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影展】日本、韓國、台灣,勞動彈性化與工作貧窮下的東亞工人困境

【五一勞動影展】日本、韓國、台灣,勞動彈性化與工作貧窮下的東亞工人困境
Photo Credit: 2020勞動影像嘉年華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韓國、台灣的可拋棄式勞工是什麼?

文:鄭中睿(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顧問)

日本:工作貧窮登場,「三大神器」破滅

2008年6月8日,下午12點33分,日本東京秋葉原商圈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行兇者先駕駛貨車衝上人行道,撞擊5名路人,再下車持匕首砍刺12人,最終造成7死10傷慘劇。案發後調查得知,兇手加藤智大,時年25歲,短大畢業後一直以派遣勞工身份,居無定所遊蕩日本各地打工。案發前三天,加藤遭公司解僱、與主管發生衝突,隨後於網路留言板預告犯案。案發被捕後,加藤表示犯案動機:「對生活感到苦悶、厭世,來秋葉原是為了殺人,任誰都可以。」

秋葉原殺人事件」半年後,2008年12月31日跨年夜,數百名與加藤智大同為派遣工,長期處於不穩定就業且工作待遇惡劣,生活困難甚至淪為無家者的群眾,湧入東京日比谷公園內由「反貧困網絡」設置的「跨年派遣村」,「享用」主辦單位提供的食物並借宿現場搭設的帳棚,為期長達一週。整個場面、情景,引起日本媒體及輿論強烈關注;連同「秋葉原殺人事件」,在全球金融危機嚴峻的2008年,猛爆性地徵顯了日本自1990年代以降,泡沫經濟破滅後巨幅崩壞的勞動保障與社會安全。

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濟快速自原本戰爭下廢墟狀態重建,發展到1970、80年代,生產力與國民所得飆高獲西方學者讚譽「日本第一」。在那段黃金時期裡,日本企業廣泛採用的終身僱用、年功序列制度,以及與公司合作、搭配緊密的企業工會,被視為日本企業績效傑出秘訣,併稱日式經營「三大神器」;在整個國家的範圍,打造出號稱全民均富的「一億總中流」社會。

然而,1989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嚴重衰退,企業普遍陷入財務危機。為降低成本,企業開始減少進用正式人員,改採各種非正式僱用,以節省以往終身僱用、年功序列制下,龐大的人事支出。結果,自九○年代起,勞動派遣等非正式僱用在日本的規模不斷擴大。從統計數據來看,1984年,日本非正式僱用佔全體勞動者的比率,為15.3%;到了2014年,則巨幅增長至37.4%,漲幅超過一倍。如今,日本已成為一個派遣之島、貧窮大國。

東京自由打工族
Photo Credit: 公共電視紀錄片平台
《東京自由打工族》劇照

韓國:金融風暴後的「地獄朝鮮」、「全拋世代」

場景轉換到韓國。

近年,在韓劇、K-POP四處走紅,以及三星、現代、LG等大型品牌在全球市場取得傲人成績的光景下,南韓的經濟表現,引起台灣許多論者關注。觀察總體經濟數據,2018年,南韓人均GDP突破3萬美元(繼日本、新加坡之後,亞洲第三個國家),跨越已開發國家門檻,高過台灣該年的2.5萬。似乎,當年與台灣並列「亞洲四小龍」、同樣靠代工生產起家的南韓,其經濟、產業發展已遠遠超越我們,成為台灣亟應學習、效法的對象。

然而,也從總體經濟數據來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南韓貧富差距呈長期惡化趨勢;毀壞了1980年代,與經濟快速成長同步,相對平等的所得分配。放眼勞動力市場,2016年,南韓非正式勞工佔全體勞工的比率,超過狀況已極為嚴峻的日本,達到44.5%、將近半數的程度(非正式勞工的平均薪資,僅為正式勞工的49.2%)。更有甚者,2003年以來,南韓自殺率年年蟬聯OECD國家第一。無怪乎,在上述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國內會有「地獄朝鮮」、「全拋世代」稱號。

外宿
Photo Credit: 2016台灣國際勞工影展
《外宿》劇照

台灣:非典型勞動擴張、勞工薪資下降

那,台灣呢?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2008年,全台總計1041.3萬就業者中,有65萬人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之所謂「非典型工作」,佔全體就業者6.24%;到了2020年,非典型工作者的數量,增加至79.9萬人,佔全體就業者(1146.2萬)6.97%。儘管就跨國之共時性比較,台灣勞動力市場「彈性化」的程度,不及日本、南韓嚴重;但若對台灣自身做歷時性觀察,13年間,非典型工作者(22.92%)是以全體就業人口(10.07%)的超過兩倍漲幅,快速增加人數。

此外,「人力運用調查」問卷,僅列舉「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這兩類非典型工作,並未問及勞務承攬、聘期六個月以上之定期契約工等其它型態;因此,學界大多以為,低估了台灣的非典型工作者人數。

在薪資方面,自2008年有統計以來,非典型工作者的平均薪資,始終顯著低於正式勞工,2020年時,每月僅達正式勞工之62.17%。此外,與非典型工作者人數、佔比增加同步,台灣還發生了整體勞工的薪資倒退。以2003年,全體受僱者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每月新台幣40922元(自1980年截至當時最高)為基準,此後,台灣勞工承受了連續16年的薪資萎縮,一直到2020年,才以41437元高出;16年期間最低的2009年(38337),甚至還不及1999年(39117)的數字。

儘管目前還沒有決定性的研究成果,能證明非典型勞動擴張,導致全體勞工薪資下降;但從邏輯上來說,的確可以推論廉價而人數愈益龐大的非典型工作者,做為「產業預備軍」取代了正式人力,造成整體勞動條件惡化。

派遣工的正義
Photo Credit: 2020勞動影像嘉年華
《派遣工的正義》劇照

勞動彈性化與工作貧窮下的東亞工人運動

事實上,以上描述的,並非日本、南韓、台灣之特有狀況。1970年代後期,在西方經濟危機背景下,歐美許多企業為因應市場波動、「彈性」管控成本,開始縮減組織規模、業務,將原本直接聘僱、經評估為「非核心」的人力,大量以委外替代。而到了1990年代,這樣源自歐美的「彈性」浪潮進入東亞,區域內各國(尤其日、韓)非典型僱用迅速氾濫。

以全球為規模,與「勞動彈性化」的發展、擴張同步,世界各國的工會組織率,在過去四十多年普遍、顯著下降;裂解了基於工人階級團結與國家管制的社會保護,破壞就業安全、惡化勞動條件,造成日愈廣泛、嚴重的「工作貧窮」現象。

而在日本、南韓及台灣,由於工會運動傳統上以企業工會為主力,既有具資源、實力的大工會們(通常由國營或大型私人企業裡的正式勞工組成),一般不太容易有動機去組織所屬企業以外的勞工(即便是自家公司使用的派遣、承攬勞工);故,面對勞動彈性化之拆解僱用身份一致與連帶工人團結基礎,工運受到的打擊比歐美更為嚴重,遭遇的挑戰更加艱鉅。

於是乎,在這樣的背景下,《外宿》一片拍攝,2007年,韓國連鎖量販店Home Ever(由「衣戀〔E‧Land〕集團」所有)的「臨時工」們組成工會、發起罷工,要求公司將他們轉為正式僱用,堅持超過五百天後取得部分成功,便是一個極難能可貴的組織、抗爭案例。

而除了《外宿》紀錄的故事,韓國民主勞總(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KCTU)從2005年開始,以組織非正職勞工為目標,進行「策略組織化」計畫,近年也逐漸收穫成果,主要在學校、醫院、機場等公共服務機構裡,建立起由非正職勞工組成的工會,爭取到若干勞動條件改善;2019年11月30日,由民主勞總支持的「全國學校非正職連帶會議」,在經過包括罷工的一連串行動後,與韓國教育部、各市道教育廳簽訂團體協約,提高全國各中小學非正職勞工的底薪並確立年資加薪制,是最新近的一次勝利。

日本的工人運動,則不像韓國那麼富有戰鬥性。對照民主勞總為應付非典型勞動擴張,籌集50億韓元投入「策略組織化」計畫,並同步將旗下所屬的眾多企業工會,整併為目前總計16個產業工會;日本主要的總工會系統(連合、全勞連、全勞協)除資源投注有限,亦沒有進行適當的工會組織結構調整,來對抗來勢兇猛、氾濫成災的彈性化。在日本,對非典型勞動者的組織、協助工作,主要是由規模一般不大的社區工會(地域勞動組合),以及出自社福領域、關注「工作貧窮」問題的NPO擔綱;晚近,還出現了一些不源於傳統工會運動脈絡,青年非典型勞動者自發組成的團體《東京自由打工族》紀錄的,就是各種流派、風格的年輕「飛特族」(freeters)故事。

台灣的工會運動,自然也未忽視勞動彈性化趨勢,對勞工的不利、傷害。然而,比起日本,台灣的總工會系統受制於各種原因,帶領運動發展的功能更不顯著(遑論相較韓國)。近年,非典型勞動者組織起來、爭取權益的案例並非全無,但卻少數、零星,力量相當薄弱。其中,在工人的組織化方面值得一提者,有2004年公共電視派遣工2019年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民台)勞務承攬人員納編轉正,以及2016年,「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成立,主要針對公部門中藍領性質的派遣、承攬勞工(清潔、保全、傳送、駕駛等),進行組織工作。《TVBS專題報導:派遣工的正義》,新鮮、熱騰騰地紀錄下原文會工會、派遣工會的小小勝利。總地來說,抵拒勞工淪為可拋,我們還挺著沒全盤輸掉戰爭,艱苦贏下幾場戰役。

活動資訊

  • 名稱:2021年五一勞動影展
  • 日期:4月23日至4月25日
  • 地點:「大我新村—OURs步入城市講堂」(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9號2樓),免費入場
  • 欲知詳情請點此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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