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蟬悲鳴時》:從「雛見澤症候群」探討思覺失調症與鐵路殺警案

《暮蟬悲鳴時》:從「雛見澤症候群」探討思覺失調症與鐵路殺警案
前原圭一|Photo Credit: Komica wiki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想要了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心理世界,沒有什麼比《暮蟬悲鳴時》前兩季更能讓人深刻地感受到現實與幻覺的差異。你或許會懷疑:《暮蟬悲鳴時》是建立在一個有著濃厚「活祭」色彩的村莊中,活在現代的我們,有可能會變成那個樣子嗎?答案是可能的。

2006~2007年播映的《暮蟬悲鳴時》、《暮蟬悲鳴時 解》這兩季動畫,隨著新作《暮蟬悲鳴時 業》在2020年10月上映,許多人為了理解新作品當中的內容,而重新觀看過去這兩季。

《暮蟬》舊作的中心議題,莫過於「御社神作祟」的傳說,以及「雛見澤症候群」這種疾病。雖然在動畫與漫畫中,這種疾病被描述地很懸疑、恐怖,但就現代精神醫學而言,其實它的原型就是「思覺失調症」。

(本文有雷,請讀者斟酌閱讀)

在舊作中最先登場的《暮蟬悲鳴時 鬼隱篇》裡,前原圭一因父親搬家而到了雛見澤這個十分排外的村莊。雖然他和同伴們相處地很愉悅,但卻無意間發現自己的夥伴魅音和禮奈似乎在隱瞞自己些什麼。

當他發現他們隱瞞的是過去村裡發生的殺人案,以及園崎家在村中握有權力後,他開始感覺到自己要被迫害了:「正因為他的外人身分,所以即將成為村人的消滅對象。」「鬼隱篇」中的圭一如此地相信著。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他開始聽見了背後的腳步聲、感覺到有人在監視自己,對於周遭的夥伴們開始疑神疑鬼,並出現了幻覺:享用魅音和禮奈送來的牡丹餅時,忽然想起過去看過的漫畫中,食物中被埋針的恐怖畫面,因而以為自己吃到針,魅音和禮奈是要謀害他的;而當魅音和禮奈到他家探病時,拿起了麥克筆想在他衣服上寫下「趕快打起精神」時,他卻以為魅音即將拿針筒朝自己注射,因而失去理智,用球棒打死了魅音和禮奈⋯⋯

對我來說,想要了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心理世界,沒有什麼比《暮蟬悲鳴時》前兩季更能讓人深刻地感受到真實與虛幻的差異。

你或許會懷疑:《暮蟬悲鳴時》是建立在一個有著濃厚「活祭」色彩的村莊中,活在現代的我們,真的有可能會變成那個樣子嗎?答案是可能的。在我修心理學的某一堂課,老師請來了兩位思覺失調症患者訴說他們的親身經歷,其中一位患者便告訴我們,在他知道自己生病了以前,他真的相信黑白無常時常在他身邊,要他去做這件事、那件事之類的情況。

什麼是思覺失調症?一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世界

就如同許多精神疾病(如常見的憂鬱症、焦慮症、躁鬱症等)至今仍無法給出非常清楚的病因一般,思覺失調症也是如此。目前精神醫學對於精神疾病的看法大多是「生理、心理、社會、先天性格等多重原因交互影響之下而造成的結果,而引發疾病的則是『超越個人所能負荷的心理壓力』」。

事實上,就精神醫學的角度來說,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得到精神疾病,只是機會高低不同。以常見的憂鬱症而言,根據董氏基金會於2017年4月所發表的調查報告,13~21歲的青少年,認為自己「常常」或「總是」感到憂鬱的人高達了40%;若以美國的資料來看,每一個女性在一生中至少經歷一次憂鬱症發作的比例高達10%~25%,男性也有5~12%。

但即便是如此常見的憂鬱症,至今精神醫學都尚未發現必然成因,也未找到根治的方法,何況是更為複雜的思覺失調症呢?

目前唯一知道的是,思覺失調症是在「心理壓力」的影響下發病的,醫學家們對於思覺失調症的主流想法是「腦部的生化物質失調」所引起的疾病,亦發現某些藥物能夠減少思覺失調症的某些症狀,但卻仍找不到真正成因,也未能找到根治的方式。

而思覺失調症的患者可能會出現的症狀,主要可以分成「正性」與「負性」症狀。正性症狀指的是:「一般人所沒有的,而思覺失調症患者會有的狀態」,例如妄想、幻覺等等。而負性症狀則是:「一般人所有的,而思覺失調症患者所沒有的狀態。」譬如他們有時會無法感覺到情感、無法正常說話,有身體僵直難以移動等情況。

shutterstock_170386417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當思覺失調遇上法律:是病,還是罪?

《暮蟬悲鳴時》作者在「皆殺篇」中陳述了他創造「雛見澤症候群」的目的:「在疑心生暗鬼的圭一引發慘劇的場合,圭一固然有錯,但當想到「強迫圭一引生慘劇的環境」時,我感到絕對不可以把一切責任推在圭一身上。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理解這一點,於是我創造了『雛見澤症候群』此一關鍵詞⋯⋯。藉著理解這病名,我們便能從單單責難犯人的立場,轉而把疑問的目光投向製造出犯人的環境。」

然而,就法律上而言,即便患者患有嚴重疾病,法官仍然得對「被告」作出判決。而法律和精神疾病本身正是如此矛盾的存在。針對鐵路殺警案一二審的判決轉變,導致一審鑑定醫師沈正哲對司法感到不滿、對於專業備受質疑感到憤怒,決定再也不接鑑定工作之後,身兼律師與心理諮商研究生的紀岳良對此爭議做出如此陳述

對於犯罪者的精神狀態,法律關心的是「負責」,對應到刑責。而就醫學、心理學而言,犯罪不是重點,而是這個人的精神怎麼樣被知識理論理解,回應給出治療。兩者朝向的目的性,就有所不同。

當一個犯罪者罹患解離性身分疾患(DID 舊稱人格分裂),無論何人,都認為犯罪者有多種人格,也確定他犯罪時是解離出來的X人格,這個X人格有著極端理性與冷血的特性。

從醫學的角度來說,這人犯罪時,並不是他,要處罰的話應該是針對那個X人格(論其實際,醫學也不管處罰)。但從法律的角度,是沒辦法說出「因為犯罪時是因為他生病的X人格主導,所以他無罪」,因為法律認的是這整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那個人格。

法律與醫/心理學系統,說著各自的話,有些事物兩者的語言無法對應,各自也都有不能處理的現象。或許除非完全揚棄法律與醫學二分法的系統,否則所謂精神障礙犯罪事件,永遠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法官而言,有罪無罪依舊是自己的理解,精神鑑定可以拿來作為依據,也不能作為唯一依據,但所謂精神障礙這件事,卻只會循著醫學、心理學體系的系統說話,說來也是矛盾。

法律不是萬能,醫學、心理學也不是萬能。精神障礙判斷的場域是「兩個系統交錯,相互拒斥又需要」。

最終,遺落的仍然是精神障礙者與受害者。

近年來許多重大的殺人案,如鄭捷案、小燈泡案、鐵路殺警案,都讓民眾深深感到恐懼,而這個恐懼的源頭源自於「公平世界假說」: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世界是公平的」,那些會遭逢厄運的人,必然是他們的行為有問題,所以才會遭來厄運,而我只要不要跟那些被害者一樣,做出那些會讓自己被害的事情,我就不會遭來厄運了──

  • 我只要不要像她們一樣穿得太露,就不會被強姦了。
  • 我只要不要談婚外情,就不會被殺害了。
  • 我只要不要⋯⋯就不會⋯⋯。

然而,當「無差別殺人」出現時,徹底打壞了大眾的「公平世界假說」,使得人們發現沒有辦法再以「我只要⋯⋯就不會被殺了。」來使自己感到安心,於是人們開始尋找犯人的特徵,譬如「愛打暴力遊戲」、「是個精神病患」、「孤僻不與人交際」等,然後再要求政府大力控管、限制這些人的行為、病徵,好使得自己感到稍微安心。但負面標籤卻也於焉誕生。

pn6u073cp2h8737x0mmkx1pwggpe77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而正因為法官被期望回應社會大眾的期待、讓社會大眾得到一個看似安全無虞的生存環境,所以不得不以定義不明的「可否教化」作為是否判死刑的一個標準──因為只要他們沒有辦法被教化,那麼他們再犯的可能性就很高,人們就會陷入危險中,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判他們死刑,讓他們永遠與社會隔絕。

但是,「可否教化」該由誰說得算?在鏡週刊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的一集節目中,便談到了「鑑定報告」的困難:

⋯⋯過往精神鑑定的爭議之一,就在於可否教化。

可否教化對精神科醫師來說是一件沒有懸念的事,因爲精神科醫師清楚知道自己不是神,而且他們身為醫生的責任與義務,就是治病。但這是在醫療的範疇,當他們在法庭上被要求回答這個問題,就會超越了他們所能回答的倫理界線。但許多法官會將這個難題丟給精神科醫師,使得精神鑑定的信度,一直受到質疑。

除此之外,這集節目也提到了精神鑑定在法律上不被重視的問題:

⋯⋯這次的精神鑑定爭議,並非能不能教化。這次的爭議,在於檢察官主張,精神鑑定有許多瑕疵。檢察官所謂的瑕疵,是認為精神鑑定只做一次,不夠嚴謹,且質疑鑑定醫師沒有相關專業。其次,是認為醫師只靠一個人就做成結論不夠公允。第三,是醫生做結論時,是在速食店做成的。第四,是鑑定團隊只花了兩小時跟被告會談,就認定他罹患了思覺失調。

這些說法乍看之下都很有道理,但是只做一次,是在法官裁定進行精神鑑定時,檢辯雙方都同意的;其次,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長期以來都有受法院囑託進行精神鑑定。鑑定醫師沈正哲,也做過非常多起司法精神鑑定。就算沈醫師過往經驗不被認可,那麼在審判的準備程序中,檢察官理當針對這一點提出質疑或異議,但檢察官沒有,直到鑑定結果不如他預期。

正因為鑑定結果不如檢察官的預期,所以才開始出現了鑑定報告有問題的檢討,詳細內容都在該集節目中被呈現出來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點進去閱讀原文。

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

就目前的精神醫學來說,思覺失調症並非一種可以假裝的疾病,鄭再由殺警前的心理歷程,正如同《暮蟬》中的前原圭一一般,感受到自己受到迫害、向警察報案卻被當瘋子,警察找來她女兒,要他女兒把他帶去醫院,但鄭再由卻不理會女兒,獨自一人離開。爾後,他去了社會局、去了保險公司解約、去了議員服務處求助,但都只被當作怪人,沒有人理會他口中的「有人要謀害我」。

在他的世界裡,他確實有著強烈的迫害感,於是決定買了兩把刀防身,並再次報警,但再次被警察勸離。陷入強烈被迫害感的他,決定北上召開記者會,找人揭穿他即將被謀害的計畫,卻在火車上感受到有人在監控他的行動,而警察是監控者派來的,於是才拔刀防身,鐵路殺警案就此發生(詳細的心理歷程可參訪此篇深度報導)。

就精神醫學來說,鄭再由需要的是強制治療,但是就法律來說,法官必須還給大眾一個「公平世界」,於是鄭再由必須被量刑,必須被關進監牢裡,即便監牢對於思覺失調症而言少有治療效果。

事實上,不只是精神疾病,一般並未患病的犯罪者,多半也是因為各種心理壓力而犯罪的。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副教授、協助囚犯出獄後上大學的Prison-to-College計畫創辦人貝茲.卓辛格(Baz Dreisinger),因工作探訪世界各地的監獄,而產生了一個重大疑惑:「監獄這項懲罰機制,真的有效嗎?」進而著手撰寫了《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

那麼,目前世界上再犯率最低的國家,又是怎麼做的呢?目前再犯率最低的國家,乃是採取「北歐監獄模式」的北歐各國,他們不把犯人當作傳統觀點下的「犯人」對待:犯人得以正常社交、參與各式課程、有著舒適的房間、學習各式的課程。

而在實行「北歐監獄模式」之前的挪威,出獄後的再犯率高達60%~70%,就和現在的美國一樣,但自從1990年代開始進行監獄改革之後,嫌犯出獄後兩年的再犯率下降至20%,五年內的再犯率也只有25%。

挪威的監獄是如此人道地對待犯人,而對於精神病患犯罪,則是以患者的身分讓他們受審,並進入精神病院治療。而數據也確實顯示,他們的監獄模式是目前全世界最有效遏阻再犯的監獄模式。(關於挪威監獄的參考資料:北歐把監獄辦成「度假村」,奇怪邏輯導致犯罪率大減

然而,即便如此,人們心中的那些怨念、恐懼、報復心態等等,又要如何平息呢?我想,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但絕對不是以「懲罰犯人」這樣簡單的方式一言以蔽之的。

最後需要點出的是,根據Jenny Shaw等人於2006年所發表的調查指出,英國監獄中的殺人犯僅有5%的人患有思覺失調症,且大多數患有精神疾病傾向的犯罪者並非嚴重的精神疾病,最常見的診斷為人格障礙及酒精與藥物濫用,且其中僅有1/3的人在犯罪時心理狀態異常。因此,思覺失調症與犯下殺人罪的關連並不大,僅有極少數的精神病患可能因其心理狀態異常而犯下殺人罪。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