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紀錄片《削瘦的靈魂》:更加貼近精神與現實層面的,「在文字以及之外」的七等生

【影評】紀錄片《削瘦的靈魂》:更加貼近精神與現實層面的,「在文字以及之外」的七等生
小說家七等生畫像|Photo Credit: 目宿媒體 Fisfisa Media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可喜的是,相對於某些歌功頌德、純粹影視化文字的文學紀錄片,本片並非為還原七等生的文學或者讚揚七等生的地位而存在,而是更加貼近屬於精神與現實層面的,那樣「在文字以及之外」的七等生。

誰怕七等生:現代主義文學的異數

相較於黃春明(1935-)或者白先勇(1937-)這類「課本作家」,抑或是學院派更重視的王文興(1939-)、陳映真(1937-2016),同屬於現代主義文學行伍的七等生(1939-2020)對於大眾而言,顯得陌生許多。尤其1997年寫就中篇小說〈一紙相思〉後他便不再動筆,更在2003年推出《七等生全集》後宣布封筆,親手將他文學時代的齒輪自行凍結。

本名劉武雄的七等生是苗栗通霄人,畢業於台北師範學院藝術科(現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曾先任職小學教員,後為專心寫作而辭去教職,擔任以陳映真、尉天驄為首的《文學季刊》之編務。有趣的是《文學季刊》的成員,雖以「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者為主,但實則有相當「告別現代主義」的味道(可參考朱宥勳的紀念文)。在雜誌結束前後,也有如各作家寫作的分水嶺,例如陳映真便開始更強烈轉向國族寓言與現實主義文學,而黃春明也更傾向於鄉土文學之路。

換言之,雖然《文學季刊》的成員以現代文學主義派別的寫作者為主,但他們在此選擇往現實/鄉土/農工更加靠攏,惟七等生是少數毫不猶豫秉持現代主義的象徵與手法,持續探討生命存在的艱難課題,從〈放生鼠〉、〈精神病患〉一路邁向經典作〈我愛黑眼珠〉。

其實七等生的作品打從一開始就備受批評,在《文學季刊》結束後更是孤絕一身,幾乎可以稱他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異數」沒錯。比起白先勇化用意識流而大受好評的〈遊園驚夢〉,或者王文興發現「愛與罪可以有糾結」的〈欠缺〉,也同樣描述背德情慾的七等生與歐陽子(1939-),反倒是更加飽受倫理批評,尤其前者在1967年發表的〈我愛黑眼珠〉,主角李龍第背離妻子、選擇與妓女相擁度過洪水的內容,更是遭致大量的道德責難。

要等到多年以後,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才更為受到正面評價,研究者們紛紛為之平反(如馬森、柯慶明、廖淑芳等),而主角李龍第在「情境倫理」與「名分倫理」(借柯慶明語)之間的糾纏,以及小說探討人性的存在與價值,才得以被彰顯。然而寫作者七等生,終究是選擇自我放逐於文壇。

改編七等生:朱賢哲的《削瘦的靈魂》

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推出以來,一直被視為是台灣作家的身影定錨。它在第一系列(2011)珍貴無比地保留了周夢蝶(1921-2014)余光中(1928-2017)、楊牧(1940-2020)等先行者的影像,更挑戰了如林海音(1918-2001)這些離世者的紀錄可能。第二系列(2015)更將觸角伸向香港,挑戰同時在台港兩地都備受矚目的作家,如以《我城》奠定地位的西西(1937-),不僅追憶香港的抒情詩人也斯(1949-2013),同時也提前保留了劉以鬯(1918-2018)的台港合作身影。

在第三系列宣告完成的同時,七等生來不及看到首映,便因不敵癌症提前離席。《削瘦的靈魂》因此成為了這位淡出文壇的孤隱者,最後留下的餘音。導演朱賢哲本就以紀錄片起家,2016年執導的《白蟻 - 慾望謎網》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但在觀看此片的同時,我的內心不免焦慮:改編七等生是可能的嗎?

看得出來導演在選用的文本以及精準的文字語言下過一番苦心,朱賢哲並非簡單挑選出七等生的精髓,而是強烈希望透過作品描寫的不同面向,去帶出作者本人的不同人生階段。從幼童時期、青年成長到成年人的自白,一步一步推向七等生小說中所描繪的情慾啟蒙,延伸至其對世界黑暗面的透徹。朱賢哲的影像鋪排,顯然有其強大的內功能力,足以帶領觀眾去認識這位直視人性黑暗/背德的寫作者。

《削瘦的靈魂》在開頭便是強烈的礁岸、孩童的破爛堡壘,那種既稚嫩卻晦澀的生命初景,可見導演的費力,以試圖接近七等生的語言與精神世界。在全片中,朱賢哲反覆以「黑白影像」與疏離的電影語言,切割他如何改編/還原七等生的作品內容(而現實的訪談則是彩色的):例如經典的〈我愛黑眼珠〉就透過演員與動畫,將大水來臨的焦慮與掙扎、人性的醜陋與現實,用盡全力般烘托出來。

但即便如此,對我而言,在觀看過程中仍有諸多疙瘩,七等生那綿延迤邐、被文學評論家劉紹銘形容為「小兒麻痺體」的文字,要透過影像化與旁白重新具現化,本身就有極大的難度,儘管導演再有才華,但要挑戰這類經典文本也實在是困難的。

這也不免令我想起在關錦鵬版的《紅玫瑰與白玫瑰》(1994)中,試圖呈現王嬌蕊與佟振保初次見面,她飛濺的泡沫如情慾般吸著他的手,張愛玲寫:「那一塊皮膚便有一種緊縮的感覺,像有張嘴輕輕吸著它似的。」但在關錦鵬特意特寫的鏡頭下,只是肥皂沫與手的靜止畫面——熟悉張愛玲的讀者即使能感受到他盡力還原了文本,但觀影的感覺卻是只顯得文字之強大與傾軋,使得影像本身成了荒謬、無機的特寫畫面。

或許,要忠實還原、改編七等生終究是不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旁白不似過去文學紀錄片選用雷光夏或溫柔女聲的聲音,或者作家親自朗讀(猜想七等生也不願意),最後則是選用導演的嗓音加以配述——另一個創作者(配音者)的獻聲,反而因為捨棄優美流暢的美聲朗讀,更加貼近七等生的文學世界,從純粹褒揚的文學紀錄片套路中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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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目宿媒體 Fisfisa Media
導演朱賢哲努力去靠近七等生,讓他彌足珍貴的影像可以被留下,而有了少卻稀珍的作家身影。

紀錄七等生:如何敲開閉鎖的靈魂

然而無論任何性質的紀錄片,最大的挑戰就是「被紀錄者」願不願意把自己交給紀錄者。例如黃惠偵以女兒身分逼問、接近挑戰紀錄片倫理的《日常對話》,因母親終究卸下心防,而有了對話的豐碩果實;或者因受訪者反覆迴避鏡頭,而後又旋即離世,而成為了吳耀東導演個人抒情語言的《Goodnight & Goodbye》。

鏡頭本身就會是種暴力、直截了當的斷章取義。這是紀錄片無法迴避的議題,也是紀錄片倫理長期以來被探究的焦點。從《削瘦的靈魂》可以看出,起初七等生對於被拍攝明顯有著抗拒意念,作者本人對於鏡頭的閃爍,需要旁人的補述來成全。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一系列中的《朝向一首詩的完成》,溫知儀也透露楊牧對於拍攝的限制(一天只能六小時,盡量不能打擾),這使得影片本身需要極多補述的空間,所以導演被迫選擇用各種藝術形式去完成屬於楊牧的「詩」。

朱賢哲則努力去靠近七等生,讓他彌足珍貴的影像可以被留下,而有了少卻稀珍的作家身影。觀影到後頭,七等生已經較能侃侃而談,或者直視鏡頭(或者世界)。另一方面,雖然朱賢哲與其他導演也同樣選擇改編了七等生的文學作品,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只單單為了表現作者的寫作,而流於「交功課式」的選擇經典。為了表達七等生的精神世界,就連每一個黑幕選擇的文字,都在在展現出了紀錄者的功力——朱賢哲是透過個人的感悟能力,挑出了想了解七等生,就無法遺漏的每一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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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目宿媒體 Fisfisa Media
《削瘦的靈魂》導演朱賢哲。

也因此在每一個鏡頭之間,可以明顯感受到朱賢哲作為同等較量的創作者,對於這狂放不羈的隱者,也必須展現更公允的多樣面目。電影中不只碰觸寫作者感情世界的繁複,對於家人情感的傷害,是以七等生跳脫出作家身分,回歸「劉武雄」的本名狀態。除了前女友或學者廖淑芳的側面觀察、互動外,在朱賢哲與七等生女兒小書的對談中,很難不被他們的對話動容——那不得選擇的出身與家世,面對這樣「削瘦的靈魂」,也因而被親人削薄了自身,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內耗與接受。朱賢哲選擇的七等生,不只是「文學的七等生」,也同樣是「現實的劉武雄」。

最後,回到本文最想探討的問題:七等生的文學可能還原嗎?在朱賢哲極盡所能地詮釋後,答案也許還是否定的。畢竟要呈現那荒誕、苦澀以及隱晦的情感,涉及的是人類內心的宇宙,而影像敘事終究是「另一種層面的文學」。但最可喜的是,相對於某些歌功頌德、純粹影視化文字的文學紀錄片,本片並非為還原七等生的文學或者讚揚七等生的地位而存在,而是更加貼近屬於精神與現實層面的,那樣「在文字以及之外」的七等生。

註釋:在此化用曾獲三屆普立茲戲劇獎的得主、美國劇作家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lbee,1928-2016)的東尼獎得獎作《誰怕吳爾芙》(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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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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