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能改造社會嗎？從石岡媽媽劇團20周年演出《梨花心地》談起

石岡媽媽劇團20周年演出《梨花心地》。演出後，受到觀眾與評論界的眾聲迴響，不免令人振奮。因為，無論評論褒貶或有所期許及建議，都是為著一項值得一再思考的議題，便是當文化生產以戲劇作為中介時，完成這項生產的主體是誰的問題。

當然，這裡並非在訴說個人是誰，具備何等藝術創作天份；又或者說，哪一位個人的創作才能，如何被恰當看待的狀態。具體的說，恰恰是脫離了各別人物被以藝術家看待的框架外，回返一個共同（或稱集體）創作，如何在庶民身上發生的議題。這件事，在當今的公民社會想像，以全球性多元文化的包裝下，在本地，多少因著社區營造的官方版，朝向地方創生的產業能量思考的緣故，逐漸在消費式民主的架構中，失去原本以「民眾」作為想像的主體。

Photo Credit: 差事劇團提供，攝影陳小樺

然則，話說回頭，當下的「民眾」如何被定位，當然也是一個值得再商榷的命題。拋開這些繁複的纏繞，回到從921地震的裂縫中，走來長達20年的石岡媽媽而言，具備的「民眾」身份，以典型來形容，倒不如說是經歷一定的命名歷程，而步上戲劇里程的一群勞動婦女，期間經歷的坎坷若不在20周年演出呈現時，多少露出關鍵的主題與內涵，畢竟難以將全貌整體推出。

然而，也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如何以經過反思、編整後的主題，將女性勞動者在客家傳統農村社群，歷經當代消費與資訊社會洗禮後，將曾經面對與思省未來的情境，經由人物與情節的鋪陳展現出來，否則難以對應劇場當下性的衝擊。

我是以這樣的反思，從「差事劇團」於1990年代開展民眾戲劇的庶民劇場的省察，還原石岡媽媽劇團主體價值的觀點，寫下實踐與思維的點滴累積，作為一種對話的永續語境，期許推動劇場與社會實踐，在文化行動意義上的進步。

首先，石岡媽媽劇團向來不以「民眾」的文化正確性來自我標榜，這意味著在發展的前景背後，存在著戲劇如何在自我命名的忐忑中，穿越眾多困頓而追索「我是誰」的真實，這一點都不容忽視。因為，這歷程進一步引出「我們是誰」的心路旅程。如果這樣看待她們共同登台完成的戲碼—《梨花心地》，文化生產的正當性，才得以真正在主體上，和「民眾」這指稱發生緊密的連帶。

這連帶，訴說著文化生產，不再僅僅是擁有藝術家身份的人，才得以在自覺或不自覺的菁英狀態下，被理所當然地賦予生產文化的個體。這裡，集體或共同，直接或間接地述說了：以石岡媽媽為召喚的民眾主體性，在命名過程中的重要性。

Photo Credit: 差事劇團提供，攝影陳小樺

回到一個攸關劇場表現與現實改造的提問，當涉及民眾戲劇在社區的實踐時，通常無法很順理成章地就在「民眾性」與「美學性」間做出立即的區分。想反地，必有幾近於確認的，對於以戲劇作為培力（Empowerment）的前提，將民眾參與戲劇工作坊或教習過程中，充分體會的涉及身份政治、階級、性別...的種種覺醒或覺察，置放於觀眾的面前，作為一種表現的主軸及脈絡。

然則，回到表現本身，無法免除的是—劇場可以僅僅為培力過程所開展的議題而存在嗎？

這項提問其實很具體。也就是：如果將劇場教習過程也視作成果，參與者會在這樣的同理中，體會共同學習並看見彼此的重要性；表演因此成為學習過程的一項呈現。然則，縱使從共同創作的過程看來，一旦，表演是面對觀眾的獨立存在時，便很難視觀眾為參與過工作坊的成員，在「看」與「被看」的歷程中，共享對於議題探討的高度興致。這時，戲劇吸引人之處仍在於：用甚麼樣的整體構思與情節腳色安排，在怎樣的情境與身體表現下，推出怎樣的題材與問題意識的表演。

簡言之，這裡涉及的將是「美學性」如何被表現的問題。這在《梨花心地》的表演中，無疑備受肯定。

當美學性的表現被處理以後，接下來針對民眾戲劇的提問，通常又會回到根源的提問：「戲劇能改造社會嗎？」。在當今世界中，這個問題已經變得無比複雜和糾纏。這也不打緊，倒是這個問題，如果只當作一種是非題來看待，必將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會回到藝術若不為（即便是進步的）政治或社會服務，將失去其存在意義的提問；這也同時意味著劇場的自主性將消失殆盡。

這麼說時，恰也提供我們思考，主張民眾劇場的美學性時，並非處在一個個人與當下的藝術範疇中，開展劇場表現的美學；相反地，因為確認了戲劇表現的主體性，因而，這表現的內容與主軸為何？恰恰是問題意識的核心。在這樣的前提下，成為我們提出「美學性」的重要。也因此，就《梨花心地》的演出而言，「民眾性」與「美學性」成為戲劇與社會實踐，在辯證上探索的方向。

在劇場與現實的辨證上，存在處理現實與美學對應或反差的問題。在布萊希特（B.Brecht）的戲劇世界中，眾所皆知，如何表現是非善惡遠比是非善惡本身更具關鍵性；這便意味著，沒有一開始就要被決定的議題結果；但，議題傾向的出現，將隨著劇情的逐步推展，在觀眾面前漸露端倪，並成為撐起整個表現風格的內核。

這樣理解一齣有社會傾向的戲劇時，將會見到不在一開始就已經見到其特定面貌的人物；並且免於隨著已然確認化的情節與主軸，將內在風景與外在社經構造，都凝縮在一個固定化的屏幕上；而是，在劇情發展的歷程中，將議題逐漸體現並瀰漫開來。

回到《梨花心地》本身，很顯然地，是以這20年來，石岡媽媽曾經歷鍊的相關客家婦女勞動，以及在傳統客家男性霸權中，掙扎生存且多所隱忍為劇情進展的「起」、「承」、「轉」三大環節；最終，並非以「合」做結尾，而是以作「逆」為結尾，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