上述比較來看,杜潘芳格的〈平安戲〉與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剛好都以間接的方式,批判了白色恐怖時期政府的所作所為。前者在批評客家人漠視現實的同時,卻也指涉到了背後隱藏的龐大國家體制;後者則是對神明的憤怒,反倒體現了時代的悲劇與不公。對上天的怒吼,其實是對極權政府的不滿與怨懟。

雖然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在創作時不完全以白色恐怖為出發點,但歌詞塑造的情境:沉默的人、突然被消失的摯愛、開不完的槍,都與當時的社會氛圍極為相似。況且,〈萬千花蕊慈母悲哀〉這樣間接批判的方式,不僅與〈平安戲〉相似,也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小說有所呼應,才會讓人聯想到這首歌是否以白色恐怖為創作背景。

根據湯舒雯的研究,台灣白色恐怖的小說有著「迷態」、「匱缺」等敘事的特徵。她發現論及白色恐怖的小說,往往沒有再現大屠殺的殘暴場景,對於白色恐怖關鍵的「符號」如禁書、叛亂、槍斃等,不會是文本的主題/主軸,常常在小說中僅止一閃而過。這樣閃躲的、「匱缺」的敘事結構,屬於白色恐怖創傷的癥狀;文學作品的「不見證」,反過來見證了白色恐怖的傷痕。

白色恐怖造成的各種「後遺症」,在小說中以空缺呈現,屬於詩/歌的〈平安戲〉與〈萬千花蕊慈母悲哀〉,也同樣只能以隱晦、間接的手法觸及白色恐怖的種種事蹟。這或許肇因於白色恐怖下體制的龐大,難以直視這樣的創傷,卻也反映了被迫沉默的歷史記憶,甚至到解嚴後三十幾年的現在,我們都還得無法好好地面對。

那個時代的倖存者絕口不提過往,或許不是因為無視傷痛能帶來痊癒,而是傷痛太過巨大無以直視。這也是作為後代的我們,必須要不斷追問、探究前一輩人走過的時代與傷痛的原因──看見才能治癒創傷,雖然我們能做的也僅是替他們看見而已。

參考資料

湯舒雯,〈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