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納粹舉辦1936柏林奧運的教訓,思考中共舉辦2022北京冬奧的後果

回顧納粹舉辦1936柏林奧運的教訓,思考中共舉辦2022北京冬奧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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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36年柏林奧運之後,正當世界輿論停留在納粹刻意呈現出的和平假象時,希特勒已經悄悄啟動了戰鼓,北京2008年舉辦奧運前夕,許多專家學者也試圖評估中共未來的政經發展,而當時「薄弱的平衡」,卻在習近平上台全然打破。

美中關係今日因為新疆人權議題陷入低點,西方國家正積聚起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的勢頭,拜登政府其實已意識到必須對北京奧運採取行動,這使得「奧運政治學」的議題成為國際政治的新焦點。

由於奧運標榜希臘文明重視均衡發展的人文精神,因此不僅是體壇的盛會,也可視為國力的延伸,對於威權政體或崛起大國而言往往具有強烈的宣傳與政治色彩。

深入觀察,在不同的國際體系、大國外交與威權政體本身的認知下,奧運政治學將產生截然不同的後果。若從國際關係理論層面思考,這恰巧符合結構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差別在於,前者著重體系對國家「由外而內」的制約效果,後者則強調國家制度與政治文化「由內而外」的影響。

麻痺西方輿論視聽,奧運成為最佳的宣傳舞台

納粹在1933年取得政權後,撕毀《凡爾賽條約》、重整軍事力量、擴展生存空間與恢復第一、二帝國的民族榮耀遂成為希特勒的政治目標。這種意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式」外交作為,不僅推翻了威瑪共和時期外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走的承認現狀、融入國際體系的對外策略,也引發歐洲國家對於德國走向戰爭的疑慮,雖然這一切在希特勒個人自傳《我的奮鬥》中都可找到邏輯脈絡。

希特勒自己清楚在重振軍力前,自己尚無餘力開啟激進冒險的外交路線,因此他需要一個可以麻痹西方輿論視聽的輿論戰,1936年舉辦的柏林奧運即成為戈培爾眼中最佳的宣傳舞台。

由於電影剛成為那個年代媒體報導的新工具,著名女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為納粹德國與柏林奧運所拍攝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成為極為成功的作品,甚至成為政治社會化與宣傳結合的教材。她巧妙地透過運鏡所呈現的鏡頭語言,將日耳曼神話、納粹壯盛軍容、雅利安人強健體魄與硬體設施融合一體,進而以政治社會化過程,將德國人民變成馴服者。

Leni Riefenstahl mit Heinrich Himmler (links) während des Reichsparteitags Nürnberg 1934 in der Luitpold-Arena bei Aufnahmen zu ihrem Film "Triumph des Willens" 9.9.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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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女導演萊芬斯坦最終活至101歲

西方各國的姑息之下,戰火終大規模爆發

正當世界輿論停留在納粹刻意呈現出的和平假象時,希特勒已經悄悄啟動了戰鼓。

德國1936年公然違反《凡爾賽條約》重返萊茵河非武裝區時,依據相關條約規定,法軍得採軍事行動,而英國則有義務以武裝力量支援法國,然而作為歐洲集體安全的《羅加諾公約》成員國們卻視若無睹,這也開啟日後希特勒合併奧地利、借《慕尼黑協定》決定蘇台德爭議並併吞捷克,直到對波蘭開戰導致二戰爆發、釀成這場死傷規模甚劇的人類悲劇。

許多外交史專家皆認為,這場悲劇是西方民主國家對希特勒在軍事與外交上的華麗冒險視而不見與姑息養奸立場所致,更關鍵的是,歐洲英法兩國正因為一戰的重大損失瀰漫綏靖政策的氣氛;一個希望循外交途徑試圖解決隨即而來的軍事危機,另一個則是採取保守守勢主義,期待薄弱的羅加諾多邊安全體制與馬奇諾防線發揮遏制作用,但從結果來看顯然事與願違。

此外,遠在大西洋彼端的新世界正保持孤立主義的路線,因為美國輿論認為當年威爾遜參戰時的「結束所有戰爭的最後戰爭」的口號毫無意義,沒有讓華府獲得實質的政治利益,因此戰後參院索性否決美國加入國聯的提案,重新回到門羅主義的傳統。

一場奧運,也曾讓韓國因此完成民主化

如果說,希特勒舉辦奧運迎來了戰爭,1988年盧泰愚所舉辦的漢城奧運則開啟了韓國民主化的進程。在舉辦奧運之前,長期被軍人獨裁政權壓抑的社會動能已經蠢蠢欲動,韓國民主化的呼聲隨著經濟發展、中產階級的興起日益高漲,1987年6月,異議人士主導的抗爭讓國際輿論感受到韓國的民意走向。

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推波助瀾下,西方國家更關注東亞國家民主轉型的問題,台灣與韓國的威權政府自然感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正值韓國民間社會高舉民主人權大旗時,國際奧會(IOC)給韓國政府下了最後通牒:「如果動亂繼續擴大而無法收拾,將取消韓國的奧運主辦權。」

這時,盧泰愚發表「六二九民主化宣言」宣佈支持總統的民主選舉,也是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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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奧運會場中的總統盧泰愚

在德國與韓國的兩個歷史性的奧運活動中,我們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國際社會對於威權政體採取的行動,以及領導者的自我認知將產生不同的發展路徑。

希特勒面臨的是綏靖、孤立主義高漲的外部環境,對內則在國會縱火案與水晶之夜之後徹底剷除德國的市民社會力量,也將獨裁力量攀上顛峰,最後走向戰爭之路;盧泰愚則面對國際輿論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各方壓力,再加上伴隨經濟成長所滋生的中產階級與新興社會勢力,內外力量的匯集推動了民主轉型的契機。

這一次的北京冬奧,和2008年的時空背景又更不同

北京在2008年舉辦奧運前夕,許多專家學者也試圖針對中共未來政經發展進行評估。

主流觀點認為胡錦濤雖然強化對內的控制,清算提出「08憲章」倡議的劉曉波就是證據,再後來發生茉莉花革命時內部鎮壓更為劇烈;但另一方面,胡在對外政策上仍奉行「韜光養晦」的傳統路線,對於美國所主導的國際建制與全球政經秩序採取參與接受的立場,雖然不可能出現民主轉型的契機,但也不致於走向「修正主義國家」的激進立場。

然而這些「薄弱的平衡」卻在習近平上台全然打破,從深具野心的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到濃厚民族主義動員的「兩國一百」與「中國夢」, 再加上中共於內部對於異議勢力與公民社會全面的清洗,輿論想到的是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北京冬奧自然被類比為彼時的柏林奧運,從歷史的教訓思考,西方國家必然不會讓姑息綏靖的惡果重蹈覆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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