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權立論(六):警哲學──淺談維根斯坦

警權立論(六):警哲學──淺談維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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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警員不是士紳,更不是哲學家,這些要求是過於嚴苛。然而當我們有了之前追溯至古希臘的語源了解,也有了法律與社會秩序的認知,便可以更自由地想像理想中的警察可以是甚麼樣子。

(上一回:警權立論(五):以哲學研究警察,如何不是「經學瑣瑣」的離地空談?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學說對我們如何理解意義和語言都有很大的影響。他建立了「語言遊戲」的概念,認為我們可以從語言及行為上的實踐去探索其意義。換言之意義不再是字典中的定義,而是經使用,才產生出意義。有關的行為不只包含是「硬性的」行為,例如立例立法,亦可以是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活動。他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中便提過玩皮球的例子。假設兩個孩子在互相擲皮球,我們怎樣知道規則是甚麼,從而知道他們在玩甚麼遊戲呢?便是透過觀察他們的互動,而這活動中甚至未必有輸贏,規則也有可能隨時轉變。

誠然,以上只是他學說的一部分。不過,如果將類似的概念放在遊行示威的認受性上,便已經可以得到很多啟發。為免「超譯」,我接下來會直接引用一些《哲學研究》中對語言遊戲的描述:

可是到底有多少種句子呢?——例如主張(assertion)、問題、和命令?種類數之不盡:我們叫數不盡的不同種類做『符號』、『字詞』、『句子』……在這裡「語言遊戲」這個術語希望可以帶出一個事實,訴說語言是一種活動或一種生命形式的一部分。透過以下和其他例子檢視語言遊戲的多樣性:作出命令,和遵守它們——形容一件物品的外表,或提供它的量度——由形容開始建築一件物品(一幅畫)——報告一件事——猜測一件事。(PI 23 in Wittgenstein 1958, p.11)

維根斯坦在有關語言遊戲上的實質例子,首條便提到典型的警政活動,即發號旨令和遵守,之後的形容、繪圖、報告、猜測,都是警員日常紀錄、通緝、調查事務上的常見事項。這些活動在日常警政中十分常見;相反,在警察活動以外,由於平民彼此缺乏強制形式的權力與使用武力的許可,我們在生活中的行為未必會以這方式進行。例如在遊行中,警察可能會給予命令,而姑勿論法律是否合理,這命令通常是有一定的法律基礎的。

Christiaan Tonnis : Ludwig Wittgenstein | Pencil on board | 1985
Artwork Credit: Christiaan Tonnis, CC BY-SA 2.0
維根斯坦。

然而,法律不是像地心吸力一樣的物理定律,它的構成和執行往往包含政治、社會狀態、經濟等一連串因素。而示威的極端形態——革命活動——便正好提示我們權力及秩序的流動性。換言之,社會規則是可以隨著我們的行為去改變,繼而定出對錯。這一點上,語言遊戲的邏輯跟警與察活動是契合的。換個角度來看,結合之前提及的警察語源,公民對秩序的參與更可以稱之為「雙重警政」(林慎,2020,p.27)之局,從「Bottoms & Tankebe」權力擁有者對權力受眾的固有框架中得到釋放,並更具彈性地自由觀察示威的種種可能性。這也可視為以維根斯坦哲學輔助我們更深入了解一些社會行為的經驗,並回應了分析流於表面描述的老毛病。

以此又可以帶出另一個關鍵的概念——生命形式(forms of life)。人們可以透過語言遊戲去探究生命形式,「我們的語言用法的合理根據就是作為用法基礎的生活形式,更多的話既不必說也確實不能說,事情就是這樣。」(Grayling、2016、p.200)驟眼看來這是十分廣泛和模糊的,尤其生命一詞的使用,意味著這概念包羅萬象。然而,回到警學哲思上,人們一般理解的「警察」也許亦可循生命形式的角度切入。又例如「警察研究」中的「policing」,中譯很多時候是執法、巡邏、維持治安等,卻反過來,未能包含所有警政活動。

縱然官方警政團體不斷變遷也好,警政行為似乎是會一直以不同模樣存在的生命形式。將警察視為一種活動、行為、生命形式,好處是容讓研究者不拘泥於狹義的現代員警模式,去探究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實踐、演化,回歸到著眼更根本和日常的意義所在,從而連結警察之源,思考現今組織的利弊,以及展望未來這個生活形式可用哪種模樣去進步。

有關維根斯坦的研究,一般分成早期、後期、以及晚期。另一個我認為應該重點了解的概念,則是他於晚期《論確然》(On Certainty)中的可堪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概念;參考前文後理,亦可稱作可堪深邃思考性。原文是這樣說的:「我知道有個病人躺在這裡?荒謬!我坐在他床邊。我留心看著他的臉。—— 所以,接著,我不知道有個病人躺在這裡? 」」(OC 10 on Wittgenstei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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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概念本身甚為抽象,好像跟警學有點距離,然而它關係到我們如何設想並追求警察的理想模樣。我們一般語句中常說「我知道」些甚麼,好像我知道昨天下過雨、我知道今次考試試題很難等等。然而,「我知道」代表的是甚麼呢?如果我們所陳述的是躍然紙上的事情,維根斯坦式的思考者便會追問:「難道我們可以不知道嗎?」事實上(也包括「事實上」這表達方式),這是不堪深邃思考的說法。當我們說我們知道些甚麼時,應該是一種可堪理解、解讀的主張(assertion)式的內容。

跟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場境不同,警員的主張範圍是受法律、紀律限制的。在某些情況,他必須要聽從旨令,去執行任務;有時候他就算知道一些處理有不合理的情況,也基於程序必須執行不受歡迎的命令。同時間,由於法律存有灰色地帶,有時候他在執行與否、如何執行上,具有一定的酌情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警員,為一種頂多具有限可堪深邃思考性的團體。

這跟社會秩序有時候會有衝突。之前提到,我們可以理解意義是從持續的實踐而非白紙黑字的形式中產生。將焦點回到規則的重要性上,便可輕易察覺到以很多人持續進行很多活動後構成的社會風俗文化肌理,是我們日常很多跟合法與否無關的事情上的行事邏輯,而這類活動甚至可能構成生活的一大部分。譬如,憲法學家便也注意到,官方法律訂明的跟現實狀況常有所不同(MacCormick 2007),也有學者認為社會規範事實上是一種文法,隱然運行和定義社會(Bicchieri 2005, p.ix)。之後我們說到洪席耶時,會見到對這種狀態中產生矛盾時更深入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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