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末路(中):選舉委員會掌提名大權,中共沒給民主派任何生存的縫隙

香港民主末路(中):選舉委員會掌提名大權,中共沒給民主派任何生存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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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經過一輪乾坤大挪移和深層次改造,選舉委員會不但親政府人士佔絕大多數,而且在各個界別中,親政府人士都能佔過半數乃至絕大多數,「黨的人」還完全控制了第五界別。

本系列討論,在人大常委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時,在人大《決定》的「留白位」,進一步收緊香港的民主制度。前文主要討論了廢除修改選舉「五部曲」和如何收緊立法會選舉。現在繼續考察其他方面。

第三,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如前所述,選舉委員會在新制度下的功能和權力大大擴充了:從原先只負責提名和選舉特首選舉,擴大到提名立法會議員和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這個機構一下子變得極為重要,中共當然要完全掌控,以此作為遏制民主派最主要的「大閘」。人大常委修改進一步體現這個思路。

人大決定把選舉委員會從1200人加到1500人,從現有的四個界別(即工商金融、專業、社會團體、政治代表(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港區人大委員等))改為五個界別,每個界別維持300人。即把現有第四界別一分為二,新第四界別變成「立法會議員和地區組織代表」,新第五界別則為全國性組織的香港代表。新附件一對此作了詳細規定。

首先,如同此前盛傳中共要把民選區議員踢出局,在舊第四界別中的區議會議員117席界別分組(包括港九區議會57席,新界區議會60席位)被踢走。由於原全國人大代表(36席)和政協代表(51席)移到第五界別,於是第四界別只剩下96席位,即便把立法會議員多了的20席位(從70席到90席)補上,還差184席才夠300席。

於是中共挖空心思地把填補了幾個組別:港九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76席)、「新界」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80席)、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27席)。此外,鄉議局從原有的26席增加1席到27席,終於湊夠了300席之數。

分區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火委員會最早都源於港英在1970年代開始的「行政吸納政治」的政策。目的是通過設立這些由香港民政事務總署(後民政事務局)負責委任和聯繫的公立機構,把社會精英「吸納」到管治體系内,從而讓社會精英有參與管治的渠道,一來增加了官方和民間的聯繫渠道,二來也避免了這些精英對抗官方的統治(造反)。翻查香港政府網頁,這類冠以「委員會」或「管理局」名義的「法定組織」和「非法定組織」多如牛毛

其中分區委員會(1972年成立)主要負責清潔香港和「撲滅暴力罪行運動」,目前共1857人;撲滅罪行委員會(1976年)顧名思義,負責宣傳和監督撲滅罪行,即分流了分區委員會的部分工作,目前約500人;防火委員會(1998)顧名思義,是為「推動、宣傳防火意識和教育區內居民防火安全的重要性」,現約471人。

在選舉政治興起後,民選議員和區議員成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代表。這些組織雖然依然存在,但基本上變為「功能性組織」,不再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來,它們更成為政治酬庸的工具。比如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之後,大批落敗的建制派前區議員被政府委任到這些委員會中,變相「補償」在逃犯條例事件中硬撐政府而民心盡失的建制派。

這三個委員會被專門挑出來變成「新第四界別」的一部分,不但因為這些委員全部由政府委任,也現在政府早已委任了大批建制派人士,完全掌控,可保選舉萬無一失之故。至於其他委員會,以前還委任了不少專業人士,難保「不出岔子」。

至於,新第四界別中的「內地港人團體」(27席),他們「由各內地港人團體提名產生」,毫無疑問,也是「黨的人」。但在新附件一中,也「留白」了這些代表如何產生,這種「留白的留白」,由香港本地立法進行補充,後面會進一步討論。

其次,在新成立的第五界別中,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得以盡數進入選委會,從原先總共87人,增加到190人。這大大擴充了原先在香港沒有實際影響力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影響力。此外,還新增「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110席)」。這些無疑也全是「黨的人」,同上,此處也「留白」了這些代表如何產生,「留白的留白」由香港本地立法進行補充,後面會進一步討論。

再次,在前三個界別,也有大量不利民主派的改動。

在第一界別(工商界),從17個界別分租(簡稱「組別」)變為18個組別,增加了一個「商界(第三)(17席)」的組別。這是專為在内地經商的港人所設的組別。為此,其他原有的17個界別都減少一席。工商界其實一直由中國操控,但在2017特首選舉中,一些香港商人和民主派一道支持中共不喜歡的曾俊華,在逃犯條例事件中,不少商界也站在「黃絲」的一邊,於是中共對工商界也不放心。這就是要專門加入「内地經商港人」這個組,稀釋香港工商界的背後考慮。

在第二界別(專業界),這是民主派能占優勢的界別,原先共有10個組別各30席,這次改動最大。

A)民主派穩贏的高等教育界和教育界(上屆民主派均全取30席)合併為「教育界」,即從原共60席降到30席。這樣「割走30席」。

B)民主派占優的醫學界和衛生服務界(上屆民主派分別取得29席和30席)合併為「醫學及衛生服務界」,也從原共60席降到30席。這樣「割走30席」。

C)為了補充以上A和B兩處空出的60席,中共把原先隸屬第三界別的社會福利界(原60席)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原共60席)移到第二界別,而且人數均減半各30席。其中,社會福利界是民主派的天下(上屆民主派全取30席)。「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分這四個小組別選舉,原每小組別15席)中,民主派也有機會攻占一些席位。把它們從第三界別移出,有利政府完全控制第三界別。但同時也增加了第二界別的「失控風險」。

為此,中共又對各組別繼續「開刀」。

D)設置不需選舉的「當然委員」。這包括「大學校長或者學校董事會或者校務委員會主席,以及工程界(15席)、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15席)、教育界(5席)、醫學及衛生服務界(15席)、社會福利界(15席)等界別分組的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其中香港共有10個大學,於是10個大學校長和教育界的法定5席,在「教育界」已共有15席。這下相當於在以上五個組別,親政府人士都共佔至少一半,「割走75席」。

E)調整界別,原有的資訊科技界(上屆民主派全取30席)變成了「科技創新界」。這不只是改個名字,而且還擴大了範圍,把非資訊科技的科研工作者也包括在内,可視為把原高等教育界的一部分也塞進這個組別。而且還專門規定,其中15席位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產生,這部分基本可以看作聽黨的話的人。因此,實際上原先民主派能贏30席,現在最多只能贏15席。這樣「割走15席」。

F)在剩下界別也通過「滲沙子」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縮小民主派的影響力。會計界30席中(上屆選舉民主派拿下26席),有15席從「國家財政部聘任的香港會計諮詢專家中提名產生」;法律界30席中(上屆選舉民主派全取30席),有9席從「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中提名產生」;中醫界30席(上屆民主派「零的突破」,取得3席),有15席在「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香港理事」中提名產生。

連轉過來(和變小)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其中15席也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和香港出版總會分別提名產生」。同理,獲得提名的委員也是聽黨的話的人。這樣再共「割走54席」。

這樣算下來,在第二界別的十個組別中,除了法律界之外的九個組別,親政府人士至少預定了一半席位(15席),法律界也預定了9席,共計144席。這還不算在選舉中,建制派可以贏得的席位。可以肯定,親政府人士過半數,甚至能獲得200+。這樣,2017年民主派「300+」的壯舉無法重現。

在第三界別中,原有五個組別各60票。如前所述,民主派占優的社會福利界和有望攻占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均在票數減半之後,轉到第二界別。剩下的漁農界、勞工界、和宗教界,都是親政府人士把持的界別。

為了填補空出來的120席,中共由補上了基層社團(60席)和同鄉社團(60席)。這些基層社團和同鄉社團具體是什麼,同樣也是「留白的留白」,由香港本地立法完成。但可以肯定,這也全是「黨的人」。

因此,經過一輪乾坤大挪移和深層次改造,選舉委員會不但親政府人士佔絕大多數,而且在各個界別中,親政府人士都能佔過半數乃至絕大多數,「黨的人」還完全控制了第五界別。

即便是這樣,中共還不放心,在選舉辦法上進一步設限。根據規定,第一、第三界別均只能由「合資格團體選民選出」。而團體選民,「除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法列明者外,有關團體和企業須獲得其所在界別分組相應資格後持續運作三年以上方可成為該界別分組選民。」這條規定和(上篇)中討論的功能組別選舉一樣,都是為了防止「新工會」等「黃絲」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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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選舉委員會的功能

在完全控制選舉委員會後,選舉委員會的功能也同時變得極為重要。在新附件一、二中,在人大決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擡高了選舉委員會的功能。

1)在「舊功能」,即在提名和選舉特首方面,不但如《決定》一樣,「候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88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且上述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須不少於15名」,還進一步規定「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這進一步降低了提名出中共不喜歡的人選的可能。

2)選委會新功能之一是選出立法會委員。如前所述,在234和333兩個方案中,人大常委用了234方案,即共有40位立法會議員從選委會選出,佔44%。可謂半壁江山。

3)選委會新功能之二為提名立法會議員。無論功能團體候選人還是直選候選人,都必須獲得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兩名、不多於四名委員的提名。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在分區直接選舉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每個界別兩個提名似乎不太多,儘管在前四個界別都可能找到兩個「不聽話」的選委,但完全由中共控制的「第五界別」,不聽話的民主派要找兩個提名並非易事。這更違反很多民主派的原則,正如民主派元老劉慧卿所言,這樣低聲下氣地參選,是一種「屈辱」。

4)選舉委員會中還有一個前所未見的,在人大《決定》中也沒有提及的「召集人制度」的功能,「負責必要時召集選舉委員會會議,辦理有關事宜」、「總召集人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擔任,總召集人在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這裡所謂「國家領導職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符合資格的只有兩個,即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何謂「辦理有關事宜」,何為「必要時」,目前均語焉不詳。

這個條款引起廣泛擔憂。目前的擔憂是,可能擔任總召集人的(非常不受歡迎的)前特首梁振英以此重返香港政壇。但很明顯,長期的擔憂還是,這種「召集人制度」為「選舉委員會」在選舉和參與立法會之外,賦予了新的干政可能。特別是如果梁振英擔任這個職務,不甘寂寞的他必然會盡量地擴大這個制度的實際權力,選舉委員會或成為香港又一個制衡政府的分權機構。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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