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浮雲》:陶家耿直的家風,也許使我失去了協助蔣經國的機會

《律政浮雲》:陶家耿直的家風,也許使我失去了協助蔣經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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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年如果對蔣經國部長逢迎,同意他對美國學界的批評,也許結果不同。我父親輔佐蔣介石四十多年,但耿直的家風,也許使我失去了協助蔣經國的機會。

文:陶龍生

機會

1934年蔣總司令(北伐革命軍)到北京,在「協和醫院」大樓設辦公室,約見我父親。那時他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清華兼課。其後四十年,他們之間有不解之緣。

抗戰時發生的「高陶事件」,已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一段,這裡不複述,本章只記述我看到的幾件事。

1. 歲寒松柏

父母親在台北的房屋內,牆壁掛有字畫。其中最簡單是一面舊鏡框,裡面一張信紙「總統用牋」,毛筆字寫「希聖同志五十晉一」,中間正楷四個字「歲寒松柏」,下款「蔣中正」,日期民國三十九年(1950)八月二十日(父親生日,陰曆八月二十九日)。年代已久,信紙已經發黃。

為什麼祝他「五十晉一」,而不是「五十壽辰」呢?

頭一年(1949)解放軍攻佔河北,進逼北京。北京和清華大學的教授,面臨戰禍。親共的準備投共,反共的或不親共的教授們,卻無所適從。國民政府已播遷到台灣。他們面臨淪陷。

父親受命前往北京。聯絡這些教授,有以前的同事或學生,勸他們隨國民政府搬到台灣,並安排軍用飛機,接他們和家眷。許多學者就離開北京,轉到台北。

其中包括李濟、勞幹、英千里、姚從吾、鐘皎光、毛子水、薩孟武等。他們加入台灣大學教授陣容,在校長傅斯年領導之下,振興台灣的高等教育。胡適也在北京,與父親談話數次,不肯到台灣,丟下書籍和資料,帶太太江冬秀遠走美國。堂堂前任中國駐美大使,曲就在國會圖書館、在館員袁同禮之下謀生(韓戰後台灣局勢穩定,胡才回國)。

父親在北京戰亂炮火中,孤獨地過五十歲生日。

次年(1950)父親五十一歲,蔣介石竟然記得。他請父親前往陽明山(那時的「草山」)官邸,見面時邀進書房,當面用毛筆在信紙上題字「歲寒松柏」,並告訴父親,去年他五十壽辰奉命到北京辦事,「忘了生日、成了大事」。

「松柏歲寒而長青」;這四個字感念他堅貞不移,常青如嚴冬中的松柏。

2. 苦日子

早年在台灣,經濟落後,大家都窮,日子很苦。記得母親在院子裡洗大盆衣服(一家六口),一面抱怨說:「跟老先生做事,有什麼好處?又窮又苦。」又說:「你父親有一天去世葬禮時,老先生會來祭悼。我會問他,你知道我們的辛苦嗎?」

3. 淵源

父親年輕蔣介石十歲,比蔣經國年長十歲。蔣經國對他很恭敬。他們長年同事(同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七位委員之二﹞)。1948年成都敗退前夕,他們在旅社行館同住一室。蔣經國交給父親一把左輪手槍,教他怎樣使用。兩人並同意,在槍膛中各留一顆子彈,以便被共產黨俘虜之前,使用自盡。

但父親既是蔣介石的顧問和「文膽」,蔣經國便保持距離。蔣介石逝世,父親便退出政壇。蔣經國接掌台灣的領導之後,也不再請教這位退休老臣。

4. 返校

1967年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取得學位,母親患心臟病,便回台灣去陪她一年。台大校長錢思亮、法學院長施建生和法律系主任劉甲一,歡迎我返校執教。畢業時我是第一名(施啟揚學長後最高分),所以老師們認識我。開課刑法和英美法。同時在東吳教「民法總則」、輔仁教「法律哲學」,兩校兼課。又接受國際關係研究所吳俊才所長的禮聘,擔任研究員。在東吳教授休息室,有時遇到吳舜文和章孝慈。章有學者風度,謙虛而有禮,沒有他兄弟的傲氣。

5. 辯論會

回到台大教書,學生們對年輕教授(不到三十歲)似乎好奇,邀我參加辯論會。在學生中心與殷海光對談。

他是「邏輯大師」。我懂一點邏輯學(在哈佛修過課),邏輯是法律思想不可缺的訓練。可是我感覺殷教授對法學有誤解;他以為法學就是法典和條文,卻不知其中另有層次。這也是一般理工學者不了解的地方。

殷先生以前常來我家拜見父親。同站在辯論台上、學生面前,卻顯得傲慢。

又有一天參加國際關係研究所座談會,他們邀請一位來台灣訪問的澳洲學者,名叫尤金・柯曼卡(Eugene Komenka)教授來演講。柯曼卡的專長「共產主義」。

柯曼卡出席時,由行政院新聞局和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的專員陪同。他們是英文好被挑選,擔任翻譯官。柯曼卡用他澳洲口音的英語開講,追溯共產主義的歷史,從馬克司的思想和著作開始,又談到十九世紀歐洲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教授講一長段,才讓譯員翻成中文。兩位譯員都只能捕捉片斷;他們欠缺學識背景,不知詞彙,跟不上教授的邏輯。會場非常尷尬。

吳俊才所長望著坐在後排的我。我便趨前,站在教授身旁,示意他繼續演講。柯曼卡慢慢再開始,講一段我就翻譯一段。放心後,他越講越快,我便毫無猶疑地照跟。結束時教授高興地與我握手。一星期後,他離台返國,臨走前邀我到澳洲國立大學去講課(沒有接受)。

行政院新聞局和教育部,知道一位年輕的教授「英文很好」。教育部次長鄧傳楷招待外賓,請我協助傳譯。「美國大學校長訪問團」,在飛機場開記者招待會,外交部請我替九位校長傳譯。

我作了無償的工作。

6. 國防部

有一天接到國防部電話,部長約時召見。國防部長是蔣經國。第二天政府的黑色轎車,由法學院教授辦公室,接我往國防部。國防部的大樓在總統府的後側面。

招呼我的是位少將,肩上帶一顆星(已忘其姓名)。

在部長會客室,見到蔣經國。以前見過他;開會時也會出現(例如:國建會歡迎海外學人的聚會),也握過他的肥手。但這是第一次單獨見面(那位少將陪座)。

部長很客氣,座位前桌面上放檔卷匣。先問:「老太爺好嗎?」,接著問我學歷。他對美式教育似乎有興趣,尤其哈佛大學。我簡短地說明,法學院的歷史和課程,告訴部長,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多數來自哈佛和耶魯。

7. 一席談話

蔣部長提到了東亞系的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說「此人曾在重慶美國新聞處工作,竟然變成中國通,影響美國對華政策」。那幾年美國學界鼓勵正式承認中國,並批評台灣。部長忽然問:「哈佛大學都是些左傾的教授?」

我回答:「哈佛大學是知名的學校,校訓只用一個字『真理』(Veritas),教授群中包括各種專家、各派學者,所以很難概括地說他們都是親共的左派。」

部長沉默不言,對助理點點頭,便起立客氣地送客。

汽車送我回法學院,在車上,那位少將打破沉默,對我說:「陶教授,部長得到推薦,希望請你擔任英文助理。但你講話太耿直,可能失去了機會。」我不解地問:「但我應該怎樣回答部長呢?」

少將沉默一下;「就說哈佛確有不少的左傾教授,費正清就是其一,就對了。」他頓一下繼續說:「你的回答,我知道是正確的,但反駁了部長。」

當晚我告訴父親這件經過,事前沒有提過。父親微笑地回答:「那邊的工作很難應付的。不去做助理也好;就當教授吧。」

8. 長兄

其實被蔣經國認識不一定有好處。

我的長兄陶泰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曾在香港擔任印刷廠長,到台灣後在省政府紙業公司(後來的中興紙業公司)工作,從工程師升到協理兼羅東紙廠廠長。

長兄不與父母同住,但每年過年,尤其農曆年(春節),必回家幫忙。大年初一,許多客人來拜年,大哥便站在大門口接待。重要的客人通常不進屋拜年,遞一張名片,恭喜幾句便離開。長子代表父親接待。

每年初一早晨,約八點鐘,蔣經國會驅車到門口,請大哥轉告,他來拜年。大哥恭送他離去。

1979年台灣和美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蔣經國總統開啟「十大建設」,其中一項:國產白報紙。以前紙張多半靠內銷;但石油危機和外交孤立,使紙張來源不可靠。所以要自己全盤造紙。中興公司承擔這份責任,陶泰來負責擴展羅東紙廠。

1983年大哥到美國洽購三千萬美金的造紙機器,在華府我招待他晚餐和住宿一晚。第二年建廠成功,大量生產優質紙張。回台時我曾往羅東參觀大哥建立的,遠東最大的紙廠,非常佩服。

9. 紙廠

省主席林洋港也高興,希望酬謝陶泰來,正好中興公司總經理將退休出缺。主席想提升陶協理。

得意的林洋港,安排陪蔣經國去參觀十大建設的成果—羅東的新型大紙廠。他們乘坐直升飛機,降落在紙廠前院。中興公司的董事長,領著經理們,排隊恭候。

林洋港先下飛機,接著兩位便衣維安人員下機。當蔣經國下機時,踏上水泥地上鋪的紅地毯,兩位便衣立刻緊跟在他身體後面。

以前在公開場合看到蔣經國時,他身後永遠緊跟著兩位隨扈,保護他的後腦和後背。無論蔣經國怎樣在人群中移動或轉身,隨扈必定緊跟,不讓人從背後接近。

蔣經國步下飛機的扶梯,兩位維安人員立刻插入他的背後,隔開別人。蔣總統看到陶泰來在一排人的中間,認識泰來,便走向他,與他握手,接著逕向紙廠的大樓快步前進。

兩位緊跟的隨扈,把其他人隔開。蔣經國由陶泰來陪同,走向廠房。中興公司的上司和同事,都被拋在後面。滋味不好受。

林洋港主席始終沒有得到中興公司推薦陶泰來升任總經理的公文。不久,公司聘他為董事,明升暗降。並且拔除他對羅東紙廠的責任。兩年後我大哥從公家退休。被蔣經國認識不一定有好處。

10. 疑雲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政治氣氛有點不尋常。回台開會暫住父親家,有一天樓下客廳有客人,是葉翔之。葉是國民黨的情報主管。他與家父密談很久,我進出飯廳須經過客廳,無意中聽到父親一句話。他有點激動,聲音稍高(平日他講話溫和)。他說:「周至柔通匪(中共)?我不相信。必要時我為他作證。」

周至柔是老將軍,四星上將,空軍的創始人之一,曾任參謀總長,台灣省主席,並且曾任國民黨中常會委員。父親與他談得來,兩人都喜讀孫子兵法和克勞賽維茲的「戰爭論」。

自那時以來,從未聽到周至柔將軍的消息。

11. 老臣

父親與蔣家有長遠的淵源,退休後,蔣經國不再請教他。但蔣經國卻禮遇他。

蔣緯國出身軍旅,年輕時與我父親似乎沒有關係,但很恭敬。我隨父親上士林或陽明山教堂,在門口遇到蔣緯國(自駕吉普車),他會向父親敬禮。我也曾看到張學良和他的伴侶,大家都客氣。

蔣緯國組織「戰略協會」,請我父親擔任理事長,蔣自己做副理事長。也有其道理,父親以前常到國防大學演講國際現勢或孫子兵法。緯國是校長。

另外,蔣緯國安排我父親擔任「大陸問題研究會」的董事長,緯國自己未參加,會長是位姓馮的退休特務。「研究會」的人員,很多是退休情報員,安排他們閒職,養活這些人。理事長和董事長都是名譽位置。緯國尊敬「老臣」的善意。1988年六月父親病逝,八位佛門弟子到病房「助念」,唸經十二小時。護理人員從病床收屍,遺體竟然柔軟如生。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經過「人民日報」表示,歡迎「歸葬祖國」。在台北,倪文亞主持的「治喪委員會」,竟然沒有邀請蔣緯國參加。 蔣經國已去世,李登輝頒匾「碩學流芳」和「褒揚狀」。

公祭日,蔣緯國準時到臨,站立在前側三小時。歷任參謀總長、參軍長、總司令等軍官、政界、學界和新聞界人士,前來致祭,達三千多人。我覺得蔣緯國很夠義氣。

蔣家與陶家的淵源到此為止。

12. 文物字畫

我手邊存有蔣氏父子的正楷題字「歲寒松柏」、「吾黨楨幹」(蔣介石題)和「宏文益壽」(蔣經國題)。

另有蔣夫人親筆國畫,細密的松枝,下款簽章「美齡」(當年由侍衛郝柏村送來)。文物方面,有《中國之命運》(1942)的文稿,和《蘇俄在中國》(1957)(原題《和平共存?》)。早年沒有複印機,文稿是手抄在五層複寫紙上。原稿帶蔣介石的毛筆「眉批」。褐色精裝玻璃盒中、一串三色彩帶懸銅質勳章(可能是青天白日勳章)。

如此而已。

13. 研究會

葬禮後有人告訴我,那位姓馮的「大陸問題研究會」的會長,曾經對我父親不客氣,「他在職員面前,吆喝令尊,嫌他老人家動作緩慢。」我詢問一位祕書,印證此事:「令尊氣得發抖,但未作聲,從那以後,沒有再來辦公室,並且辭去董事長職。」馮某自己接任董事長職位。

回美國後,我寫一封信給「馮董事長」,指責他對家父不禮貌,並告訴馮某:「我將對你口誅筆伐,你侮辱尊長,我將令你得到報應。」馮某回函,自稱「俯仰無愧」。

不久馮某口鼻流血,死在董事長辦公室中。

14. 機會

當年如果對蔣經國部長逢迎,同意他對美國學界的批評,也許結果不同。我父親輔佐蔣介石四十多年,但耿直的家風,也許使我失去了協助蔣經國的機會。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律政浮雲:台華裔美籍大律師跨國鉅案祕辛》,聯合文學出版
作者:陶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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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陶龍生就讀哈佛大學法學院,身為少數華裔學生的他,何以能得到美籍教授的讚賞,成為國際知名大律師?

陶龍生的父親陶希聖,是蔣介石的文膽,這是否影響了他看待法政問題?

本書以作者的法律專業背景,從多年執業經驗及對美國社會和法治的觀察中發掘故事。描繪事件的前因後果、訴訟策略和法庭審判的起伏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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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合文學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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