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中國》:農民工與「留守兒童」,培養工人而非公民的教育制度

《低端中國》:農民工與「留守兒童」,培養工人而非公民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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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追蹤採訪長達20年,橫跨貴州農村、東莞工廠、秦嶺上的小學、安徽、湖北、海南島,《彭博商業周刊》資深記者為你揭露「大外宣」之外的中國!

文:羅谷(Dexter Roberts)

家長不在身邊的孩子

離開陝西南部山區,重回平地,進入廣闊的河谷,四周所見全是一望無際的玉米田和稻田,包圍著中間一個本區最大的市鎮。一進入鎮裡,農業立刻讓位給商業。大街上一整排商店,有賣手機的,有賣菸酒的。他們在窗戶上直接噴上中國字「手機」、「菸酒」當作招牌,連什麼牌子都不講。「菸酒」這兩個字特別有意思,因為可以拿來玩「同音不同義」文字遊戲。中國人很愛這種遊戲。像「菸酒」和「研究」就同音不同義。據說中國的地方官員碰到人民申請批准開店開工廠時,常常會說:「(這個我們)研究研究!」他這個話的意思是說他要先研究看看再決定要不要批准,不過據說這也有可能是一句暗語,在向你示意說如果你送他菸酒,你申請批准的流程就會快一點。

不過,在這種小市鎮,除了通信器具、菸酒消耗品之外,一樣有賣日常用品的商店,看得到的商品有美國來的汰漬(Tide)、奧妙(Omo)、中國品牌白貓(White Cat)等洗潔精、粗糙的絲襪、積滿了灰塵的貨架上有米餅、草莓味奧利奧(Oreo)餅乾。平面滑蓋型冷藏櫃裡有可口可樂、雪花啤酒、奶茶、礦泉水。那些礦泉水,瓶身軟趴,一拿起來就從中間彎掉。街上三輪拖車熙熙攘攘,走得又慢又吵;機車很多,四處穿梭;送貨車急行而過,司機按喇叭像是在參加電玩競賽一樣,從不鬆手。

離開吵鬧的大街,從貼白瓷磚的大門進入學校,整個人立即感覺輕鬆不少。這所學校有一棟新建的三層教室大樓,圍成方形,像是一座「圍城」,中間是運動場。停車場旁邊有一座名人雕像,雕像兩旁各建有一座中國式寶塔。這位名人是中國有名的數學家華羅庚,雕像的基座刻著這位名人的的名言:「時間是由分秒積成的,善於利用零星時間的人,才會做出更大的成績來。」

校長身材矮胖,一張圓臉表情很嚴肅,來到我們的廂型車前迎接我們,然後帶著我們來到他的辦公室。我現在已經很熟悉這樣送往迎來的流程。學校的擴音機正在對學生宣布一些規定,我盡力在那嗡嗡聲響之中對校長講話,讚美學校的運動場整齊乾淨,但是這一位進入中國教育制度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的老鳥似乎無動於衷。

對他而言,比較重要的是抓住這一次機會讓現在這個外國訪客明白管理住宿學校非常困難,但實際上也確實很困難。這所學校的硬體建設尚可——實際上近年來中央政府確實給了經費在全國各地學校蓋新的教室、運動場,重新裝修餐廳——但是教學軟體奇缺。本校學生約為三百名,但是老師卻嚴重不足,大部分又有點年紀,受過扎實訓練的也不多,流動率又高,特別是年輕的老師,往往沒多久就離任前往城市就業。他來這裡擔任校長三年,已經有八個老師走掉。

由於學生的父母通常遠在外地,所以有時候碰到學生需要就醫,就必須由校方想辦法。他之前曾經向地方的教育局申請設置一名護士,但是未獲批准。說到這件事,他明顯很惱火。他說:「簡單的事情我們都盡量自己處理,但是碰到比較嚴重的,我們就不能不送到醫院。」他邊說,手機邊在兩手間換來換去。他四十多歲的人,穿著舊舊的咖啡色西裝,黑色皮帶的帶扣上有CHIC字樣。對於這一位校長來說,哪些學生最難搞不言而喻,就是那些「留守兒童」,約占全校學生的一半,都是住校生。他說:

他們的父母大部分時候都不在,這樣,管教的責任就落在老師身上。他們情緒不穩,因為他們成長過程中父母親都不在。碰到有什麼事情要處理,必須去他們家,找得到的都是他們的祖父母。

他開始說起這些學生的種種困難,口氣很忍耐:他們不好好讀書、不做功課、不來上課,有來的話就睡覺,要不就是玩手機。他說,我們盡力讓他們吃飽,睡好。他們只有一名「生活老師」負責管理七十名住校男學生,另一名「生活老師」管理差不多也是七十名女性住校生。根據北京新制定的政策,現在每一所住宿學校都必須要「舍監」老師,但事實上很多學校都沒有設置。校長說我只要和舍監聊聊,就知道他們受到的挑戰有多大;說著就把我們帶到學校的大宿舍。

管女生那個生活老師對自己信心堅定。她三年前從軍中退役就來做這一件工作,現在差不多年近三十。她手裡抓著一大串鑰匙,抿著嘴笑說:「我是來這裡保證他們安全的。」那一串鑰匙裡面鐵定有一支是開樓下欄杆鐵門上那一支大鎖的。我剛剛上來有看到一支大鎖掛在上面。這一道欄杆鐵門圍住了上來的梯道。我突然領悟到這一道鐵門晚上是關起來鎖住的。我這一想,心裡不禁一沉,因為近年來工廠工人、卡拉OK員工、學生因為宿舍鐵門鎖住而被大火燒死的事情時有所聞。

我和這位生活老師站在三樓宿舍外面走道上交談。她說:「我讓這些女孩子懂得每個星期應該洗兩次頭髮,要常常把床單拿出來晾,房間一定要保持整潔。」「幫助這些孩子處理心理問題也是我的工作,」她說,「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想念父母,覺得孤單,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特別會有這種感覺。」管男生的生活老師受到的挑戰不一樣,男住宿生最常見的問題是打架、逃學。

校長剛剛也有說,要讓這些住宿生不要製造問題,辦法之一就是把他們的時間排滿,不要讓他們有空閒。女生宿舍很簡陋,一間寢室睡八個人,配置藍色雙層鐵床,床尾擺著一條摺疊好的毯子。我在其中一間寢室的牆上看到一張每日作息表。原來這些學生是每天早晨六點五十至七點二十之間起床,先是打掃房間、個人漱洗,七點半到外面集合,跟著擴音機播放的音樂做十分鐘早操,然後吃早餐。吃過早餐之後,整天上課,全部七節課,每一節四十分鐘。他們上的課,其中數學、中文、英文、政治是必修科。

除了中午吃中飯,下午做十五分鐘的運動,下午下課後吃晚飯,他們整天不是上課就是「自習」。這種課程安排就是要讓學生每一分鐘都有事做,一刻不得閒。下午六點四十吃過晚飯之後,住校生全部要進教室安靜自習——此時有時候校方會把教室門鎖住——然後十點就寢。有個十四歲的男生,留個碗蓋頭,小小的個子使他看起來沒那麼大。他說:「我很想念父母。沒有人和我講話,我很難過。」

返鄉後的適應困難

在連結九龍半島與香港島的紅磡海底隧道的出口附近,座落著香港理工大學。十月的一天,原本濕熱的夏季氣候近日已經變得比較舒適,我來到理工大學的一間小辦公室,和社會學家顧靜華碰面。她書桌後面的書架擺滿了書本和各類期刊、學報,全部都是探討中國工廠經濟苛待民工現象的資料。中國這些苛待民工的工廠,其中包括蘋果iPhone與iPad的龐大供應商富士康。顧靜華說她研究的是這些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以及決定這些孩子在哪裡以及如何上學與生活的戶口制度。

她三十多歲,是香港本地人。她說,農民工的孩子,從出生到五歲左右,通常留在村子裡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到了該上小學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會到父母工作的城鎮和父母同住。少數小孩子會留在村子裡,根本不上學。不過現在這種做法比較少了。我在炳花村一處磚牆上就看過兩句用紅字寫成的標語,說「文盲不結束,窮根不會斷」與「不送孩子上小學、中學是非法行為!」。

農民工子女到了城市,通常是進私立學校。近年來,因為農民工子女禁止進入公立小學,於是很多私立小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讓農民子女就讀。但是私立學校往往品質堪虞,而且學費又不便宜。像莫路波,他拼命要讓他女兒上學,就發現私立學校學費真的很貴,而且隨時有搬遷甚至突然關閉的風險,特別是如果當局想要強迫農民工離開時,這種風險更是高,因為這些學校的創辦本來就遊走在法律邊緣。

然而,因為這些孩子沒有城市戶口,所以不得就讀城裡的中學,不管公立還是私立都一樣。所以小朋友到了五年級之後,大部分還是要回鄉下參加「中考」——要進入鄉村裡的中學得參加的考試。每年這個時候,大部分中國十一、二歲的孩子都會進入住宿學校。根據估計數字,中國有三千三百萬學子以住宿學校為家。

屢屢搬遷,再加上與父母分離,他們的心理問題便是根源於此。顧靜華在河北省北京附近走訪過很多學生,和她面談過的,幾乎沒有例外,總是說回到鄉下是他們生活中的夢魘。她說,這些孩子在城裡學的禮貌,譬如「垃圾要丟垃圾桶」,早上碰到人要說「早」等等,但是村子裡不來這一套,也不欣賞這一套。其實就連語言都是問題。孩子很多都已經習慣城裡講的普通話,後來回鄉要用方言和家鄉人交談就覺得痛苦。顧靜華說:「我們一再一再聽到他們說,他們回鄉之後覺得自己過得不如從前——他們覺得自己回到了地獄。他們總是問自己說為什麼要把他們送回落後的鄉下。」

但是還有一個想不到的意外,那就是他們在城裡學校讀的課業,程度竟然比從未離開鄉下的同學低了一至兩級。這其實是改革無意間造成的結果。改革的本意是好的,原來是要讓中國的教育從原來偏重記憶轉向發揮創意。所以城裡的學校早就開始增加多元課程,減少考試壓力;不再一面倒幫助學生準備「中考」和「高考」,而是減少整體課業負擔,但是增加了體育、藝術等新科目。

但是學生在城裡遭到驅逐,回流到鄉村學校之後,鄉村學校施教的卻還是以考試為導向的課程。顧靜華說,這一來就使返鄉學生處境更加不利。前幾年在城裡上的寬鬆課程現在反過來變成了嚴重的問題。她解釋說:「本來是中國的決策者希望中國能夠趕上新的創新經濟,所以進行了改革;他們不想再繼續填鴨式教學,開始鼓勵獨立思考。但是農民工子女回到村子裡時,讓他們苦惱的就是這種改革。」

搬遷、轉學、遠離家人,住在沒有人情味的學校宿舍,這些都可以解釋他們學習不良的原因。同樣也是這些原因,所以返鄉學生輟學的越來越多。史丹福大學的羅斯高告訴我說,中國現在的勞工,高中畢業的只有四分之一,這個比率甚至低於土耳其、巴西與南非。「鄉村小孩不上學,其代價可能是中國經濟在二〇三〇年崩潰。只要還有四億人不認識字,不會寫字,中國就沒有辦法轉進為高工資高技術經濟。」

培養工人而非公民的教育

同時,有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高考」是很公平的制度,可以不論學生的社會背景,把最優秀的學生送進最優良的學校,但其實「高考」擔當這個角色是很失敗的。運氣好出生在北京、上海等富裕城市的小孩子,申請上當地大學自然具有主場優勢,而當地大學正好就是全國最優良的大學。他們分數比鄉村小孩低,但是卻會被這些學校錄取。所以你在北京的北大、上海的復旦大學等頂尖大學碰到的常常是當地的小孩子。

同時,鄉村小孩子能夠讀到高中畢業的——大部分都是來自華西貧窮省份,而這些省份又沒有什麼好的大學——原來就已經很少了,能夠獲得錄取進入華東地區優良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這個問題早在二〇〇五年在男性青年身上就已經很嚴重。那一年,全中國各城市二十三歲的男性年輕人有百分之六十八完成了高中以上學業,但是在鄉村,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十三。但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約翰・吉爾斯(John Giles)說,這麼多年來這種差距並沒有怎麼改變。

顧靜華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階級」在英國的情況。她認為,在中國,教育制度是維繫嚴格社會結構的關鍵。她說:「很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在中國,大家都認為他們的教育制度是擇英才而教,公眾教育和高考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公平的機會,但其實當然沒有。」中國政府希望學生至少都接受「最起碼的」教育,但這是因為他們想要培養好工人、好勞工,以利追求新經濟。但也就只有這樣了。政府教育是用來培養工人,不是培養公民的。

顧靜華把中國的教育制度比喻為巨大的「漏斗」,這個漏斗逼迫數以百萬、千萬計的鄉村孩子必須作一個不情願的選擇。他們要不就是百般無奈地忍受住宿學校,並接受幾乎不可能擠進大學窄門的現實;要不然他們就是中途輟學,再度回到城裡,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到工廠、工地、餐廳做工。後面這一個選擇就是重蹈他們父母走過的路,整個循環重新開始。以後一樣把他們的孩子留在家鄉,他們的孩子一樣無法接受良好教育,最後和他們一樣又出來做工。這就是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父母那種失落之情的源由,他們原本一直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夠生活好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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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
譯者:廖世德

習近平宣稱「全面脫貧」的背後,是半數中國人口的貧弱!
當中國耗盡「人口紅利」之後,成長的動力將難以為繼。

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建立在官僚與企業聯手壓榨農民之上。
過去,他們的廉價勞力是中國製造的原動力、經濟奇蹟的火車頭,
如今,衰老、貧窮、低技術的他們,成為中國最大的潛在危機。

莫路波在13歲那年輟學。但他不打算跟著他的表哥到東莞,而是隻身一人,坐了30小時的火車來到寧波。1993年的夏天,他才一出火車站,就被三個流氓痛毆一頓,搶走身上所有的財物。一輩子第一次坐火車出門的他,舉目無親,不知該如何是好……

莫梅荃唸書到15歲,是村子裡教育程度最高的孩子之一,但她在家鄉找不到工作,農地又太小,於是來到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賺一小時一塊人民幣的工資。儘管生活辛苦,她相信要離開村子人生才有希望……

莫姓家族全都來自貴州南方的炳花村。布依族的他們雖然是少數民族,但是像他們這樣因為貧窮而必須遠赴沿海大城市找工作的中國人,占人口總數的一半,高達近六億。他們在家鄉是農民,到了城市裡做工人。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始,「農民工」龐大的人數與其廉價勞力,就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動力,賺進了無數的外匯,賦予中南海領導人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揚威的底氣。

一個中國,兩種身分:農民工雖然對中國經濟無比重要,中國特有的「戶口制度」卻待他們如二等公民,規定農民無法享有城市居民的醫療、社會福利與教育權利。他們子女無法就讀公立學校、生病不能就醫,甚至要忍受警察的隨時盤查,被打入「黑牢」勒索賄賂更時有所聞。

國家裡的異鄉人,犧牲自己成就中國經濟奇蹟:農民工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只得忍氣吞聲接受待遇極差的工作。名義上,共產黨信奉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踐踏工人福利、嚴禁勞工運動與組織。工廠靠這群廉價勞工累積巨大利益,但平均而言,鄉村人口的薪水只有城市居民的1/3。他們的犧牲成就了中國奇蹟,但也成了貧窮問題的根源。

「留守兒童」占青少年人口的1/5:今天全中國有人數高達6100萬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去沿海城市打工,但他們無法在當地就讀公立學校。孩子被迫做選擇:與父母分離、回到家鄉就學;或是待在父母身邊,但是不能唸書,只能打零工賺錢,重蹈他們父母淪落底層的宿命。

「人口紅利」消失,「路易斯拐點」形成,發展動力難以為繼:然而,隨著中國人口的逐漸減少與老化,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隨之而來的是所謂的「路易斯拐點」,意指農民工越來越少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中國應對這項挑戰如果失敗,將會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即低端產業已喪失競爭力,但又無法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產業。

既貧且弱的中國農村人口,難以支撐中國的內需市場與「中國製造2025」。在人口逐漸老化的同時,中國也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希望AI與自動化生產能彌補勞動人口減少的困難。然而,大量引進機器人是否又將搶走農村人口所剩不多的就業機會?同時,大量貧窮、低教育、低技術的農村人口也難以創造內需市場。

追蹤採訪長達20年,橫跨貴州農村、東莞工廠、秦嶺上的小學、安徽、湖北、海南島,《彭博商業周刊》資深記者為你揭露「大外宣」之外的中國!

在《低端中國》書中,作者羅谷深入廣東、貴州、湖北、安徽、海南、陝西各省,透過與當地的底層農民工建立緊密、親切的關係,做長期的追蹤報導。這位《彭博商業周刊》的資深記者指出,雖然中國今日已經雄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沿海城市享有驚人的經濟成就,但戶口制度對農民工的剝奪、城鄉發展的落差、中央計畫經濟的僵化以及官員貪腐的遺害,造成中國內陸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發展不足,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過去,這樣的言論可能被歸類為蓄意唱衰中國的烏鴉,但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6月公開說出「中國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人民幣一千元」時,證明了羅谷長期調查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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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