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我的奮鬥1:父親的葬禮》:在生命離開的那一瞬間,身軀就歸屬死亡

【小說】《我的奮鬥1:父親的葬禮》:在生命離開的那一瞬間,身軀就歸屬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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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系列初始,克瑙斯高就以父親的死亡作為一切開端。他的父親嚴肅、寡言,對待工作十分認真,卻是個失職的父親。父親的死重新讓他想起了曾與他相處的一段童年時光,他是如何在那樣的威嚴底下成長,又是如何從中找到破口學會叛逆。

文: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第一部分

對心臟而言,生命的含義再簡單不過了:它將盡可能地持續跳動下去,然後停下。早晚會有那麼一天,這個跳動的、有韻律的心臟跳動會自動終結。這時候血液便會開始流向身體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裡形成一個小小的池子。這在外觀上是清晰可見,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塊累積在逐漸蒼白的肌膚上。與此同時體溫下降,四肢變得僵硬,腹內的腸肚一瀉而空。

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裡,這些變化的進展極為緩慢,且不可抗拒,那過程幾乎帶有著儀式意味。仿佛生命是屈服於某種規則,是在履行一項「紳士協定」,而死亡亦然。死亡總是得等到生命退卻之後,才開始入侵與佔領這片新領地。而這種入侵是無可撤反的。伴隨著極度高熱,細菌病毒開始在體內擴散,勢不可擋。若它們試圖提早幾個小時進犯,那將會立刻遭遇抵抗,但現在環繞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它們僅需持續不斷地向濕潤、幽暗的地區縱深發展。這支入侵大軍進入哈弗斯骨管,穿過腸腺,進駐胰島,再插入鮑氏囊,途經克拉克柱,進入中腦黑質,最後抵達心臟。

截至目前為止,身體以一種未被觸及但被劫掠後的狀態存在著,儘管外觀完好,整個內部卻已然被蝕空掏盡,其間含有一種詭譎的荒涼與頹敗。這就像是在一眨眼間,工人們全都從建築工地撤離。又或者所有的車輛一動不動,車燈黃色的光線投向樹林的幽暗中,簡易工房裡空無一人。依山的斜坡路上,掛在纜車道上的車廂一個接一個,都裝載滿滿。

在生命離開身體的那一瞬間,身軀就歸屬死亡。廢棄的燈盞,行李箱,地毯,門把,窗框。泥地,沼澤,溪流,山脈,雲彩,天空。這一切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我們持續為這死亡世界的萬物及自然現象所環繞。縱然如此,一旦看到真的有人陷入了那個世界,還是會有什麼東西喚起我們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於是,在情況確定之後,我們也同時盡最大的可能不讓死者的屍體進入我們的視野。

在大型醫院,屍體不僅被藏在單獨的、遠距離隔絕的房間裡,連往那裡去的通道也是隱蔽的。一切有專用的電梯,專用的地下室通道。即便碰巧有人迷路誤入該區,經過身旁的推車上的屍體也遮蓋嚴實。當屍體要抬出醫院時,還有專用出口與深色玻璃的車輛。而在教堂墓地,則為他們備了單獨沒有窗戶的房間。在舉行葬禮時,他們被蓋在緊閉的棺柩裡,直到最後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爐裡化為灰燼。若從實務性的角度思考,很難看出這樣子的程序能有什麼用目的。比如,推著這些死者的屍體經過醫院所有的走道時,大可不必加以遮蓋,從醫院抬走時也用一般的計程車就好了。這不會給任何人帶來任何風險。

一個老人在電影的放映當中斷了氣,盡可能讓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電影放完,待到第二部電影結束也未嘗不可。一個老師中風猝死在校園,沒有必要立刻開車抬走。讓他躺在那裡等校工有空再來處理就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可以的,這不會傷害到任何人。或許會有一隻鳥兒飛來停在他的身上,這裡啄啄,那裡啄啄,但這又何妨?只因為我們在入土前把他藏起來,情況就會比較好嗎?其實只要死者躺在那裡不礙事,就毫無理由這麼匆忙行事,他們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嚴寒的日子裡,這種處理方式應該是更為有利。

在長椅上和月台上凍死的露宿者,從高樓和大橋縱身跳下的自殺者,從自動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車上死於車禍的人,在城裡待了整晚後因酒醉恍惚掉進湖裡的年輕男子,被公共汽車拖拽到車輪下的小女孩,對這一系列的死者,為什麼都是那麼急匆匆地把他們趕快掩藏起來?為了合乎禮儀?等女孩的父母親在一兩個小時以後趕來看上一眼,可能更合乎禮儀。她躺在出事地點旁的雪地上,破裂開來的頭顱和完整的身軀,浸滿鮮血的頭髮和潔淨的羽絨服。向世界敞開一切吧,像她那樣躺在那裡,這本沒有什麼秘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這麼一小時,卻又是那麼令人難以理解。

一座城市若不將其死者排除於公眾視線之外,看著他們橫屍大街小巷,在公園與停車場,這就不是城市,是地獄。這地獄以一種更寫實主義和更深入真實的方式,反映出了我們生存的條件。但這又能怎麼樣呢,我們原本就知道這個狀況的,只是不願去面對罷了。將死者驅除在外的做法就是一個明證。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麼、驅走什麼,卻又難以說清。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問題,死亡的現象在社會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報紙或者新聞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據不同情況多少有些變化,但一年半載下來,其數目可能很穩定,也就漸漸習以為常了。因為消息總會由多種管道傳播開來,無論如何沒法避開。同時,死亡這一現象看上去也不是那麼具有威脅性。

相反,有一些死亡我們還感興趣,甚至願意為看它掏腰包,例如許多電影公司就拍了展現死亡的電影,且數目還多得驚人。而這使得將死者摒除在公眾視野之外的這種做法,更讓人難以理解了。若是死亡作為一種現象沒有讓我們驚駭,那面對死去的軀體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覺呢?這一定意味著,要不就是有兩種死亡,要不就是我們對死亡的想像和死亡真實面貌之間存在著衝突與差距。而無論是哪種理由,結論只有一個:這兩者相比較的結果是,我們想像死亡的畫面如此強烈地刻印在我們的意識裡,以至當我們看到真實的死亡時不僅感到震驚,同時也試圖用所有的手段去掩蓋它。

這個結果不是源於人們有意識的深思熟慮,如教堂的種種儀式或者是葬禮那樣,在我們的時代可以通過協商討論求得解決,因而從非理性轉向理性的領域,從集體的轉向個體——不,我們將死者移至視線之外的方式從來就沒有過任何爭議,我們向來就是這麼做的,天經地義。但卻又沒人能給這種做法一個必要性的理由。但所有的人都明白:若是你的父親在秋天一個颳風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會儘快將他抬回屋裡,要是辦不到,至少你會給他蓋上一條毯子。

然而這種衝動並不是唯一我們對死者所做的,跟掩藏屍體一樣顯而易見的還有一個事實,它們總是被儘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醫院把死者的屍體往上搬,停屍房和火化房都建築在房屋最高的一層,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將這同樣的原則換到處理這種事務的單位,則會是:一家保險公司完全可以把他們的辦公室設置在八樓,但殯儀館就不行。

所有殯儀館的辦公地點都在盡可能接近街邊草坪的地方。很難說清楚這到底出自什麼原因。很可能是受一切實用目的出發的傳統習俗影響而產生的觀念。譬如,地窖陰冷,自然最適合保存屍體。但以此原則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現今時代,也絕不會有人想到要把屍體向建築物的高處搬,這看上去很不合情理,好像高度與死亡兩者為互斥。似乎我們有某種潛在的直覺,一種藏於心底深處的情結,我們的死者必得下行於土地,落葉終須歸根。

看來死亡經不同的管道被分為了兩類。一類與隱秘、沉重、土地、污穢和黑暗有關,而另一類與開放、輕盈、天空、潔淨和明亮相聯繫。在中東某城市,一位父親和他的孩子被槍殺,在那一瞬間父親試圖將孩子拖出子彈的瞄準線之外。照片中他們兩人身體緊緊纏在一起,照相機剛好捕捉到子彈射進肌肉時身體戰慄的一刻。照片傳送至環繞著地球數以千計衛星中的一個,接著傳遍了全世界的電視台。

從這裡又一張有關死亡和瀕臨死亡的圖像不自覺地進入我們的意識。這些畫面沒有重量,沒有誇張,沒有時間和地點,也與這些身體曾經來自哪裡毫無關聯。它們不屬於哪裡,卻又無處不在。絕大多數圖像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停留片刻,但其中一些出於某種原因將留駐在我們腦海裡的黑暗之中。一個滑雪者從高處俯衝時出了事故,劃破了大腿上的動脈,頓時血流如注,她身後潔白的雪坡上一道鮮紅的血痕拖曳而下,在她身體停止滑行前人已氣絕身亡。一架正起飛的飛機,在爬升時兩個機翼著了火。郊外的屋頂上是湛藍的天空,就在這一片湛藍的天空下面,飛機爆炸成了一個火球。一個晚上,在挪威北部的海灣外有一艘漁船沉沒,船上七個水手無一倖免。

對發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報紙都做了報導,因為這是個所謂不可思議的神秘事件。天氣平靜無風無浪,也沒有船上發出的任何求救信號,它就這麼消失了。當天晚上有電視台派出直升機到出事地點做進一步勘察,拍出的畫面上卻只是一片空蕩蕩的海。多雲的天空下,灰綠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緩慢而沉重,相較之下,那些此起彼伏、疾速翻騰著的白色浪花,保持著自己的另一種節奏。我獨自坐在那裡,看到了這一切。

那時我的父親很可能還正在外面的花園工作。我注視著螢幕上的海面,沒有聽到播音員說什麼,突然一張臉的輪廓從那裡冒了出來。我不知道持續了多久,或許幾秒鐘,但時間長到足以對我產生強烈的印象。在臉孔消失的同一瞬間,我站起來,要走出去找一個人告訴他這件事。母親上夜班,哥哥在踢球比賽,其他的孩子不會聽我說話,那就只有爸爸了。

想到這裡,我急匆匆地跑下樓梯,把腳塞進鞋裡,手臂插進夾克衣袖,打開房門出去,繞著房子就開跑。我們是不允許在院子裡奔跑的,因此在快進入爸爸的視線之前,我放慢速度,開始走起來。他站在房子背後,在下面將開闢成蔬菜園的地方,手裡握著的大鐵錘敲打著一塊突起的山石。雖然鑽孔只打了幾公尺深,但在他腳下被翻挖出的黑泥土,還有他身後圍籬外的一片枝葉濃密的楸樹,給山坡罩上了一層昏暗,往下一直延伸到低處。當父親直起腰,向我轉過身來,他的臉幾乎沉向黑暗。

但我仍然有足夠多的資訊來揣摩他。不只是看臉上的表情,還有整個的形體姿態,不用去解讀他的思想,而是憑直覺。

他放下鐵錘,摘下手套。

「怎麼啦?」

「剛才我在電視裡看見了一張海裡的臉。」我說,在他面前的草地上停住腳。那天下午早些時候鄰居砍下了一棵松樹,空氣裡充盈著石牆外的樹樁散發出的濃烈的松樹清香氣味。

「潛水員的臉?」爸爸說。他知道我對潛水員有興趣,他肯定想像不到我跑到這裡來,會有另外更感興趣的事情告訴他。

我搖了搖頭。

「不是人的臉,是我從海裡看到的東西。」

「從海裡看到的東西,我說你呀。」說著,他從襯衫胸前的口袋裡掏出一包香菸。

我點點頭,然後轉身就想往回走。

「等等。」他說。

他點燃了一根火柴,然後低下頭去直到香菸碰得著火。火苗給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個明亮的圓圈。

「這麼說,」他開口了。

在深深吸了一口後,他把一隻腳踏在山岩上,朝著路的另一邊遠處的森林凝視。當然,或許他注視的是那樹木上方的天空。

「你看見的是耶穌的畫像吧?」他說,他抬起頭來望著我。要不是這友好的語氣,這長時間靜默後的提問,我還以為他在嘲笑我。我是個基督教徒,他感到有點難堪。他對我所有的希望就是,不要我成為另類,要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在這片住宅區裡,沒有一個孩子跟他的小兒子一樣,稱自己為基督徒的。這是件真正讓他搞不懂的事。

我感到驚喜,因為他其實是在意我的。同時又有點小小的失落,他是這麼低估我。

我搖搖頭。

「不是耶穌。」我說。

「這個回答還差不多。」爸爸說,他笑了。從山坡的最高處,傳來一陣輕微的自行車輪碾壓在馬路上的聲音,聲音越來越強。住宅區的一片寂靜中,這低低的、摩擦著地面的嘶嘶聲,化為了一陣嗖嗖聲。當自行車輪在我們遠處的路上滾過去時,聲音清晰可辨。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菸,然後把還沒完全熄掉、還冒著煙的菸頭,扔到了籬笆的外面。 咳嗽了幾聲,戴上手套,又把鐵錘握在手裡。

「別再想這事了。」他說,抬起頭來望著我。

那個晚上我八歲,父親三十二歲。雖然我仍然不能說我已經瞭解或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但現在的我比他當年大七歲,一些簡單的事情是較容易領會的。譬如,我們各自的歲月之間有多麼大的差異。我的生活裡充滿著豐富無窮的意義,每向前跨出一步就敞開一道門,而每一道門都可能將我引領到最遠處。現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義從某方面來講,不是把那些單一的、許許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於一處,而是完全把它們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點。

「家庭」是一回事,「事業」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裡沒有一次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他多半知道未來有多大的可能,以及他要如何才能夠使這個可能性付諸實現。他已結婚十二年,在中學裡當老師,教書八年。他有房有車,有兩個孩子。他被選入市政委,是左派於市政府委員會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裡他玩集郵,很有成績,在很短的時間內已在這一地方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裡,他業餘的時間都花在了整理花園上。那個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麼,對此我一無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裡握著鐵錘,在那半明半暗的朦朧中直起腰來,看見的又是一幅怎樣的景象。但我很確定,他心裡對圍繞著自己的這個世界相當地瞭解。

他知道整個住宅區裡所有鄰居的名字,以及與他自己相比較,他們又各屬於哪個社會階層。可能他還知道別人最不願暴露於世的某些隱私,不僅是因為他教他們的孩子,也因為他對其他人的弱點目光尖銳。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的新成員,每天的報紙、廣播及電視節目供給他大量的資訊,使他對這個大千世界資訊靈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學和動物學,因為他在青年時期就對它們感興趣。即便在自然學科方面沒有進行過深入的學習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時學過有關的基本知識。他歷史學得不錯,這是他在大學裡與挪威語和英語一起主修的科目。換句話說,除了教育學外,他對哪一門都並不精通,卻又都略知一二。

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普通大學生。那時候在中學裡教書還是個有社會地位的行業。住在石牆另一邊的鄰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學校的老師。同樣,住在房後面那樹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個鄰居奧爾森,也是教師。其中還有一個鄰居克努森,住在拐彎的那一條路的盡頭,他是另一所中學的教導主任。當我父親把鐵錘高舉過頭,讓它重重落在山岩上的這個春天的夜晚,是七〇年代中期。他錘著岩石,在這個他所熟悉的世界裡,他充滿信心。

當我自己進入了與他相同的年齡,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這一步是需要為此付出代價的。當視野中的世界愈來愈紛亂繁雜,不僅會覺得觸及心中的痛處逐漸減少了,也會覺得許多事情毫無意義。要瞭解世界,必須將自己擺放在與其保持固定距離的地方。當我們用肉眼看微小的東西,比如分子、原子,會覺得看不清,那就必須把它們放大了來看。若是天體系統、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這種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們就把它縮小了來看。把這一切都歸入我們意識的範疇中,一切便釋然了。

這個釋然,就是知識學問。整個兒童、少年時期我們歷經艱辛,為的就是達到能與一切事物和現象保持正確距離的這一點,這一個位置。我們讀書,我們學習,我們經歷,我們不斷地修正。於是這一天來到了,我們達到了與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離的這個點,也有了所需的認知系統的概念。到了這時候,時間便開始飛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礙,一切就緒。

時間洪水般洶湧地貫穿我們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在我們理解到這一點以前,我們已然是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意義需要充實,充實需要時間,時間需要敵人。知識是距離,知識是穩固恒定,知識是意義的敵人。換句話說,父親在一九七六年那個春天的晚上的畫面有了雙重的含義:其一,那時我是以一個八歲孩子的眼睛在看他,帶有不可預知的,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現在我是作為一個同齡人來看他,時光流過了他的一生,不斷地、大塊大塊地剝去了他生命中的意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的奮鬥1:父親的葬禮》,木馬文化出版
作者: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譯者: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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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村上春樹後,2015年德國《世界報》文學獎得主
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繁體中文版首度上市

「漸漸地,我愛上了《我的奮鬥》的敘事(特別是第一本),我愛上他的毫無節制、囉唆、
猶豫不決,以及冷靜的,屬於北歐色彩的感傷與銳利分明。」(吳明益/專文推薦)

《紐約時報》書評家德懷特.加納「像得了瘧疾」般沉迷於書中,忘了遛狗,不回郵件,無暇洗碗。北歐犯罪小說天王尤.奈斯博也為他傾倒,稱每一卷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歐美知名作家查蒂·史密斯、傑佛瑞.尤金尼德斯、喬納森.列瑟,書評家詹姆斯.伍德等紛紛表示讀此書成癮。

「對我來說,爸爸又是什麼呢?
一個我巴望他死的對象。
那所有的這些眼淚又是為了什麼?」

將自己、親友、愛人的一切內幕與秘密,為了寫作傾巢而出
「這是文學自殺之作」。

因寫作內容過於真實,在出版後曾多次遭受親人反對,儘管如此,評論者卻認為這樣的露骨反倒滿足了人們最深處的窺視欲。《我的奮鬥》第一冊甫出版就迅速引起熱議,除了暢銷挪威,也迅速售出各國版權。

全六冊的半自傳體小說,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每一冊都從生活中洞察出深刻反思,以樸實的日常經驗喚起讀者強烈的共鳴。作者不避諱揭露的事實的寫作風格也是造就出如此精彩敘事的原因。在克瑙斯高的寫作策略成功後,北歐也有越來越多作家紛紛效仿,引起一波克瑙斯高的美學風潮。

「父親的葬禮」作為一切的開端
作家的深層意識,平凡的日常,卻私密得令人恐懼。

「我自己是在近三十歲的時候第一次看到一具死亡的肉體。這是1998年夏天,七月的一個下午,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個小教堂裡。我的父親死了。

他躺在房間中央的一張桌子上,天空陰間多雲,房間裡是灰色的光線,窗戶外的草地上一台鋤草機在草坪上緩慢地兜著圈子。我和我哥哥一起待在那裡。殯葬職員先出去,為的是讓我們和死者單獨待一會兒,我們站在離屍體幾米遠的地方,盯著那裡。

我看見的不再是一個人,而是像與人相似的物體。同時他來自我們當中,他曾經就是我們中間的一員,現在他依然在我的心裡,像是覆蓋在死亡上的一縷生命的面紗。」

系列初始,克瑙斯高就以父親的死亡作為一切開端。他的父親嚴肅、寡言,對待工作十分認真,卻是個失職的父親。父親的死重新讓他想起了曾與他相處的一段童年時光,他是如何在那樣的威嚴底下成長,又是如何從中找到破口學會叛逆。父母離婚後,父親與他的關係變得更加疏遠,得知父親死訊,想起上一次單獨與他談話,竟已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晚年的父親儘管試圖在他面前維持著端正、得體的樣子,但實際上已落魄不堪,終究端正的形象沒能印入克瑙斯高眼中,而那間父親死去的屋子,更是充滿了大量的垃圾、空酒瓶、髒污……那是巨大孤獨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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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木馬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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