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菁英們，你的成功不只是你的成功

文：愛麗絲

設想眼前有列失控的電車，以時速六十英里迎面衝來，電車不遠的前方分別有五個鐵路工人，及一個鐵路工人在兩條軌道上專心工作，身陷險境。在你面前是可以令電車轉向的操控桿，照電車原有行進軌道，五位工人將被撞死，假如你以操縱桿轉向，便有一位工人被撞死；面對此情況，你將如何選擇？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以全球知名的「電車難題」開啟思辨對話，探討何謂正義，並曾於2012年應文化部之邀造訪台灣。在新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 :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桑德爾所要探究的，是社會上逐漸將「才德至上」的菁英制奉為圭臬，年輕學子為求進入頂尖大學拼盡全力，經濟階級與教育水平彷彿是一個人獲得尊嚴的先決條件，但這一切，卻讓成功者與失敗者間壁壘分明，彼此撕裂對立，難道這是我們心中理想的社會樣貌嗎？

此次我們幸運地跨海視訊專訪桑德爾教授，和他談談新書的核心概念及他自己：

• 問：本書原名直譯為《才德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您為什麼會選擇「才德」這個題目？因為2016年大選之後的種種討論，還是因為您身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長期觀察？或者有其他原因？

答：一般來說，才德（Merit）是一個正面的詞，對吧？才德代表了專業，譬如當我們要動手術，自然希望是專業人士來進行。才德也代表著才華，甚或保證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與社會階級。才德一直以來都是具正向意義的代名詞，但因為重視才德，塑造了社會上普遍認可的菁英制度，卻反而戕害、撕裂了整體社會，將社會以「成功者」與「失敗者」一分為二。

重視才德的菁英制度讓成功者相信，他們的成功源自自身的才華及努力，而那些在生活裡受苦掙扎的失敗者，應得如此的悲慘境遇。這正是我書名所說的「才德的暴政」，這是讓菁英階級的成功者瞧不起失敗者的傾向，而那些被認為是失敗者的，大多是平凡無奇的勞工階級，這樣被看輕的憤怒與不甘，也是2016年選舉時，讓他們選擇票投川普的原因之一。

我的新書《成功的反思》，正試圖回應在成功者與失敗者間越發巨大的分歧與溝壑。如今，當我們看待自己與他人時，似乎只剩贏家與輸家的二分法，但我希望在社會上指出贏家與輸家之外的另一條道路，希望能讓社會引起共鳴，注意到整體社會的共善才是我們該共同關注的。

• 問：您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恩的作品《菁英制度的崛起》，您是在什麼時候閱讀這部作品的呢？對於您的求學、授課或者研究方向的選擇有什麼影響呢？

楊恩是一位英國籍的社會學家，在1958年出版《菁英制度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書。事實上，正是他在該書裡發明菁英制度（Meritocracy）一詞，這也是該書如此有趣迷人的原因。在《菁英制度的崛起》中，他不把菁英制度當成平等社會的理想制度，反之，他將菁英制度解釋為一種反烏托邦概念，這樣的制度，讓社會區分為成功者與失敗者，並在兩者間劃分出清楚嚴明的界線。

楊恩首次提出菁英制度的概念後，許多政治家開始談論菁英制度，卻把它當成塑造公平社會的理想制度，在此制度下，取得成功靠的是努力、天賦和才德，但事實上，楊恩提出菁英制度一詞，並不是把它當成理想制度，而是提出一種警告。時至今日，該警告更是已成為既定事實的精準預言。

根據楊恩所言，菁英制度會在成功者與失敗者間造成巨大分歧，使成功者認為成功來自自身，也打擊失敗者，在社會的目光下，彷彿一切逆境皆是咎由自取。楊恩可說是對社會有非常精準的判讀與觀察。

在菁英制度下，我們習慣以經濟階級、教育與學位程度定義成功者與失敗者，而這使社會竟習慣將教育程度、經濟階級作為尊重他人的判準，而非根據誰真正對社會的共善有所貢獻。這是個問題，我認為我們應尊重每一位對社會共善有所貢獻的人，包括他們所做的工作、養育的家庭、服務的社群，不該只在乎教育經濟的階級與成就。

• 問：您在高等教育機構工作，書中也提到才德制度容易衍生的問題及一些改變入學評選的建議，出版之後，收到哪些回饋？來自教育界有哪些回應？目前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推動計劃？

我在書中的提議是相當具爭議性的，爭議性最大的，是改變菁英大學的入學審核方式。我建議在審核時，可先剔除明顯不合格者，剩餘的申請者則採抽籤制度，決定誰能進入菁英大學。我深信改採這樣的審核方式，在我課堂上的學生肯定仍和現在一樣優秀。

這樣的審核方式，能讓學生與家長能活得更人性化一些，不再為那張頂尖大學的入場票擠破頭。在現行制度下，年輕學子為了進入頂尖大學，必須孜孜矻矻、付出超乎想像的努力，同時也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那些最終未順利入學的學生，甚至會認為自己是一名失敗者。

我認為像樂透般的抽籤制度，會改善現在的情況，也能減輕年輕學子的壓力，讓他們能真正追尋自己的心之所向與熱情所在，而不只是困在必須進入頂尖大學的牢籠中，承受無止盡的焦慮與壓力。不過目前為止，哈佛大學相關人員並不支持我的提案，我當然會持續說服，但我也有可能會失敗啊（笑）。

• 問：您認為「尊重工作」及「同理心」等等有助於「共善」的特質，如何透過教育培養？書中許多論點都需要改變根深蒂固的觀念，您認為能夠透過教育達成嗎？

答：我認為教育能對培養這些特質有所貢獻，在社會上建立彼此間更中性、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共善，是必須達到社會上真正的平等共好。如今，身處金字塔頂端的成功者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自己，更理所當然的認為，那些落在後頭的失敗者，最該責怪的也正是他們自己。我認為這樣的觀念，是忽略了幸運的成分，忘了好運氣也是讓他們成功的關鍵之一，也忘了那些曾在路上幫他們一把的推手，包括師長、親友、社會，還有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讓他們並非時不我予，進而取得成功。我希望將社會從贏者輸家二分法的導向，改變為一個重視整體共善的社會，不再只看表面的成功與失敗，而是所有人都能更有尊嚴、更有責任地生活著。

• 問：您的課程成為網路課程之後受到熱烈歡迎，您認為網路在教育上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嗎？您希望自己的課程當中加入更多利用網路的互動方式嗎？如果有的話，您想像會用什麼形式進行？

答：是的，我一直在努力讓課程更線上化，特別在疫情期間。這個學期以來，因為防疫考量，無法在教室群聚，我所有在哈佛的課程都採遠距教學。我認為疫情肯定增加線上教學的使用頻率及需求。不過，其實在疫情之前，我就做了許多線上課程的嘗試，我認為這樣有助於更多元廣泛的討論參與。譬如，我在BBC的節目《The Global Philosopher》中，用視訊方式與全球各地的參與者展開對談，探討哲學，並運用在當代社會議題上。對我來說，線上教學的方式能簡單地將來自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們齊聚一堂、共同討論，這正是哲學思辨最需要的。

• 問：倘若政治權力不再由技術官僚完全掌控，您認為可能透過哪些方式評選政府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