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50周年:為什麼現在台灣的保釣人士,比香港人更熱愛中共?

保釣運動50周年:為什麼現在台灣的保釣人士,比香港人更熱愛中共?
Photo Credit: 許劍虹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讓人感到諷刺的,是70年代在美國暴力追打大陸兵乓球代表團的右翼反共青年郁慕明,如今已經成為中共在台灣的頭號代理人。反倒是2012年到釣魚台上舉五星紅旗的港人古思堯,最終因為焚燒五星紅旗被特區政府宣判入獄服刑9個月。

今年4月10日,為保衛釣魚台運動50周年,以紀念1971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爆發的「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大遊行。保衛釣魚台運動因為具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色彩,被普遍視為「統派」或者「深藍」的運動,在如今強調「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台灣社會已經政治不正確。儘管根據日本旅台作家本田善彥的研究,張俊宏與呂秀蓮等民進黨元老其實也參加過保釣運動。

其實如果我們把時空背景拉回到70年代,在台灣仍處於戒嚴統治的時空環境下,由港台留學生在美國發起的保釣運動喚起的不只是台灣人的中國民族意識,同時還將美國群眾運動的經驗帶回到了台灣。黨外反對運動能夠在1979年中美斷交後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台灣開花,著實脫離不了保釣運動的影響。畢竟黨外運動的背後,同時還有來自美國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的影響。

70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正面臨聯合國席位的保衛戰,需要美國與日本的外交支持,所以在面對釣魚台問題時態度相當保守。此舉讓自幼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台灣戰後世代開始質疑起自己過去受到的愛國教育,有些相信兩岸應該聯手捍衛老祖宗留下的土地,從而成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派,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台灣人的土地應該由台灣人自己來守護,於是變成台獨的主張者。

許多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學生,後來都如呂秀蓮、張俊宏等人返台投入政治工作。他們與推行體制內改革的國民黨「革新保台派」既鬥爭又合作,給台灣政壇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保釣運動給台灣帶來的影響,最終甚至還超越了保釣運動本身,衍生出了環保議題、性別議題乃至於平權議題,導致保釣運動本身被視之為「統派」的議題,就此遭到主流社會遺忘。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探討保釣運動為什麼重要,因為如上面所述,今天台灣藍綠紅三大陣營幾乎都出自保釣運動。就連主張與中國一刀兩斷的太陽花學運,背後都能看到保釣運動的影子,實在沒有必要讓筆者在這裡不斷說服讀者這場運動有多麼重要。這次筆者要討論的不只是台灣的保釣運動,而是為什麼香港的保釣運動會與台灣的保釣運動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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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是由早年反共抗俄的右翼保釣青年組織的政黨,如今卻轉型成台灣主流政黨當中的附共先鋒

引領保釣運動的香港人

筆者在前言中,已經強調1971年4月10日的華府「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大遊行是由港台留學生共同發起的,這代表香港人在保釣運動中的地位一直以來都舉足輕重。相對於在台灣戒嚴體制下接受反共抗俄教育,觀念上比較親美或者親日的台灣留學生而言,成長於英國殖民體系下的香港人擁有更強烈的反殖民情緒,而且對西方抗爭運動的模式也比台灣留學生更為熟悉。

所以保釣運動從各種意義上來看,其實都是由香港留學生帶著來自台灣的「乖乖牌」發動起來的。甚至等到台灣本土跟著爆發保釣運動後,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一樣還是來自香港的僑生,比如現任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的邱立本,就是當年參加保釣運動的國立政治大學校友。那又是什麼樣的原因,讓香港人在保釣運動中扮演如此關鍵的推手呢?

如前面所提,英國的殖民統治同時扮演了負面與正面的作用。香港在保釣運動爆發時,已經接受英國長達130年的統治,中間又遭受日本3年零8個月的佔領,讓他們對西方還有日本帝國主義有先天上的反感。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以「反殖民主義」還有「反資本主義」為主軸的勞工運動從50年代開始就蓬勃發展。

然而英國在經歷1941年12月香港保衛戰的失敗後,開始痛定思痛檢討殖民政策,瞭解到維繫對香港殖民統治的最好方法是在不給予香港人民主的情況下給予他們自由。所以只要這些抗爭的活動不發展到1967年「六七暴動」的規模,港英政府對於香港人的抗爭活動都予以核准。所以比起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台灣學生而言,他們更有引領抗爭活動的勇氣。

香港人參與保釣,比起台灣人的參與還多了一層反抗殖民與反抗強權的左派思想。這裡指的左派思想,指的並不是國共兩黨宣揚的民族主義,而是反抗一切不合理制度的左派思想。不只是反抗美國、英國還有日本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壓迫,同時還反對大財團資本家對弱勢平民的壓迫。他們受到西方新左派運動影響,爭取的不只是香港人或中國人的平等,而是所有勞苦大眾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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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新黨,台灣的統一聯盟黨與勞動黨是由過去的左派保釣人士所組成,但如今左右兩派勢力已因民族主義殊途同歸

強調民族至上的台灣人

受到民權運動、反戰運動還有保釣運動三波運動洗禮,70年代的香港保釣運動者對毛澤東擁有無限的崇拜。他們崇拜毛澤東的原因,並不只是因為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是因為毛澤東如同切格瓦拉與胡志明一般,是全球弱勢群體的守護者。毛澤東不只與英美「帝國主義」對著幹,還致力於打倒以蘇聯為代表的「霸權主義」。

他們深信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給了世界人民一條有別於英美資本主義還有蘇聯修正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與之相反的是,台灣保釣運動參與者雖然分裂成親共的左派與反共的右派,卻沒有香港保釣運動者如此偉大的情操。「維護中國固有領土主權的完整」,事實上還是台灣保釣運動者投入運動的主要動機。事實上就連獨派參與者,追求的同樣也只是台灣人的民族主義而已。

追隨香港保釣運動者投身左派運動,甚至前往北京拜會周恩來的台灣左派保釣人士,多數骨子裡其實還是民族主義壓過社會主義的。畢竟在戒嚴體系下的台灣還能出國留學,就表示他們多數出自台灣的富裕家庭,還有不少人根本就是國民黨的權貴子弟。台灣保釣運動者由右轉左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認同毛澤東思想,而是因為中華民國外交處境日益艱難。

很多投身左派運動的台籍留學生,其實還在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裡面工作,他們轉向的一大原因其實是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們早別人一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在四個月後進入聯合國。不過多數的台灣留學生,還是因為他們還有親人在台灣,或者是對中華民國抱有強烈情感,乃至於70年代的中國還太過於貧困等種種原因,選擇繼續擁護政府。

加入右翼學生團體「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的台灣留學生,當時有一句很有名的口號,叫「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可見他們投身保釣的原因還是受到民族主義影響比較大,他們與左派的唯一差別只是對「中國」的定義不同。主張拯救「全人類」的香港保釣運動者與主張拯救中國的台灣保釣運動者,他們的分歧早在70年代就已經隱約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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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右傾化,讓本來在過去被打成「黑五類」的右翼保釣人士產生親近與熟悉感,既然過去跟著中華民國只會被欺負,那麼不如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去欺負別人

向右轉的中國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致力於取代蘇聯成為推動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旗手,從而對香港保釣份子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扶持弱小民族對抗強權與打倒導致香港成為殖民地的全球資本主義,一直都是他們奮鬥的目標。不過隨著毛澤東死亡,還有「四人幫」被打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殘酷真相被攤開在陽光下檢驗,徹底毀了香港保釣人士與台灣左派保釣人士的三觀。

緊接著,鄧小平上台執政宣告「改革開放」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此融入香港保釣運動者所唾棄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共不只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放棄對第三世界國家「輸出革命」,還要推動與國民黨的「第三次國共合作」,種種表現都背離了過去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的色彩。許多原先主張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旗幟下的台灣左傾人士,還為此被活活給氣成了台獨。

一度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台籍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曾如此當面質疑鄧小平的妥協政策:

共產黨後來說「愛國沒有先後」,同意國民黨可以在台灣保有政府和軍隊。這讓很多台灣人奇怪,因為從階級矛盾來看,國民黨是你們趕走後才到台灣來,為什麼你們卻跟國民黨說,可以保持制度和軍隊,把受壓迫的台灣人民忘記了嗎?

釣魚台問題本身之所以在台灣被淡忘,還有台灣人逐漸失去中國認同,其實很大層面上也是中共路線向右轉所導致的。反對國民黨的台灣人感到自己被中共出賣,而香港保釣人士則眼睜睜看著鄧小平與日本越走越近,為了對抗蘇聯擱置了釣魚台的主權爭議。不過真正讓香港保釣人士與中共決裂的,還是1989年爆發的六四事件。

中國共產黨本身是靠著五四運動起家,後來又在國共內戰中獲得青年知識份子的普遍支持,長久以來形象一直都是「開明進步」的。就算建政後陸續爆發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香港保釣人士還是選擇性的「寬恕」中共,因為他們相信文化大革命給了以紅衛兵為代表的年輕人一個反抗老人的造反機會。直到天安門事變爆發,中共終究還是向青年人開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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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保釣左派,名義上雖自稱左派,可追求的還是民族主義,對於弱勢的關注沒有香港保釣人士強烈

反抗中共體制的香港保釣人士

雖然在六四天安門事變爆發時,港台兩地的保釣人士都站上了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面,給予嚴厲的譴責,不過港台保釣人士譴責中共的出發點卻有本質的不同。台灣右派保釣運動者是從傳統反共抗俄的角度出發,認定中共「暴政必亡」,中華民國即將重新光復大陸。過去信奉毛澤東思想的台籍左派,也從類似的思維出發,感覺自己過去被欺騙,重新回歸中華民國的陣營。

倒是香港保釣人士,認為中共屠殺抗議學生的舉動不只殘害人權,還是對自身過去歷史的背叛。儘管如此,香港保釣人士不像台灣保釣人士那樣有一個中華民國可以認同。隨著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勢已定,他們還是順應潮流接受五星紅旗與紫荊花旗為香港人的代表性旗幟,並在90年代與台灣新黨人士共同發起的第二次保釣運動中高調揮舞。

比如1996年10月7日,與新黨台北縣議員金介壽一起登陸釣魚台的香港保釣人士陳裕南,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積極聲援者。可是登島後,他還是舉起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而不是與金介壽一起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陳裕南事後接受採訪時,強調自己認同的並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五星紅旗背後代表的香港人民以及大陸同胞。

只是隨著香港回歸之日的到來,香港保釣人士對大陸僅存的這一丁點中華情懷,也在特區政府與中聯辦的不斷敲打下煙消雲散。首先是中國共產黨欽點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本身就是生前與中華民國、美國關係良好的「船王」董浩雲長子。董浩雲的船隊在韓戰與越戰時接獲大量美軍訂單,看在香港保釣人士眼中無疑是「美帝」殘殺弱小民族的幫兇。

至於其他效力特區政府的官員,或者立法會裡面的「建制派」,他們多數也與太平洋戰爭時期抵抗日軍的東江縱隊,或者是戰後抗爭資本家的左派勞工毫無淵源。倒是有不少「建制派」,祖先在二戰期間加入「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等通敵組織替日軍服務,戰後又重新依附港英政府一起打壓左翼抗爭者,讓香港保釣人士不得不走向「反體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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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中共體制的台灣保釣人士

中共與日本、美國的和解,讓台灣無論支持統一還是獨立的保釣人士都瞭解釣魚台主權的問題不是一時半刻可以解決的問題。尤其是進入中華民國政府體系工作的保釣人士,更是瞭解到台灣不可能憑藉一己之力恢復對釣魚台的主權。與中共合作收復釣魚台主權的結果,卻是把台灣本身都賠了進去,於是他們多數選擇向現實妥協,選擇維持現狀。

呂秀蓮副總統與馬英九總統,雖然對釣魚台主權問題都還保持相當程度的關心,但立場基本上也只能用「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等16字箴言來形容。外加中共本身右傾化嚴重,讓早年基於左派思想而支持中共的台灣左派保釣人士也看不下去,於是保衛釣魚台這個議題慢慢淡出台灣主流輿論的視野,關注的只剩下極少數的深藍人士。

而這些深藍人士,包括新黨前主席郁慕明先生在內,過去曾經是右翼保釣的急先鋒。當年的他們不只抗議日本佔領釣魚台,同時也在海外與左派份子進行鬥爭。不過就如同筆者前面所言,他們參與保釣運動的原因純粹只是為了聲張中國民族主義,對於追求社會正義沒有如香港保釣份子那般的強烈訴求,更沒有把世界打造成烏托邦的狂熱思想。

參與保釣運動又支持兩岸統一的深藍人士,他們多數是沒有經歷過日本殖民台灣的外省第二代,這讓他們的反殖民色彩從一開始就遠遜於香港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其次則是他們家族過去在大陸時就是中共暴力革命的對象,不是地主、資本家、洋人買辦、親日漢奸就是大軍閥,本身就是特權份子,自然沒有「為人類爭平等」的觀念。

他們大多數只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然後美國把原本是中國的釣魚台列嶼交給日本人,是外國人在欺負中國人。所以為了捍衛中國人的民族尊嚴,他們才參與保衛釣魚台的運動。可這並不代表,台灣的保釣人士在本質上反對「恃強凌弱」的觀念,如果有一天換成中國變成強國去欺負周邊弱小國家,深藍人士還是會給予贊同,因為「弱者服從強者」在他們看來是再正常也不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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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重要分水嶺,江許多50年代以來支持中共的台灣人變成了台獨

追求平等 vs. 追求秩序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深藍會在70年代反共,到了今天卻堅定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因。因為70年代的中共還太貧窮,國際影響力還遠遠輸給美日,所以深藍人士雖然痛恨美國與日本,卻還沒有足夠的勇氣與中共一起捍衛釣魚台主權。同時70年代的中共也還把1949年撤退到台灣的深藍人士視為「階級敵人」看待,讓深藍人士無法確定自己向祖國「交心」會不會換到好下場。

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中共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越來越強,再加上中共開始推廣「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口號,讓深藍人士逐漸放下了戒心。此外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局勢發展,亦讓深藍人士感覺到自己在走向「本土化」的台灣社會不只失去了過去的特權,還遭遇到邊緣化的危機。為此他們更加希望兩岸統一,然後靠共產黨的力量幫助自己在台灣挽回失去的顏面。

他們認為自己過去支持國民黨,接受日本或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純粹是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為之的手段,因為當年的中共又貧窮又偏激。如今中共不只取代了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強國,未來還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霸權,讓同為炎黃子孫的他們於有榮焉。既然中共能給他們過去美日所能給的穩定秩序,又能給他們美日所永遠不能給的民族尊嚴,深藍又有什麼理由不效忠對岸?

倒是香港保釣份子,在中共的統治下與大陸的矛盾越來越多,讓他們更加體會到「民族主義不能當飯吃」的道理。所以慢慢的除了要求兩岸當局硬起來捍衛釣魚台主權之外,香港保釣人士也更積極的要求中國民主化,因為在香港已經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唯有追求全中國的民主化才是位香港人解套的根本方法,而不是只爭取香港人自己的普選。

這也是為什麼2012年8月15日,香港啟豐二號船員登上釣魚台列嶼宣誓主權時,其中一名成員王化民手中高舉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雖然這次登島行動,參加的全部都是港澳與大陸人士,但是王化民仍認為自由中國的國旗不能在這場行動中缺席,才能代表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參與。從王化民的選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保釣人士追求的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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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華民族主義而決裂

與香港啟豐二號登上釣魚台時,同時揮舞兩岸旗幟相對應的,是同年7月3日由台灣中華保釣協會發起的出海行動。台灣保釣人士在中華保釣協會執行長黃錫麟帶領下,搭乘全家福號漁船到釣魚台列嶼宣誓主權,結果他們卻只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反而忘記了代表自己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顯見在深藍族群的心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唯一的祖國」。

雖然在台灣本土發起的保釣遊行中,保釣人士還是會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但國旗在這些群眾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其實更像是深藍群眾迴避外界指控自己背祖忘宗的遮羞布。其實在他們心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已經不只是「唯一的祖國」,還是「不可取代的祖國」。可見他們已經被民族主義宣傳所徹底麻痺,對中共的嚮往甚至還超過一般的大陸人。

倒是香港保釣人士,在經歷了六四的震撼後,又在2014年的雨傘革命以及2019年到2020年的反送中運動中領教到什麼是特區政府的暴力執法。從40年代協助日本憲兵隊搜捕抗日份子的憲察開始,到60年代鎮壓左派勞工暴動的香港皇家警察,再到今天與黑幫一起毆打抗爭群眾的港警,似乎殖民統治的手段只是一脈相傳,不一樣的只是換了一個與自己同文同種的統治者。

香港保釣人士逐漸認知到,假如政府的體制不能造福弱勢,反而成為統治者或者有錢人壓迫窮人的工具,那麼這樣的體制就是該被打倒的對象,即便這個體制是由自己過去所信仰過的對象打造出來的。而對於長年來參與抗爭運動的香港保釣人士而言,打倒政府體制一直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最終不可避免成為反送中抗爭主力之一的原因。

最讓人感到諷刺的,是70年代在美國暴力追打大陸兵乓球代表團的右翼反共青年郁慕明,如今已經成為中共在台灣的頭號代理人。反倒是2012年到釣魚台上舉五星紅旗的港人古思堯,最終因為焚燒五星紅旗被特區政府宣判入獄服刑9個月。他直到入獄以後,都還堅持中共政府為殺人政權,自己不過是在替天行道,強調「燒國旗、塗污國旗都是小事一樁」。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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