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家長,我反對幼兒園教室內裝設監視器

身為一個家長,我反對幼兒園教室內裝設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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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會從「環境心理學」的角度,來討論監視器的裝設可能對勞動權、教育權這2個權利造成的損害,來說明身為一個家長,為何反對幼兒園教室內裝設監視器。

文:陳志軒(新北市新月非營利幼兒園家長協力團團長)

一但發生幼兒園教師疑似不當體罰事件,教室內是否裝設監視器等議題便又浮上檯面。目前台灣針對0~2歲嬰孩為主的托嬰中心,已有中央法規訂定強制裝設監視器,而針對6歲前孩童就讀的幼兒園則尚無中央法規規範。也因此角力的重心落在各縣市議會上,積極推動的贊成派,無不認為應讓該縣市成為領頭羊,帶動全國幼兒園監視器設置之法制化。

台灣人似乎對於公共空間中無所不在的監視器早已習以為常,監視器也被公部門視為改善治安、維護安全的具體政策之一。但事實上,不同的研究對於裝設監視器與降低犯罪率的關連性,意見仍屬分歧,這令監視器的有效性打上一個問號。

同時民間或學界也出現許多針對監控社會的人權隱憂的反思,反思國家能以什麼理由監控民眾、誰有權力監看,又是誰被監看。監視器也經常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成為迴避問題的藉口;比如在一些「暗巷死角」設置監視器以此改善治安,卻不去檢討為何空間規劃設計時,沒有考量女性夜歸的經驗,以及特定施暴行為所隱藏的性別暴力本質。

「教室」除了是孩子學習的地方,亦是教師的勞動產出空間

學界針對不特定多數人使用的公共空間監視器裝設議題,已有許多討論。然而幼兒園教室在使用型態上,與不特定多人使用的公共空間截然不同,要討論教室內是否該裝設監視器,還是應該回到這個空間位置的特質來進分析。

教室固然是孩子學習與教育的空間,但其做為勞動空間的特質也經常被忽略。孩子在教室中的學習與成長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教師的勞動產出。勞動權和教育權的保障是彼此緊密相連,需有良好的勞動權保障,孩子的教育權才有完善的施展。

接下來我會從「環境心理學」的角度,來討論監視器的裝設可能對勞動權、教育權這2個權利造成的損害,來說明身為一個家長,為何反對幼兒園教室內裝設監視器。

裝設監視器,對教室內已不足的教師個人空間,再進一步危害

私密性是環境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關鍵字,指涉人所期望的合宜社會互動與距離狀態。個人空間則是調節私密性的一個重要機制,若缺乏適當的調節機制,便會產生擁擠的壓力。

比起其他層級的學校,幼兒園的教師與教保員、教師助理等教育從業人員(以下通稱為「老師」)所擁有的個人空間,相對不足。在「教室內要留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空間」的考量下,有些老師可能在教室裡,連個休息的空間都沒有。

但幼兒園老師在勞動期間的個人空間,並不只是放張桌子就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是老師如何能獲得「脫離」其勞動位置,所肩負的責任和角色扮演的空間。日前也曾發生老師於假日期間吃垃圾食物,而被家長投訴「行為不當」,所以老師獲得個人空間的一個最極端做法,是讓老師能不被「看見」。

但監視器的裝設,卻是往另一個極端前進,讓老師無時無刻被看見。這更加衝擊了原先就已不足的個人空間,讓教室外的視線也更加不留死角的穿透進來,使教育勞動者更加不可「鬆懈」,無形增加情緒的壓力。

由於每天得面對還未完全社會化及習得情緒管理方法的幼童,因此幼兒園教師比起其他領域的教師,相對要付出更高強度的情緒勞動。

個人的情緒狀態會決定對於孩子有多少傾聽或「容忍」的空間,我自己在工作壓力大時,也更容易對孩子發脾氣。但個人的情緒狀態,卻不該被視為是個人的情緒管理問題。每個人的情緒狀態是被各種外在條件所影響、形塑,就這個角度來說,監視器的裝設,並無助益於打造一個更加支持老師情緒狀態的空間。

幼兒園的教育現場是個不斷犯錯的現場,不只孩子不斷的犯錯,老師本來也會不斷的犯錯。因為沒有一套方法適合所有孩子,總要不斷的磨合,才會找到真正適合不同孩子的方法。而建立良好的勞動空間條件,至少能幫助老師不至於因情緒狀態的擠壓而「被迫」犯下不該犯的錯。

反民主化的空間教育:老師如何和孩子討論為何教室內會有監視器?

在幼兒園教室裝設監視器這個議題上,經常可以聽到為老師抱不平的聲音,如「有罪推定」的原則將打擊老師的士氣等等。但孩子做為教室中同樣被監看的另一群人,其權益卻經常被忽略。

我們的孩子在學校的所作所為被無時無刻監看,但做為封閉空間內被拍攝的特定對象,這件事有經過他們的同意嗎?身為一個被拍攝的對象,他們似乎沒有請求觀看的權力。比如當有孩子提出想回味與同學遊戲的過程為由,來調閱監視器時,這不太容易被認為具有「正當性」。

這背後牽涉了一連串誰能監看、誰被監看、可以基於什麼理由監看的議題,這些關於空間權力關係的提問,對於更民主化的教育與社會都是必需的。

近幾年空間/環境成為教育中越來越重要的關鍵字,除了重視與自然環境與社區的連結外,教室內的空間設置也應以教育為本位來思考(如各種不同學習區間的設置與關係)。

學界目前有許多空間研究,從都市的基礎設施(如下水道、地鐵等)為切入點,討論城市的發展與文化如何受這些基礎設施的影響。借用這個取徑,當監視器做為一種基礎設施出現在教室中時,老師該如何和孩子討論為何監視器是一間教室所需要的東西?監視器為什麼會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一個國家要更加民主化,必須要有更加民主化的校園。很遺憾的是,目前似乎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支持監視器的論述,是能帶入教育現場,產生更加「民主化」的對話潛能。「將老師視為潛在犯罪者」、「依靠他人的監看」反而更穩固了「恐怖治理」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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