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說了話之後變成為「壞女人」:「證詞不正義」背後的權力不均等

女人說了話之後變成為「壞女人」:「證詞不正義」背後的權力不均等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若只有雙方當事人能夠替當時的情境作證,女性的敘述也在證詞不正義的作用下更容易受到質疑,事實更可能在權力的角力之下被扳倒。男性,卻有可能因為信用過剩,陳述更容易被採信。

文:呂亭儀

「證詞不正義」是指言論可信度因發言者具有特定身份而降低,從這個概念出發,我們又可以如何重新思考近年來的metoo運動?

metoo運動浪潮於近年興起,越來越多性侵害及性騷擾受害/倖存者,願意挺身揭露自身經驗,近期台灣演藝圈也出現了鄭家純事件。

在女性久違地得到話語權[1],性騷擾及侵害的嚴重和普遍,似乎前所未有的受重視的同時,被控訴的那群男人們[2]也試圖在此浪潮下奪回麥克風,如鄭家純事件中被控訴的翁立友在記者會中表示自己是「受害者」。

在疑似性騷擾案件的相關討論中,出現了言論:認為女性誣告並藉此「賺進人生第一桶金」、「男生出門在外要小心」以避免無端遭到控訴等等的評論。

證詞不正義成為一種複雜的反撲形式,他們嘗試奪走受害者的位置,並更進一步重塑人們對於性騷擾/性侵害一詞的認知。但這樣的反撲形式為何成功?

誰的話比較容易被相信?證詞不正義背後的權力不均等

「證詞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的概念,由哲學學者Fricker提出,指發言者言論的可信度因其具有的特定身份(如性別、種族、階級等)而降低,也不被當成能夠完整瞭解情況、回應事件的主體。例如未成年人、女性,時常受到證詞不正義的對待。

在鄭家純首次公布自己所受到的騷擾經驗時,許多評論不斷抨擊其不公開加害者的選擇,並冠上炒作之名。在鄭家純具名控訴以後,質疑為何不提告及藉機炒作的評論仍甚囂塵上。反觀翁立友,在記者會上自陳自己為事件受害者的言論,則受到較少的質疑與抨擊。

在真相未明的情形下,輿論差別地看待兩人對受害者身份的主張。

性騷擾或性侵害的事件中,突發的言語或肢體性騷擾,除了使受騷擾者受到精神創傷之外,往往難以留下任何具體的跡證。若只有雙方當事人能夠替當時的情境作證,女性的敘述也在證詞不正義的作用下更容易受到質疑,事實更可能在權力的角力之下被扳倒。男性,卻有可能因為信用過剩,陳述更容易被採信。

證詞不正義的影響不限於性別,既有的種族階序也可能讓特定種族者的言論變為不可信。Fricker在書中舉了小說《梅岡城故事》中一位被控訴性侵白人女性的黑人男性,因有利證詞不被採納,最終被認定有罪,種族因素在此案例中的作用,則大於性別權力關係。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也認知到,若不能夠整體性地檢視證詞不正義的現象,(弱勢的)男性也可能在雙方各執己詞的羅生門中,成為真正的受害者。與其單方面地認為男人總是加害者,或者女人總是說謊、企圖誣告男人,不如認真看待證詞不正義與承認背後的權力不平等,並反思我們是否透過有色濾鏡認識世界。

女人說了話之後變成為壞女人

除了受害經驗遭到否認和質疑,拿起麥克風控訴的女人更容易在被控訴者的言論下,變成「壞女人」。

在鄭家純的案例中,翁立友在記者會中除了表明自己是受害者,更強調自己的孝子及單身身份,彷彿告訴著大眾,鄭家純無法同理男人單身困境,更阻擋了自己後續好爸爸、好丈夫角色的可能,鄭在此是個帶著惡意、破壞原有安穩秩序和美好家庭的侵入者。

傳播學學者Banet-Weiser也舉出美國幾例有名的性侵害控訴案例,其中被控訴的男性多具有權力地位上的優勢,他們在否定自己被控訴的犯行之餘,也往往反過來指控女性毀了他們的生活。

在男性信用過剩情形下,這群優勢男性的敘述更容易被採納,當他們自陳自己是受害者之時,事件的中心也被重新聚焦在男性的遭遇身上,他們在職涯、學涯所受到損失很容易被同理。

但控訴者同樣也可能面臨的公領域損失,甚至在揭露和控訴的過程中面臨更多惡意和質疑,這些成本往往被漠視,更被認定為不可信的。

在「賺進人生第一桶金」、「男生出門在外要小心」等等的言論之下,性騷擾、性侵害正在被重新構框為女人索討利益的工具,而非女人在生命中不斷撕裂的傷疤;說出經驗的女人變成拿起石頭試圖砸毀這群男性生活的壞人,而不是一個公開主張自身權益受侵害的公民。

在此種論述的出現下,控訴者的受害經歷可能必須變的更為嚴重、激烈,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具備控訴資格的、被認可的典型受害者,與此同時被社會認定為無關緊要的不受歡迎的追求、言詞騷擾及觸摸等將會被淡化。

因此,大量揭露受害經驗的同時,更應該撼動的是這個社會在無意識中對於性騷擾及性侵害經驗的否定。

看見證詞不正義之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試圖扭曲、重新定義性騷擾及性侵害的論述,在男性大量集中的網路空間中不斷出現,結合證詞不正義和壞女人標籤的情況下,關於受害經驗的討論將更加極化,將有一部份人更傾向全盤否定控訴者的經驗,站在立場兩端者將更難與彼此對話。

性騷擾一詞在1970年代才被發明,受害者們在半世紀前才得以描述這個普遍、廣泛、多半由女人承受的壓迫處境。但在半個世紀以後的現今,性騷擾的問題仍在持續,既有性別秩序除了否定受害者經驗以外,更嘗試將受害者身份反轉,以搶奪這個名詞的詮釋權,攔阻看似由男人手中「奪取」(實則為奪回)權利的女人繼續發聲。

從證詞不正義出發,我們或許能夠更加理解雙方為何難以對話。從正視受害者的經驗、支持他們發聲的權利、接受人們了解世界的角度並非全然客觀中立開始,可能是打破現有局面的新方向。

延伸閱讀:

註釋

註1:metoo運動的參與者和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主要仍以女性為主,在此也並無化約當事人性別的意圖,任何人都可能在生命中遇見這些事件。

註2:不是指所有男人。

參考資料

  • Banet-Weiser, S. (2021). ‘Ruined’ lives: Mediated white male victimhood.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1), 60–80.
  • Frisker, M. (2019). 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黃珮玲譯)。新北:八旗文化。(原著出版於2007年)
  • Manne, K. (2019). 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巫靜文譯)。台北:麥田文化。(原著出版於2017年)

本文經辣台妹聊性別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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