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能改造社會嗎?從石岡媽媽劇團20周年演出《梨花心地》談起

戲劇能改造社會嗎?從石岡媽媽劇團20周年演出《梨花心地》談起
Photo Credit: 差事劇團提供,攝影陳小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文化生產的主體性,如何回歸民眾?以石岡媽媽劇團20周年演出為例。

石岡媽媽劇團20周年演出《梨花心地》。演出後,受到觀眾與評論界的眾聲迴響,不免令人振奮。因為,無論評論褒貶或有所期許及建議,都是為著一項值得一再思考的議題,便是當文化生產以戲劇作為中介時,完成這項生產的主體是誰的問題。

當然,這裡並非在訴說個人是誰,具備何等藝術創作天份;又或者說,哪一位個人的創作才能,如何被恰當看待的狀態。具體的說,恰恰是脫離了各別人物被以藝術家看待的框架外,回返一個共同(或稱集體)創作,如何在庶民身上發生的議題。這件事,在當今的公民社會想像,全球性多元文化的包裝下,在本地,多少因著社區營造的官方版,朝向地方創生的產業能量思考的緣故,逐漸在消費式民主的架構中,失去原本以「民眾」作為想像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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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差事劇團提供,攝影陳小樺
《梨花心地》劇照

然則,話說回頭,當下的「民眾」如何被定位,當然也是一個值得再商榷的命題。拋開這些繁複的纏繞,回到從921地震的裂縫中,走來長達20年的石岡媽媽而言,具備的「民眾」身份,以典型來形容,倒不如說是經歷一定的命名歷程,而步上戲劇里程的一群勞動婦女,期間經歷的坎坷若不在20周年演出呈現時,多少露出關鍵的主題與內涵,畢竟難以將全貌整體推出。

然而,也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如何以經過反思、編整後的主題,將女性勞動者在客家傳統農村社群,歷經當代消費與資訊社會洗禮後,將曾經面對與思省未來的情境,經由人物與情節的鋪陳展現出來,否則難以對應劇場當下性的衝擊。

我是以這樣的反思,從「差事劇團」於1990年代開展民眾戲劇的庶民劇場的省察,還原石岡媽媽劇團主體價值的觀點,寫下實踐與思維的點滴累積,作為一種對話的永續語境,期許推動劇場與社會實踐,在文化行動意義上的進步。

首先,石岡媽媽劇團向來不以「民眾」的文化正確性來自我標榜,這意味著在發展的前景背後,存在著戲劇如何在自我命名的忐忑中,穿越眾多困頓而追索「我是誰」的真實,這一點都不容忽視。因為,這歷程進一步引出「我們是誰」的心路旅程。如果這樣看待她們共同登台完成的戲碼—《梨花心地》,文化生產的正當性,才得以真正在主體上,和「民眾」這指稱發生緊密的連帶。

這連帶,訴說著文化生產,不再僅僅是擁有藝術家身份的人,才得以在自覺或不自覺的菁英狀態下,被理所當然地賦予生產文化的個體。這裡,集體或共同,直接或間接地述說了:以石岡媽媽為召喚的民眾主體性,在命名過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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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差事劇團提供,攝影陳小樺
《梨花心地》劇照

回到一個攸關劇場表現與現實改造的提問,當涉及民眾戲劇在社區的實踐時,通常無法很順理成章地就在「民眾性」與「美學性」間做出立即的區分。想反地,必有幾近於確認的,對於以戲劇作為培力(Empowerment)的前提,將民眾參與戲劇工作坊或教習過程中,充分體會的涉及身份政治、階級、性別...的種種覺醒或覺察,置放於觀眾的面前,作為一種表現的主軸及脈絡。

然則,回到表現本身,無法免除的是—劇場可以僅僅為培力過程所開展的議題而存在嗎?

這項提問其實很具體。也就是:如果將劇場教習過程也視作成果,參與者會在這樣的同理中,體會共同學習並看見彼此的重要性;表演因此成為學習過程的一項呈現。然則,縱使從共同創作的過程看來,一旦,表演是面對觀眾的獨立存在時,便很難視觀眾為參與過工作坊的成員,在「看」與「被看」的歷程中,共享對於議題探討的高度興致。這時,戲劇吸引人之處仍在於:用甚麼樣的整體構思與情節腳色安排,在怎樣的情境與身體表現下,推出怎樣的題材與問題意識的表演。

簡言之,這裡涉及的將是「美學性」如何被表現的問題。這在《梨花心地》的表演中,無疑備受肯定。

當美學性的表現被處理以後,接下來針對民眾戲劇的提問,通常又會回到根源的提問:「戲劇能改造社會嗎?」。在當今世界中,這個問題已經變得無比複雜和糾纏。這也不打緊,倒是這個問題,如果只當作一種是非題來看待,必將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會回到藝術若不為(即便是進步的)政治或社會服務,將失去其存在意義的提問;這也同時意味著劇場的自主性將消失殆盡。

這麼說時,恰也提供我們思考,主張民眾劇場的美學性時,並非處在一個個人與當下的藝術範疇中,開展劇場表現的美學;相反地,因為確認了戲劇表現的主體性,因而,這表現的內容與主軸為何?恰恰是問題意識的核心。在這樣的前提下,成為我們提出「美學性」的重要。也因此,就《梨花心地》的演出而言,「民眾性」與「美學性」成為戲劇與社會實踐,在辯證上探索的方向。

在劇場與現實的辨證上,存在處理現實與美學對應或反差的問題。在布萊希特(B.Brecht)的戲劇世界中,眾所皆知,如何表現是非善惡遠比是非善惡本身更具關鍵性;這便意味著,沒有一開始就要被決定的議題結果;但,議題傾向的出現,將隨著劇情的逐步推展,在觀眾面前漸露端倪,並成為撐起整個表現風格的內核。

這樣理解一齣有社會傾向的戲劇時,將會見到不在一開始就已經見到其特定面貌的人物;並且免於隨著已然確認化的情節與主軸,將內在風景與外在社經構造,都凝縮在一個固定化的屏幕上;而是,在劇情發展的歷程中,將議題逐漸體現並瀰漫開來。

回到《梨花心地》本身,很顯然地,是以這20年來,石岡媽媽曾經歷鍊的相關客家婦女勞動,以及在傳統客家男性霸權中,掙扎生存且多所隱忍為劇情進展的「起」、「承」、「轉」三大環節;最終,並非以「合」做結尾,而是以作「逆」為結尾,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