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正義》:「有效率」的追求績效、不肖學長「口耳相傳」,歪鴿是怎麼變歪的?

《扭曲的正義》:「有效率」的追求績效、不肖學長「口耳相傳」,歪鴿是怎麼變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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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扭曲的正義》作者吳忻穎,是一位前檢察官。在本該實現刑事正義的檢察體系中磨滅了希望,最後失望出走。她回望過去任檢察官的實際經驗與觀察,深刻剖析了檢察體系、警察體系、媒體的重大問題,有系統地暴露三方之間如何往來、影響視聽。

文:吳忻穎

第六章 群鴿亂舞

偵查檢察官的案件來源,以司法警察移送的案件為大宗(除了民眾到警察局報案的案件外,也包含警方主動挖掘的案件源);其次是民眾到地檢署提出申告(包含濫告);再次之則為檢察官自動檢舉案件、上級檢察機關交辦或發回、其他來源等。

除了前文提及的,民眾因為欠缺正確的法律常識、貪圖「看似免費」的偵查資源,硬是將民事案件當成刑事案件來告,或是出於理盲而不講道理的濫訴等問題會癱瘓偵查以外,警方為了績效、破案率、透過媒體作秀而硬生生「製造」的案件所造成的困擾也不遑多讓。

我就曾在處理一件恐嚇案件時,面臨告訴人當庭跳起來抗議:「檢察官,在庭的這位被告不是打恐嚇電話給我的人,我有跟警察說了!」被告也抗議:「檢察官,我有跟警察說我的手機被人拿走,對方也說他要告的不是我,為什麼我是被告?」

此外,也有明知監視器裡的竊盜行為人長得跟被告一點也不像、顯然並非當事人,警察還硬是移送,還有查不到詐騙行為人,就乾脆將被駭客入侵的那間公司的資訊系統工程師列為詐欺被告。為什麼會有這種荒謬事?因為分局查不到真正犯罪的人是誰,又迫於某些壓力,便把無辜的人送進了地檢署當交替。

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多到檢察官們都快失去新鮮感了。例如:告訴人與證人指認肇事逃逸的犯罪行為人是男性,但警察移送的被告卻是女的;移送書裡寫本案「調閱監視器破獲」,但卷宗附的卻是一張「空白光碟」,書記官打電話到報告分局詢問,對方卻天兵回報:「檔案被覆蓋,滅失了!」不只如此,甚至連《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應該全程錄音或錄影的警詢檔案都可以滅失。

檢察官面對這些無可奈何的情況,就算正式發函到分局、副本轉知督察室處理,通常最多也只會收到:「承辦人○○○予以申誡/口頭警告」的答覆,然而像這樣證據被警察機關「毀滅」的案件,往往早已回天乏術,得不到在司法體系裡應有的對待。

會落得如此結果的癥結點在於,警政機關為了應付媒體,想塑造很有效率的假象,過度「求快」、「求曝光」的結果便是無法精緻辦案,除了搞砸案件之外,還有造假的問題。「某些長官在沒有充分的犯罪證據的情況下,告訴基層調閱鄰近監視器看有沒有轄內前科犯經過,『技巧性』讓他承認就好。反正只要有人可以送,當作有破案就好,是不是真的犯罪行為人、還是只是替罪羔羊都不重要」,這是基層員警熟知,拿來應付「破案率」的技巧,也是地檢署收到不少「被告不是真正犯罪行為人」荒謬案件的主因,尤以竊盜、毀損、傷害案件最多。

此外,在各種「專案」期間,地檢署還會收到大量顯然不構成犯罪,但為了衝高績效報表而硬移送的案子。不只偵查隊、派出所要衝績效,連不諳刑事犯罪偵查的「行政組」等單位也跑出來插一腳,「群鴿亂舞」之下,就連打扮清涼、穿著小可愛的女子照片都可以被當成「猥褻物品」呈報,還有大量不區分狀況,一律將「選物販賣機」(夾娃娃機)當成賭博案件移送的荒唐狀況。

案件是不是「專案」的重點,也會影響承辦員警的心態。過去我接手一件某分局報指揮、前手檢察官聲請羈押並獲准、數名被告在押的案件時,就算這個案子和槍械有關,但由於該案並不是發生在評比「打鐵」(查槍)、「掃黑」(查組織犯罪)期間,對專案績效分數沒有太大意義,該分局報指揮並抓到被告,將人犯解送到地檢署、檢察官聲押後,便拍拍屁股撤手不管。後來承辦人調動,這個案子的警方卷宗竟然還全部不翼而飛,直到檢察官聯繫該分局,大夥才如夢初醒,驚覺出現重大失誤。

這件案件「錯」在發生的時間,被告「錯」在不該在非掃黑、非打鐵的專案期間開槍。在非「專案」期間產生的案件,對警察機關某些責任感較低的人而言,只要找到被告、移送、向媒體交差了事就好了,而且只要辦理移送就可以賺到分數,至於證據是否充分、是否到達起訴門檻、是否有人被冤枉了,並非績效評比的重點,要他們放在心上實在是件難事。

因為肩扛績效壓力,被迫一定要在專案期間內「做出成績」,在理論上主要工作是行政警察角色的派出所員警,只好忙著線上無票抓人,角色、職責混亂,不只如此,三不五時還有一些對刑事偵查不具專業的內勤單位跳出來作亂,視偵查隊若無物,透過「上級」施壓偵查隊辦理移送,導致偵查隊被員警戲稱為「移送隊」,在一堆繁複的公文中坐困愁城,地檢署則被一堆蒐證不完備、程序有疑義的案件癱瘓,檢察官忙著不起訴處分。

想抗議嗎?檢察官發函到警局要求補正證據與精緻調查的結果,往往是得到「這是沒有意義的事情,快速結案才是正軌」的私下耳語,勸告檢察官「乖一點」、「不要破壞檢警關係」。面對如此龐大的分數要求、專案績效、功獎至上的壓迫,不得不長得愈來愈歪斜的警察體系,也許正面臨空前的危機。

鴿就是鴿,不要叫我進化

警察在實務上為了專案績效鋌而走險、不顧正確程序辦案的事時有所聞,然而根本的問題,就我過去聽聞、看到的來說,也許從訓練警察的基礎教育就開始了。

許多第一線執法的基層員警時常抱怨:「學校訓練不足」、「學校訓練根本不重視法規在實務上的正確解釋與運用」、「學校教的,出來從事實務工作,發現用得上的不到十%」、「因為學校什麼都沒教,所以顯得警察太重視On Job Train,什麼事都要等到遇到了、有人教才知道要怎麼做。實際上就是放剛滿二十歲的年輕人出去冒險」,或者「法律面都是死板板的背書,但是沒有實務上法律運用的傳授;技術上的體技很多都在套招」。

除了法律面與技術面的訓練亟待加強外,部分員警在態度上也有自我專業認知的問題。許多員警承辦案件出現重大紕漏,被司法人員或上級長官發現程序有違失甚至重大違法時,往往抗辯自己「不熟《刑事訴訟法》與警察法規」、「如果一切都依法就無法達成績效要求」、「為了(自以為是的)『正義』所以違法」。這代表什麼呢?代表我們的執法人員視法律若無物,對法律欠缺尊重。

這現象著實讓人愕然,因為執法人員最基本、也最該依循的就是法律,如果連他們都認為不需依法執法、法律在某些情況下「僅供參考」,那麼法律到底是定來做什麼的呢?當執法者不依法行事時,又要如何說服人民守法?也無怪乎這個社會上有那麼多人會任性依照本能行事,把明文規定的法律丟在一旁,甚至視法律為敵人。

這樣基礎不穩固、專業不被尊重的環境,導致基層員警常說「實務上情況緊急,哪能應變」、「太緊張了,所以沒注意到當時狀況」,就連「證據為何不見」的問題都以「事情太多、我是新人、忘記了」作為理由。

我剛分發初任檢察官時,曾發現一個案件證據檔案被覆蓋、卷內光碟是一片「空白光碟」,也沒有被告警詢錄音、錄影光碟,現場圖東西南北還是反的。詢問承辦人員究竟為何沒有警詢錄音檔案?怎麼會搞成這樣?他的回答是:「我剛分發,忘記存檔了。」再進一步問他現場圖的方位為什麼會是反的?他則答:「我還是新人,這件案件忙中有錯,學長沒有幫我檢查,對不起。」以為一切已經不可能再扯之下,我再問他,光碟怎麼會是空白的呀?他老兄很無辜地回:「我也不知道。」

這位員警自稱剛分發一年,是新人,錯都錯在別人、都是學長沒有檢查害的、所有與案件有關的問題也一問三不知。我只好沒好氣地又問這位「新人」:「依照你的邏輯,我也是剛分發,還比你資淺,我也是新人,鄉民說我是奶嘴檢仔,一堆警察偷偷叫我『妹仔』。面對證據不見的問題,我也可以找學長幫我處理嗎?」

類似上述的「新人抗辯」三不五時就會發生,檢察官往往接起電話,另一頭傳來的都是:「對不起,檢座,我剛分發,所以不會做」;就連偵查隊隊長、小隊長,都會以「承辦人剛分發一年多,所以忘記證據保全」作為搞砸案件的理由。久而久之,許多檢察官不得不「習慣成自然」。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新人不熟悉工作。但問題在於,要是各行各業都隨便用「新人」當作胡搞瞎搞的理由,這個社會一定會大亂吧。「我是新人所以不知該怎麼做」這樣的說法,對許多專門行業的人來說,例如醫生、護理師、消防員、機師(機組人員)、船長(員)、會計師、記帳士,或是各部門的執法人員等,其實很難堂而皇之說出口。因為大家都知道,身為「新人」就應該好好學習如何把事情做好,而不是把「新人」當作可以出錯的藉口,也因此沒有多少民眾會同情這些「剛分發」的員警。

為什麼某些員警還把這種話講得這麼理所當然、振振有詞?因為很遺憾地,如前文提及的,他們恐怕不具專業能力的使命感,也不尊重自己的職業。也有人總是為自己找藉口,比如怪檢察官說:「如果我有你們會讀書,我就是檢察官了,哪會在這裡當警察。」身為一名警察,為什麼他會毫無榮譽感,為什麼會這麼看不起自己?顯然在最基本之處就已經有了偏差。

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乏有員警毫無廉恥心、堂而皇之地違法。例如新聞曾報導的兩個桃園保安警察大隊違法搜索的案例,雖分別在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員警負責,違法搜索的手法卻幾乎如出一轍:以交通稽查作為理由盤查被告,數名員警卻在無搜索票的情況下團團圍住被告,又在違反被告意願的情況下,大肆搜索對方的車輛、錢包,並以違法搜索取得的毒品殘渣袋作為逮捕的依據。

這兩個案子在警界廣為流傳。當事員警其實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搜索,他們用「難以明言」的各種直接或間接威逼被告方式,逼迫被告「事後補簽」同意搜索書。在遭警方大肆搜索的過程中,被告不斷質疑警方行為的合法性,被警方逮捕回警局後拒絕簽同意搜索書,員警卻告訴被告:「若不簽,老婆小孩不能回去!」逼被告同意搜索。這種做法嚴重侵害人民的人身自由、隱私權等基本權,甚至還牽連無辜的家人。

後來這兩案都上了法庭。審理其中一案時,法官訊問案發時違法搜索的其中一位員警,該員警坦承自己是警專畢業,在校期間曾修讀《刑事訴訟法》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等課程,在查緝當下確實知道自己依法「沒有」搜索的依據。
於是法官很直白的訊問該名員警:「你們這個就是不去理會學校教的正確方式,跟著學長亂搞、便宜行事,反正很少嫌疑人或被告敢質疑警察的作為,養成你們肆無忌憚、恣意妄為,不顧程序正義的做法及心態,還可自我麻痺、自我催眠,說誤認檢查、檢視等同於搜索?」沒想到員警竟然十分乾脆地回答:「如法官所述,我畢業之後就沒有精進法律的認知。」實在令人想扶額流淚。

讓人想哭的,除了該名員警在說自己身為執法人員卻不精進法律這件事上坦然不羞赧,還有他過去作為執法人員預備軍,在學校裡的確有學到關於違法搜索的知識,知道正確的程序為何,卻在成為了真正的執法人員後知法犯法。這不禁讓人想問:到底要身處在怎樣的醬缸環境,才能讓他拋棄專業訓練,認定做錯的事才是「對」的?

歪鴿是怎麼歪的?

實務上員警之所以鋌而走險、違反正常法律程序的主要原因,除了被專案績效、上級要求壓得喘不過氣以外,也有一部分的因素是想要用最方便的方式「有效率」的追求績效,於是選擇接受了某些不肖學長的「口耳相傳」,以自身的(非法)職權嚇唬民眾。

以另一件因違法搜索經法院認定嚴重違法而證據排除判決無罪的案件為例,被告I於審判中陳述,他是以「竊盜」案被拘提到警局,而員警在警局內突然要求他「同意搜索」自己的租屋處,他不願配合,警察便說要「建請檢察官羈押」他,並再辦他一條妨害公務,還謊稱拘票「附帶搜索的效力」。最後他們不顧I的反對硬拉著他到租屋處搜索,在大肆搜索達到目的後,I才在警方的威逼下「補簽」了一張同意搜索書。然而,警方在沒有搜索票、違反I的意願下搜到的物品,並非警方向檢察官聲請「竊盜案」拘票的財產犯罪證據,而是毒品殘渣袋。顯然,警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法院勘驗警方密錄檔案,發現該分局在搜索被告I的租屋處之前,已經先行搜索I的車輛。在搜索被告車輛時,I即一再表達自己不願意和員警一起去租屋處,員警卻還是在I拒絕、沒有搜索票的情形下,到他的租屋處搜索。

法院勘驗的譯文中,警方甚至還出現這樣的恫嚇內容:

……我要電你我也會電得光明正大,要讓你痛苦我只要放聲出去,一群人就讓你死了。
……還是去你家找你媽?應該不需要做到這樣子吧。

I聽到警察這麼說,只得訥訥回答:「知道了。」

警察到底有什麼權力「放話出去讓被告死」?又要「放話」給誰?這段話背後透露的,讓人不由得猜想,難道說公權力背後還存有不當的陰暗面嗎?不要說I,身為法治國家國民的我們,都該感到不寒而慄。

像這類的違法搜索最常見於毒品案,除了違法搜索以外,違法逮捕、違法驗尿是為大宗。

對於這些程序違法的案件,員警們都怎麼說呢?拿近年來一件無搜索票卻強闖民宅執行搜索的派出所帶隊主管J來說吧,他就在審判中做出矛盾的證述,首先是查緝時現場「查獲使用過的吸食器」但無法確定是誰的,接著在現場前科查詢時發現在場人士「都有吸毒前科,所以請他們回派出所了解」,但在場的人皆不願意配合,J表示由於他們不配合,便「認定他們是毒品的現行犯與準現行犯」並且把在場的所有人通通「強制帶回去」。

J雖然是派出所帶隊主管,但其實也許不是很清楚當下「帶回派出所」在法律上是什麼意思。他首先以「他們都有吸毒的前科」為理由,表示自己「請他們回派出所了解」,這看起來似乎是很客氣的「通知到案」,但在當場四人均表示拒絕配合後,J就強制把人都帶回派出所了。然而,一個人擁有前科,並不是當下判斷他是不是現行犯的標準啊。

僅因嫌疑人不配合回派出所接受調查,竟強制將在場所有人帶返派出所,雖然沒上手銬、腳鐐,但這樣的行為,顯然已經拘束嫌疑人人身自由,是違法逮捕了。這樣也就算了,J把人帶回派出所後,還表示若不配合驗尿就不放行,甚至說要把嫌疑人全都送去法院,問題是,依法,警察根本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對於「警察明知違法而為之」,可能有人會困惑:明明知道是違法,而且以此類故意的嚴重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在《刑事訴訟法》的權衡下,即便是重要的關鍵證據也不得當作審判根據,這就是所謂的「證據排除法則」。法院在沒有合法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罪之下,只能依法無罪判決,從結果來看等於是警方白忙一場,既然如此,怎麼會有公務員甘冒這種違法又做白工的風險呢?

答案就在於我們現行的查緝政策與警政實務上,有其他比法律成本更高的誘因——專案績效以及功獎。這些誘因遠大於被抓到違法的法律風險,甚至讓員警對於「證據排除導致無罪判決」感到「無所謂」,反而前仆後繼地鋌而走險。在績效制度的壓力與功獎和升官的利誘下,他們篤定「檢察官查不到」,檢方則因被大量案件癱瘓只好「睜一眼閉一眼」;或者在偵查中疏忽,起訴後就算發現警方偵查程序違法,也會在扭曲的檢警關係下,將錯就錯,「打死不退」、「上訴到底」。

在此般追求績效、分數、功獎、新聞表現的警察體系裡,有許多員警都在要選擇「精緻偵查」還是「績效至上」之間糾結著。有許多人曾被「忍一下三年官,兩年滿」、「不要跟考績過不去」等鄉愿口號洗腦,直到看到學長因追求績效而犯罪被起訴判刑、因為追求績效而把命賠掉,或是眼睜睜看著偵查隊為績效背書,硬是移送明知根本不構成犯罪的案件,開始懷疑自己當刑警的價值,深陷巨大的痛苦。

載浮載沉之中,許多員警本來心中燃燒的偵查魂,在現實的冷水澆淋下,只得無聲熄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聯經出版

作者:吳忻穎

檢察官依法行事,竟會成為罪人?
我們的社會,究竟生了什麼病?

這是一本寫來改變社會的書,因為一切再不改變,也許就來不及了
披露檢察官、警察、媒體最真實的面貌

  • 是什麼樣的體系,讓一個懷抱熱血的檢察官,選擇出走?
  • 是什麼樣的問題,讓警察疲於追求績效,不惜違法?
  • 是什麼樣的問題,讓媒體成為官方與個人形象的宣傳管道?

說到檢察官,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是「奶嘴檢察官」、「恐龍法官」、「司法不公」,還是判決總是「脫離現實」、不符民意,老是引來輿論撻伐?

然而在群情激憤、擁護眾人認定的「正義」之前,我們該深思的,是以片面資訊做出判斷真的好嗎?我們對這些問題的了解,真的足夠嗎?

檢察官的工作貫穿偵查、公訴到執行的整體刑事訴訟程序。他們因執掌職務的複雜、多面相而不容易為外人了解,總是顯得神祕。

有部分人以為檢察官是一群不問世事,成天坐在辦公桌前用筆辦案的文書柯南,但真實的檢察官要做得遠遠不只如此,他們要寫起訴書、要判斷證據是否可信、擬定偵查計畫、指揮警察辦案、檢視屍體、上法庭……他們是所有案件的守門員,是在司法程序中,最了解前因後果、參與最深的一群人。透過他們,我們得以了解一個案件的始末;透過他們,我們得以看到司法實務最晦暗、迫切的結構性問題。

《扭曲的正義》作者吳忻穎,是一位前檢察官。在本該實現刑事正義的檢察體系中磨滅了希望,最後失望出走。她回望過去任檢察官的實際經驗與觀察,深刻剖析了檢察體系、警察體系、媒體的重大問題,有系統地暴露三方之間如何往來、影響視聽。

她大膽寫出了司法與警察體系內、外亂象,暴露我們的社會其實正面臨極其嚴重的法治問題,而這影響了每一個人。全書內容分三部分:

第一部 搖搖欲墜的檢察體系

對外,檢察官要面對濫用司法、癱瘓地檢署的民眾;對內,則要忍受資源長期不足、過勞,以及畸形的升官文化。為了增加結案數、往上爬、上新聞曝光,竟有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由記者取得偵查不公開資料、容忍警察違法情事,且覺得這一切都是為了維持「良好關係」,很正常。

我們的檢察體系,竟是如此搖搖欲墜。

第二部 崩潰中的警察體系

高層為鞏固民意、做形象、做政績,設立諸多額外要達到的績效標準,壓迫著基層員警,使得多數人疲於奔命,部分人則為了交出漂亮的數字、達標、要功 獎而選擇性辦案,甚至無中生有「製造」假案件、向檢察官騙取拘票與搜索票。  

犧牲合法程序與警察尊嚴,換取治安「良好」的統計數字和一支支嘉獎、超標的達成率,這一切,值得嗎?

第三部 媒體幻象

細說媒體如何為了點閱率、為求獨家,犧牲「第四權」的自尊,不惜報導錯誤、偏頗,在案情未明朗前繪聲繪影指涉真相,煽動輿論錯誤判斷,甚至為了維護與檢警的關係,成為檢警官方或特定個人事業鋪路的宣傳管道。

在資訊速食、不問查核與事實,人人都彷彿鍵盤法官的年代裡,我們看到的「真相」真的是真相嗎?

在檢察體系、警察體系、媒體三方的相互運作中,不知不覺中,我們支持、叫好的,也許已經成了「魔鬼」。

檢警、媒體的混亂,反映的是整個社會對正義的扭曲想像。身在其中的我們,可曾注意?當中的錯誤與誤解,又有多深?

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_-_ISBN978957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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