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中國》:「精準脫貧」救貴州?郭台銘不想回答的問題

《低端中國》:「精準脫貧」救貴州?郭台銘不想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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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低端中國》書中,作者羅谷深入廣東、貴州、湖北、安徽、海南、陝西各省,透過與當地的底層農民工建立緊密、親切的關係,做長期的追蹤報導。

文:羅谷(Dexter Roberts)

西部大開發拯救了貴州

「西部大開發」計畫確實有照應到貴州所需的基礎建設。這是貴州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貴州鄰省四川成都市一名美國外交官早在二〇〇〇年就告訴我說:「問題始終就在交通運輸,看你怎樣把產品送出去。」這個問題,經過了這麼多年,看起來像是終於解決了。在華西地區大舉進行基礎建設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並沒有遺漏貴州。

二〇一七年,貴州的高速公路總長度已經有五千八百三十三公里,高速鐵路達到一千兩百一十四公里。貴陽、遵義、安順、梨平等城市總共興建了九座機場,全省電力網發電一千億千瓦。貴州的經濟確實已經在快速成長,過去五年來每一年平均成長百分之十點九。這使得該省貧窮率從二〇一二年的百分之廿六點八下降到二〇一八年的七點七五,赤貧人口減少了八百萬人。

不過,光是確保經濟學家所謂「真實經濟」成長,對中國的經濟計畫師而言常常都「不夠宏大」。現在官員希望的是,貴州的經濟發展,下一步應該要趕上全世界各地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其中包括電商、社交媒體、視訊串流。政府的經濟計畫要求將貴州建設為資料儲存中心,保存每天都在增加的資訊。這些資訊必須在網路上有個歸處。好笑的是,貴州自然環境的特性以前一直使高端科技聞貴州而卻步,但是現在它們卻成了貴州得天獨厚之處。

貴州經常下雨,連同雨水造成的湍急河水,成了豐富的水力發電資源。這表示貴州電力很便宜。這對必須以低溫保存資料的伺服器很有利。貴州地處偏鄉,所以土地也很便宜。當地的氣溫低意味著資訊廠房比較不需要空調。那些石灰岩山丘,雖然地質特殊,但現在卻有了用途。包括騰訊在內,一些IT公司買了巨大的伺服器要安裝在貴陽市外新開發的商業園區時,往往發現他們可以把那些天然的喀斯特山洞當作自然冷卻系統,把伺服器廠蓋在裡面。

中央政府在二〇一五年決定中國應該發展「大數據雲」產業,於是開始把眼光望向中國的偏遠地區。土地和電力都很便宜的貴州在競爭激烈的各省中脫穎而出,大半原因在於貴州實在太過貧窮;這話聽起來很奇怪,但就是因為非常貧窮,所以極需要發展,所以成了這次發展計畫的首選地。不過也是因為極需要發展,所以這裡常常成為新秀黨官歷練之處。

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幾乎總是要先在貧窮偏遠省份任職一段時間,之後才升任為北京高層。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曾經待過貴州,前財政部長樓繼偉、中央銀行總裁郭樹清也都待過這裡(習近平待過河北及福建的農村和比較富裕的浙江)。總之,二〇一五年政府在貴陽舉辦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時,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寧夏、內蒙等早先的競爭者,顯然已經不是中國雲數據產業發展的要角,所以後來也沒有像貴州省那樣接受中央政府揖注大筆補貼、減稅。

「精準脫貧」大作戰

後來習近平決定要在二〇二〇年前消滅貧窮,也是指定貴州為目標,而且還在二〇一七年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將這件事列為中國最優先任務,稱之為中國的「三大攻堅戰」(精準脫貧、防範金融風險、汙染防治)之一。中國政府將「脫貧」界定為「不再有人年收入低於兩千三百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年三百三十五美元或一天一美元;但這個數字仍然遠低於世界銀行設定的一天一點九美元)。

習近平以及一些政府官員認為做好脫貧可以提振中國共產黨日漸低迷的聲譽,非常重要,畢竟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使中國脫離貧窮就是共產黨標榜的理想。(中國的領導階層宣稱他們提早六年,在二〇一八年使中國的貧窮人口從八千兩百三十九萬人減少為一千六百六十萬人。看來他們真的會在二〇二〇年達成「完全脫貧」目標。)

他們知道,想要在二〇二一年將國民平均所得提高到一萬美元,同樣也是必須提高貧窮人口的生活水平才有可能。他們想要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之際將中國建設為「小康社會」;這是他們的國家目標之一。最初是鄧小平立下這個目標,之後歷任領導人都一再肯定,包括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也是。

習近平在十一月舉行的黨代表大會特別以「貴州省代表」身分出席。這個姿態用意在於告訴大家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應該人人受益,而非只是某些省、市獲利。習近平對全國黨代表說起貧窮人口減少,環境改善,以及「良好的政治環境」,說「貴州省的成就是一個模範,象徵黨和國家自十八大以後重大的進步。」貴州省的成功顯示「黨中央制定的政策和計畫完全正確。」

習近平的愛將陳敏爾去了貴州之後,貴州的經濟開始呈現起飛之勢。陳敏爾今年四十一歲,在貴州起先是擔任副省長、省黨委副書記,後升任為省長、省委書記。他之前在浙江竄升,起先是在宣傳部任職,曾經一度擔任報社編輯,後又擔任當時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副手。到貴州擔任新職之後,這一個浙江人開始負責掌管龐大的基礎建設擴建計畫,開設「貴安新區」,並於二〇一四年一月開放給科技公司進駐。陳找了蘋果等跨國大公司來到貴陽。蘋果公司還同意投入合資十億美元建設儲存資料的廠房,從而和屬於貴州省政府的雲上貴州大數據公司連結。

貴州省崛起,另一個關鍵人物是陳剛。陳剛之前在北京當官,後來來貴州貴陽市擔任市委書記。這兩名高幹後來離開貴州之時,貴州及其省會貴陽市,至少在投資額以及GDP方面均已改觀。)蘋果公司,連同高通、華為、騰訊、阿里巴巴,以及幾家中國國有電信公司,總共在貴陽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二〇一七年,貴州省的數位經濟——廠家絕大部分都在省會貴陽——成長百分之卅七點二,成長速度居全國之冠,其中軟體服務成長卅四點八,電商百分之四十。省政府的一名官員說:「大數據已經成了貴州進入全世界的途徑。」

陳敏爾高升至中國最高領導政體「政治局」,並且轉任重慶市委書記。重慶是中國內地最大最重要的城市。陳剛則是出任河北雄安新區工委書記。雄安新區計畫是習近平的雄心壯志下的目標。他想要在北京市外建造創新大城市。

莫路順的舞台沒那麼大,但也做得很好。他先是在荔波縣政府服務多年,其中包括擔任財政官員。這個職位讓他有權力把經費撥給各個村莊。二〇一六年他奉調到貴陽,新的職位是負責管理貴安的民營企業。他的職位很明顯贏得了自己家鄉炳花村民的尊敬。他們有機會就講他遷升到省會做事,一說到他近年開始擔任的重大角色,突然口氣就變得肅然起敬,都說咱們村子裡這個子弟幹得好。

路波告訴我說,路順之所以仕途那麼順利,是因為他的老師認識李克強。我始終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路順的二哥路春似乎對自己弟弟的成功有點不解。他不了解自己為什麼沒有辦法像路順那樣幹練,而且還開奧迪A6轎車。

我幾次想約見路順而不果,顯見他真的很忙。每次打電話給他說我何時會到貴陽,他總是正好要搭飛機或高鐵前往華西另一個新興城市:「很抱歉這一次沒辦法和你碰面。我馬上就要離開,去重慶(或是成都、西安)開會。下次要到貴州來時,請麻煩打電話給我。」但是我知道他的主場不在他負責管理的那些民營公司,而是一些大型國有電信公司、跨國及國籍科技大廠。這幾年這些廠商都來到了貴安新區。

郭台銘不想回答的問題

我從路面平坦的高速公路開車四十五分鐘來到貴陽城外的貴安新區。到了這裡,那些突起的山丘看起來已經不再那麼「野」,區裡的道路兩旁出現了落葉喬木行道樹。進入園區之後,你開始看到一些告示牌在宣傳「貴州大數據雲的未來」。這一大片園區面積廣達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地形還是以山丘為主,不過那些山卻開鑿了很多「資料隧道」,那些科技大廠把他們每天收集到的資料存在那裡,數量非常龐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富士康最近也決定除了iPad和iPhone的生產設施之外,還要在這裡開設一個中心。創辦人郭台銘今天就要在這裡主持開工典禮。他的記者會吸引了幾十名中外記者,每一個都想聽他講講究竟是什麼東西說服了全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雇主到貴州來設廠。他雇請的工人多達百萬人以上。他來這裡設廠,在某些方面可說是非常意外。因為不論如何,貴州距離深圳八百六十八公里,深圳才是iPhone和iPad的大本營,最大的工廠在那裡,全世界最大的電子製品供應網絡也在那裡。大家都知道貴州並沒有多少高端技術工人、工程師。富士康早就在內地河南鄭州和四川成都開工廠,利用兩地便宜的勞動力,但貴州貴陽卻更遙遠,更貧窮。

富士康創辦人對於自己受到那麼多人矚目,似乎覺得沒有什麼。他走進來的時候,中國記者用一堆攝影機、相機圍住他,大聲問他問題。他穿淺藍色西裝,打格子領帶,一雙黑色皮鞋擦得晶亮,臉上露著嚴肅的笑意。他似乎習慣手腕上戴著兩串佛珠,一串是橘色寶石佛珠,另一串是檀木佛珠。他走上講台,拿起麥克風開始講話,滔滔不絕的說明他為何選擇貴陽做他最新的一次投資,還一一說明這裡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優惠條件。

貴州省政府為了爭取他來貴陽,首先是貴陽市政府特地蓋了一條快速道路,從機場直通貴安,終點就在富士康廠房附近。他說:「我們不想進入市區,他們就蓋了這條公路給我們。他們蓋了公路,然後來找我們。良好的基礎建設永遠都是關鍵所在。為了吸引大數據產業,他們建設了一座光纖網路讓各家公司使用。」對於新公司的審核程序,因為貴陽市政府很希望流程一路順暢,因此乾脆派員進駐新區。「這些工作人員就住在區裡面。正常情況下,你本來應該自己跑去最近的市政府申請,但是這一次為了產業的發展,他們把主辦人員搬到了現場。」

除了資本投入,市庫有稅收收入,還有因為大公司來投資而博得好名聲,對於貴陽等城市而言,就業機會始終是最主要的好處。有一個人問說,那富士康這裡的新廠準備要雇用多少人呢?這一問,一向冷靜自若的郭台銘似乎有點激動。他一直搖頭,像是在駁斥這個問題。

「我希望我們在這個產業園區的用心不是用請了多少人來表現。」他說富士康這一次的模式不一樣。「我們在這裡打好基礎之後——這需要時間,大概要三到五年——然後我們會開始用機器人製造機器人或產品。我們不想回到以前那種傳統的、勞力密集的(模式),單純就是勞動。我們不只是要讓這間新廠友善環境。我們要讓這間新廠變成高科技,工程密集,技術密集。我們要在這裡先為這一切打好基礎,」他說,「然後推廣到整個中國。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來這裡做事。這一點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這幾年正好也是貴州的農民工開始返鄉的時候。這麼多年來,貴州省一直就是以「人口外移」為其特性,年輕人大多數離家外出工作,現在農民工開始自外歸來,這種改變不可謂不大。二〇一一年,貴州省有五十二萬農民工從沿海返鄉,二〇一六年增加為三倍,達到一百六十萬人。

貴州等幾個省的官員都認為這種「移返」是好事。這些返鄉人不但為衰敗的農村經濟帶來了活力,也創造了的社會利益,因為他們能夠自己帶孩子,照顧父母,讓家鄉不再發生「留守兒童」悲劇,緩解孩子的心理問題以及學習能力不足問題,改善農村貧窮人口的生活。貴州省一名勞動官員解釋說:「農民工返鄉就業一方面有助於地方經濟成長,擴大稅基,促進市鎮發展,而且能夠幫助村人就業,帶領大家脫離貧窮。他們能夠及時照顧老人和小孩,有助於促進家庭和樂,小孩子就能夠健康快樂的長大。」

相關書摘 ►《低端中國》:農民工與「留守兒童」,培養工人而非公民的教育制度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
譯者:廖世德

習近平宣稱「全面脫貧」的背後,是半數中國人口的貧弱!
當中國耗盡「人口紅利」之後,成長的動力將難以為繼。

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建立在官僚與企業聯手壓榨農民之上。
過去,他們的廉價勞力是中國製造的原動力、經濟奇蹟的火車頭,
如今,衰老、貧窮、低技術的他們,成為中國最大的潛在危機。

莫路波在13歲那年輟學。但他不打算跟著他的表哥到東莞,而是隻身一人,坐了30小時的火車來到寧波。1993年的夏天,他才一出火車站,就被三個流氓痛毆一頓,搶走身上所有的財物。一輩子第一次坐火車出門的他,舉目無親,不知該如何是好……

莫梅荃唸書到15歲,是村子裡教育程度最高的孩子之一,但她在家鄉找不到工作,農地又太小,於是來到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賺一小時一塊人民幣的工資。儘管生活辛苦,她相信要離開村子人生才有希望……

莫姓家族全都來自貴州南方的炳花村。布依族的他們雖然是少數民族,但是像他們這樣因為貧窮而必須遠赴沿海大城市找工作的中國人,占人口總數的一半,高達近六億。他們在家鄉是農民,到了城市裡做工人。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始,「農民工」龐大的人數與其廉價勞力,就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動力,賺進了無數的外匯,賦予中南海領導人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揚威的底氣。

一個中國,兩種身分:農民工雖然對中國經濟無比重要,中國特有的「戶口制度」卻待他們如二等公民,規定農民無法享有城市居民的醫療、社會福利與教育權利。他們子女無法就讀公立學校、生病不能就醫,甚至要忍受警察的隨時盤查,被打入「黑牢」勒索賄賂更時有所聞。

國家裡的異鄉人,犧牲自己成就中國經濟奇蹟:農民工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只得忍氣吞聲接受待遇極差的工作。名義上,共產黨信奉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踐踏工人福利、嚴禁勞工運動與組織。工廠靠這群廉價勞工累積巨大利益,但平均而言,鄉村人口的薪水只有城市居民的1/3。他們的犧牲成就了中國奇蹟,但也成了貧窮問題的根源。

「留守兒童」占青少年人口的1/5:今天全中國有人數高達6100萬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去沿海城市打工,但他們無法在當地就讀公立學校。孩子被迫做選擇:與父母分離、回到家鄉就學;或是待在父母身邊,但是不能唸書,只能打零工賺錢,重蹈他們父母淪落底層的宿命。

「人口紅利」消失,「路易斯拐點」形成,發展動力難以為繼:然而,隨著中國人口的逐漸減少與老化,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隨之而來的是所謂的「路易斯拐點」,意指農民工越來越少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中國應對這項挑戰如果失敗,將會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即低端產業已喪失競爭力,但又無法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產業。

既貧且弱的中國農村人口,難以支撐中國的內需市場與「中國製造2025」。在人口逐漸老化的同時,中國也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希望AI與自動化生產能彌補勞動人口減少的困難。然而,大量引進機器人是否又將搶走農村人口所剩不多的就業機會?同時,大量貧窮、低教育、低技術的農村人口也難以創造內需市場。

追蹤採訪長達20年,橫跨貴州農村、東莞工廠、秦嶺上的小學、安徽、湖北、海南島,《彭博商業周刊》資深記者為你揭露「大外宣」之外的中國!

在《低端中國》書中,作者羅谷深入廣東、貴州、湖北、安徽、海南、陝西各省,透過與當地的底層農民工建立緊密、親切的關係,做長期的追蹤報導。這位《彭博商業周刊》的資深記者指出,雖然中國今日已經雄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沿海城市享有驚人的經濟成就,但戶口制度對農民工的剝奪、城鄉發展的落差、中央計畫經濟的僵化以及官員貪腐的遺害,造成中國內陸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發展不足,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過去,這樣的言論可能被歸類為蓄意唱衰中國的烏鴉,但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6月公開說出「中國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人民幣一千元」時,證明了羅谷長期調查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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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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