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快樂公民》：強調人生要正向思考，是對受苦者的誤解與冷漠無情

文：艾德加・卡巴納斯（Edgar Cabanas）, 伊娃・伊盧茲（Eva Illouz）

無用的痛苦？

伏爾泰小說《憨第德》（Candide）裡的貴族女主角克妮岡蒂（Cunégonde）；愛蓮娜．波特（Eleanor Porter）兒童經典文學作品《波麗安娜》裡的孤兒少女波麗安娜．惠提爾（Pollyanna Whittier）；羅貝多．貝尼尼（Roberto Benigni）電影《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裡的主角吉多．奧雷菲斯（Guido Orefice），三個人物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遭遇過不幸苦難，卻始終堅信在「流淚谷」所經歷的一切會變為祝福。

雖然人生給了他們重重一擊，人生仍然是美麗的。這個世界可以奪走他們的榮譽、家人或自由，但無法阻擋他們玩「快樂遊戲」──意即無論情況多麼悲慘，他們都能在每件事中找到正向開心的一面。這些美妙角色、啟發人心的故事有其負面作用，因為它們將快樂和痛苦都呈現為一種個人選擇，因此那些決定不玩「快樂遊戲」的人會被質疑是自己想要不幸，因此該為自己的不幸負責。

正向心理學的快樂論述，特別是心理韌性這類概念，也以同樣的訊息作為核心。前面章節提過的幾部小說和自助書籍作者述說的親身經歷，以及有科學背書的心理韌性概念，都傳達了兩個主要的道德寓意：第一，如果沒有學到面對困境的正向態度，那麼痛苦就是無用的；其次，持續的痛苦是一種選擇，即使一些不幸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人都有力量找到脫身的出口。

正向心理學家不斷傳達一個訊息：即使每個人情況各異，人人都能以正向觀點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如果任何有壓力的人、憂鬱的人、遭到邊緣化的人、受剝削的人、窮人、破產的人、有成癮問題的人、難過的人、生病的人、孤獨的人、失業的人、懷舊的人、失敗的人等等無法活得更快樂、更圓滿，就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因為他們沒有將心情和態度切換到正向模式；因為他們沒有把人生裡的檸檬榨成檸檬汁。有人曾問正向心理學家芭芭拉．費德瑞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如果生活裡遭遇的情況太惡劣、挑戰太艱難，聚焦在正向情緒是否僅是少數人能負擔的奢侈，她回答：

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有正向情緒。有人對世界各地貧民窟的居民、對妓女進行過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研究。調查數據顯示，正向情緒並非如我們認為的那樣跟物質資源有關；實際上，正向情緒取決於你對個人境況的態度與觀點。

在外部觀察者眼中，艱苦的生活通常看起來很糟糕。如果我們見到在街上生活的遊民，我們會認為這個人的生活一定每分鐘都很悲慘。我們認為罹患某種疾病或是身體有缺陷一定分分秒秒都很難受。但是如果你調查研究那些病患或街友，會發現他們與朋友或家人共處時仍然會感覺良好，他們遇到新鮮事時也會興奮開心。

當然，將負向情緒重新框架為正向，或是展現有助於對抗人生阻礙的正向自我概念，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有益的可取做法，因為這可以使你的頭腦變得冷靜、清醒（參見第四章的討論，正向心理學的建議往往是將普通常理加以儀式化）。那些方法完全不成問題。然而，當強調正向性成為一種專制態度，認為人們多數的不幸和無能為力都該由他們自己負責，這就大有問題──儘管這樣的歸因、咎責本身就短視、缺乏根據且不公平。更有問題的是，正向心理學宣稱獨尊正向有著客觀的科學實證的基礎。在人人要為自己的痛苦負責的世界裡，幾乎沒有位置留給憐憫或同情。在據說人人天生就有一套機制、能將逆境化為自身優勢的世界裡，也幾乎沒有位置留給抱怨。

正向心理學的烏托邦

質疑所有現存事物，將熟悉的「去熟悉化」，探究我們的身分認同與日常行為的形塑過程、意義和實踐模式，皆是社會批判性思考的基本手段。設想是否有更自由的替代方法來過生活、來為個人欲望排定優先順序、來實現期望，以及尋求公義與滿足，也是社會批判性思考的一部分，因為要做到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社會分析，不免或多或少要抱持烏托邦的想法，勾勒出一個理想圖像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我們所見，快樂意識形態不容許上述這些做法。儘管快樂意識形態打著面對現實的旗號，但是，跟任何其他意欲完善人性與社會的嘗試相比，它一樣是烏托邦式的──無論正向心理學的倡議者、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是如何否認這一點。

那些掌握權力者總是聲稱他們所在的那一邊是現實，這並非因為他們的主張有多麼正確，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有權力使那些主張顯得真實。費德瑞克森這些正向心理學家敢於公開主張無論是誰、無論身處哪種境況，任何人都可以有正向情緒並過著好生活，不僅因為這些學者享有一言九鼎的權威性（儘管其主張毫無根據又保守），也由於他們有強制大家接受、遵循其說法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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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正向心理學家對批判性思考經常充滿敵意，他們稱其為負面的、欺人的、不誠實的。這些學者認為我們應當擺脫這類負向思維，因為從中產生的主張毫無意義，無從達成社會和政治變革。例如，魯特．馮霍文認為負向觀點的主張是不著邊際、誇大其詞的，對促成社會和政治改變都無濟於事；他指出有足夠科學證據證明全球各地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品質已經普遍提高。

他還表示，那類負向思維的主張只不過是西方世界「長久以來社會批判和『末日預言』傳統」的一部分，總是有「遵循馬克思、弗洛伊德、涂爾幹、理斯曼（Riesman）、雷瑟（Ritzer）或普特南（Putnam）教導」的社會理論家和記者為其加油添柴，那些人「為工作所需得挖掘社會問題，且基於這個理由，他們傾向於強調惡的面向」。他認為這些知識份子如此散播對現代社會的「負向觀點」會妨礙我們覺察到社會實際的進步幅度。「正向心理學之父」塞利格曼也表達過類似論調：「社會科學始終在挖掘、揭發那些讓人們活得艱辛甚至活不下去的制度問題」，但是從未告訴我們如何將「那些令人無力的境況減到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