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思維》:「職業運動員難免會受傷」就是「對問題盲目」的典型例子

《上游思維》:「職業運動員難免會受傷」就是「對問題盲目」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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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問題視而不見,就無法解決它,而這樣的盲目可能導致我們在面對巨大傷害時仍採取被動態度。為了往上游移動,首先我們必須克服這一點。

文:丹.希思(Dan Heath)

對問題盲目

一九九九年,醫師及運動訓練員馬可斯.艾略特成為美式足球隊「新英格蘭愛國者」的隨隊人員。當時隊上的選手長期飽受膕繩肌(大腿後側一系列肌群的統稱)受傷之苦,但大眾看待「受傷」一事的心態卻極為危險,認為這「只不過是運動的一部分」,艾略特提到。「大家認為這就是運動的本質,而這也只是比較怪異的運動傷害而已。」美式足球是很辛苦的運動,所以球員難免會受傷,這是無法避免的事。

艾略特的思維卻不太一樣,他認為大多數的傷害就是不當訓練的後果。在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大部分的訓練環境中,都把重點放在練得更壯、更強。儘管選手的身體和他們在球場上的位置有極大差異,訓練內容卻幾乎一樣。艾略特表示:「這簡直就像走進診間後,醫師既沒有開口問診,也沒有對你進行任何檢查,就直接開處方箋給你。完全沒有道理可言,但職業運動員的訓練方式就是如此……完全是一體適用的計畫。」

於是艾略特引進全新且個人化的方法;尤其是膕繩肌受傷風險最高的球員(如接球員),更需要特別關注。艾略特仔細研究每位球員、測試他們的肌力、觀察衝刺時的施力狀況,以找出肌肉不平衡之處(例如一側的膕繩肌比另一側強壯)。根據這些評估結果,球員依受傷風險分成高、中、低不同組別。高受傷風險的球員必須進行密集的非賽季訓練,以修正艾略特所發現的肌肉警訊。

在前一個賽季,愛國者隊的球員共經歷了二十二次膕繩肌受傷;但在艾略特的計畫實施後,受傷次數降到只有三次。驚人的成效和其他類似的成功案例,讓眾人的懷疑煙消雲散。二十年後,像艾略特這樣以資料為導向,並為選手量身打造的訓練方式,已明顯普遍許多。

後來艾略特成立一間名為「P3」的運動科學公司,專門為頂尖運動員進行評估和訓練。公司會利用3D動作擷取技術,精密地分析運動員跑步、跳躍和轉動的過程,且分析的精確度相當驚人,堪稱頂尖運動員的磁振造影(MRI)。艾略特可以對著運動員侃侃而談:

你看,你跳起來再著地的時候,身體其中一側所受到的衝擊多了二五%;另外,我們也注意到你的股骨呈內旋,脛骨則是外旋。在我們檢查過的所有運動員中,你的相對轉動率(relative rotation)落在第九十六百分位。就我們評估過的運動員來說,只要相對轉動率高於第九十五百分位,都會在兩年內發生膝蓋受傷的狀況,所以應該針對這一點進行改善。然後這部分的訓練結束後,我們會再重新評估看看改善了多少……

目前NBA的現役球員中,有超過半數都曾接受過P3的分析。

艾略特指出:「你不能等著這些糟糕的狀況發生,而是應該找出表示風險存在的訊號,然後採取行動。如果你只是等著壞事發生,就不太可能讓事情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在艾略特和有相同理念的同儕努力之下,運動傷害防護科學在職業運動界日益盛行。

現況如此,怎麼辦?

職業運動員很辛苦,難免會受傷,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這種心態就是我稱之為「對問題盲目」的典型例子,認為負面結果會自然發生,且無法避免,也超出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當我們對問題盲目,就會把問題視為有如天氣般的現象。我們或許知道天氣很糟,但最後也只會聳聳肩接受這一切。不然還能怎麼辦?天氣就是這樣。

「對問題盲目」是上游思維三大阻礙之中的第一種,也是我會在本章深入分析的主題。對問題視而不見,就無法解決它,而這樣的盲目可能導致我們在面對巨大傷害時仍採取被動態度。為了往上游移動,首先我們必須克服這一點。

一九九八年,美國第三大學區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Chicago Public Schools, CPS)的畢業率是五二.四%,意思是在此學區就讀的學生,有一半的機率能取得高中學位。醫療專家保羅.巴塔爾登曾寫道:「每種體制的設計都會徹底反映在最後產生的結果上。」這麼說來,學校就是一種為了當掉半數學生而設計的體制。

想像一下:你是這個學區的老師或行政人員,善良的你非常想改變這些不合理的情況,該從哪裡開始才好?你的偉大願景很快就會面臨學區這個龐雜系統的挑戰,包括近七百所學校、三十多萬名學生,以及近四萬名教職員工。做為對照組,威斯康辛州綠灣的學區只有兩萬多名學生。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有這麼多教師,整個學區的預算高達六十億美元——等同於整個西雅圖市的總預算。

接下來要說的這則故事,是關於一群有信念的人如何努力從內部改革巨大又運作不良的體制,以及他們如何為了避免學生被落下,努力往上游尋找解方。如果要點燃改革的火花,首先必須翻轉的是錯誤的心態。共同領導這次改革的肯伍德學院高中(Kenwood Academy High School)校長伊莉莎白.柯比表示:「有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有這種觀念,認為你進入高中後,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對這些孩子來說,高中就是決定誰贏誰輸的地方;如果他們沒有成功,那就是自己的錯。現況就是這樣,所以沒有人會質疑。」

現況就是這樣,所以沒有人會質疑。這正是對問題盲目。在體制內,大多數人都已經習慣這樣的低畢業率,他們認為身為學生卻無法畢業,問題一定是出在難以解決的根源: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一年級到八年級的初級教育失敗、創傷性情緒經驗、缺乏營養……其中最關鍵的是「學生本來就不夠努力」:上課缺席、不交作業。學生似乎一點也不在乎學業,高中老師或校長又能做什麼呢?整體情況看起來非常棘手。接著,一年又過去,畢業率仍然徘徊在五成左右,又加深了體制內人員的無助感。這個世界很殘忍,但現實就是這樣,我也無能為力。

希望的第一道曙光來自芝加哥大學學校研究聯盟(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sortium on School Research, CCSR)的伊蓮.艾倫斯沃思和約翰.伊斯頓,他們進行的學術研究證實學校領導階層確實有影響力能改善畢業率。二○一五年,根據聯盟發表的研究結果顯示,有方法可以預測高中新生會畢業或肄業,而且準確率高達八成。

這種預測方法是基於兩個意外簡單的因子:一、學生確實修完五門一年期課程的學分;二、學生不及格的情況只發生在其中一學期的一門核心課程,例如數學或英文。這兩項因素結合之後,就可以歸納出「新生步入正軌」(Freshman On-Track, FOT)指標。如果新生在這項指標中屬於「步入正軌」,畢業機率將是「未上軌道」學生的三.五倍。

「這項指標比其他因素的總和還重要。」佩姬.朋德表示,她自二○○七年起受雇於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並管理新生步入正軌計畫。在這項指標的計算過程中,顯然沒有納入的因素包括:收入、種族、性別—以及大概是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一點—學生本人在八年級整學年的學業表現。

最後一項重點:八年級成績落在倒數二五%的學生,如果九年級時能保持在正軌上,畢業的機率就可以到達六八%,遠高於學區的平均畢業率。研究人員更發現,學生在九年級這一學年的表現藏有關鍵,可用來預測學生究竟能否順利從高中畢業。

為什麼?九年級有什麼特別之處嗎?部分原因在於芝加哥沒有所謂的「中學」:小學到八年級為止,高中則是從九年級開始。因此從八年級升上九年級是非常大的轉變,簡直就像直接從小孩畢業變成大人。

「在轉變的過程中,人是相當脆弱的。」莎拉.鄧肯指出。她所創辦的非營利組織「大學傑出表現支援網」(Network for College Success)在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的計畫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鄧肯表示,學生通常會在九年級首次嘗到失敗的滋味,而老師簡直就像樂於讓學生體驗失敗似的,可說是一種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態。鄧肯解釋:「老師以為成績不好的孩子會產生『我必須努力一點』的想法。有時確實如此,但大多數的十四歲孩子一旦失敗,就會解讀成:『我不屬於這裡,我不夠好。』他們就會退縮。」

那麼該如何讓學生維持在正軌上?請記得:指標只是一種預測方法,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就像煙霧偵測器無法滅火一樣。而且如同偵測器的運作,警鈴一旦響起,表示壞事已經發生;你也錯過了預防問題發生的機會。意思是,如果發現學生在九年級結束時偏離正軌,表示傷害已經造成。

不過和煙霧偵測器不同的是,正軌指標提供了可能的預防方法:確保有風險的學生能負荷所有課程,並針對核心課程給予額外的支援。在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中,學區固有的措施將從各層面遭到顛覆。

順道一提,雖然是老生常談,但這裡仍然必須注意「相關≠因果關係」。改善新生的步入正軌數值並無法保證提升畢業率,但可以合理認為兩者有因果上的相關性,而且研究人員確實持續追蹤這項計畫,當然足以證明這一點。

一方面,既然九年級是關鍵轉捩點,那麼理想的做法就是請最出色的老師來指導新生,這種做法與一般的排序相反—最出色的老師通常更想指導較成熟的中、高年級學生,不過現在我們都知道,九年級學生值得最好的教學。

此外,從指標的角度來看,與紀律相關的某些措施開始顯出自我毀滅的一面。莎拉.鄧肯表示:「我們剛展開這項計畫時,學生正處在動不動就被停學兩週的狀況下。並不是因為帶槍到學校,只是因為他們在走廊上發生衝突,甚至連出手打人都沒有。」當時正是所謂的「零容忍」時期。

當有風險的學生(原本就難以跟上學校進度的一群)遭到停學兩週的處分時,會發生什麼事呢?他們會跟不上功課進度、被當掉、脫離正軌,然後無法畢業。任何學校行政人員應該都很難意識到,嚴刑峻法真的有可能摧毀學生的未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上游思維:在問題發生前解決的根治之道》,究竟出版
作者:丹.希思(Dan Heath)
譯者:廖亭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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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究竟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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