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荷里活到「華里活」?——從「有好萊塢特色的中國電影」講座說起

由荷里活到「華里活」?——從「有好萊塢特色的中國電影」講座說起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美電影的複雜關係下,「甚麼是中國電影」有不停演變的新的想法,連香港電影也受影響。

由成龍及Jaden Smith主演、Harald Zwart導演的《功夫夢》(The Karate Kid)是不是中國電影?中國電影專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用這個問題開始他的網上講座「有好萊塢特色的中國電影」(彼岸文化美國主辦)。他回憶當年電影在2010年上映時,聽到有觀眾視此片為中國電影在世界舞台的跨出重要一步感到疑惑,因為他想這部戲是好萊塢(下稱「荷里活」)製作。這激起他思索中、美電影的複雜關係,而這關係之演變會令人對「甚麼是中國電影」有更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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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有好萊塢特色的中國電影」講座海報

從中國的荷里活到荷里活裡的中國人

白睿文從改革開放初期講起,在中美建交後,中國人不再把美國純粹視為「帝國主義紙老虎」和階級敵人,在影視作品中的美國漸漸以更正面的形象出現。改革後第一部在中國播放的美國電視劇是《大西洋底來的人》(Man from Atlantis),然而第一部正式進口的荷里活電影則要等到1994年的《亡命天涯》(The Fugitive)。在此之前,「美國」在中國電影以美藉華僑的身分再現,例如1980年黃祖模的《廬山戀》和1982年謝晉的《牧馬人》(1982)。

另一種是以美國為故事背景的中國電影,例如謝晉《最後的貴族》(1989)和馮小剛的《不見不散》(1998)。創作者以這些作品,從平民角度摸索中美關係的走向。第三種模式是中國的電影人材去荷里活拍電影,例如成龍、鞏俐、吳宇森和袁和平等。

中國電影的七種荷里活特色

第一種特色是荷里活風格的中國大片,自2000年的《臥虎藏龍》蔚為風潮。中國電影產業在幾方面的發展促成了大片的風潮:

  1. 新冒起的私營電影公司,例如博納、萬達及華誼兄弟,從國營時代倚賴單一片廠拍攝轉移到多家公司合製;
  2. 新建立的大規模影城或攝影棚,例如青島東方影都及橫店影視城;
  3. 大製片家例如江志強、張偉平和韓三平;
  4. 明星級導演例如張藝謀、姜文和馮小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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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英雄》海報

白睿文把大片發展分為數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千禧年後「重返武俠」,例如張藝謀的《英雄》;第二階段是民國功夫片,以《葉問》系列為代表;第三階段是奇幻怪獸電影,例如《捉妖記》和無數《西遊記》改編之作;第四是科幻作品,為《流浪地球》為最成功例子。最新的趨勢(第五階段?)是以商業娛樂手法拍攝的愛國主旋律電影,從以前乏人問津的題材變成賣座大片,從¥4.1億票房的《建國大業》(2009)到¥36.5億的《紅海行動》(2018)。愛國成為了最賺錢的生意。

第二種中國電影的荷里活特色是中美合製模式。有一些荷里活電影在中國拍攝部份場景;有一些在中國拍攝但看不出來,只是為了節省開支;有一些則是在人材、資金、故事及取景各方面深入的合作,例如《功夫夢》,由中、美電影公司合資製作。

第三種特色是中國翻拍/再造荷里活電影。正式授權重拍的由2009年張藝謀《三槍拍案驚奇》開始,源自高安兄弟的《雪花高離奇命案》(Fargo)。當年張藝謀認為這種製作模式是例外狀況,因為版權費用太高。但此後重拍作品越來越多,例如改編自《偷聽女人心》(What Women Want)的《我知女人心》。

第四種特色是「虛假的荷里活」,指一些中國電影以荷里活之名氣來宣傳,例如《棲霞寺 1937》以「中國版辛特勒」及「衝擊奧斯卡」作宣傳文案。另一種是挪用荷里活電影的海報設計方案,例如《決戰剎馬鎮》的海報設計意念來自《The Diary of a Wimpy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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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niusnews

第五種特色是「看不見的荷里活」。因為中國每年34部進口外國電影的配額十分有限,一些美國電影公司會「偷偷地」投資中國電影,在演員、取景及題材等方面皆看不出荷里活的參與。例如寧浩《瘋狂的石頭》和《瘋狂的賽車》便有華納投資。

第六種特色是中美「雙重文化」電影人冒起。越來越多出身自中國的演員和導演在美國發展電影事業,從陳沖到趙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路向。

第七種特色是請荷里活明星參演中國電影,例如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有Christian Bale、馮小剛的《1942》有奧斯卡影帝Adrien Brody,試圖討好中美兩國觀眾,大多成效不佳,在《長城》後此風息微。

2013年後的新合作模式

大片風潮過後,越來越多中、小型規模的中國電影去美國取景,例如《中國合伙人》和《北京遇上西雅圖》,取得不錯的成績。另一個趨勢是聘用美國導演及演員拍攝中國電影,採用荷里活的拍攝手法。

最成功的例子是《戰狼II》,其動作指導、飾演大反派的演員、配樂皆來自荷里活,拍出了這部中國版本的《Ra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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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戰狼II》海報

因為中國市場及經濟力量急速增長,現在輪到他們成為荷里活的投資者,反過來出現「荷里活中看不見的中國」現象。例如阿里巴巴投資大片《Mission: Impossible – Rogue Nation》,以及在奧斯卡頒奬禮獲得幾個奬項的《綠簿旅友》( Green Book) 。觀眾在這些荷里活電影看不出有甚麼中國元素,因為中國投資者只是為盈利而作商業決定,很多中、小型製作也不一定在中國發行。

沒有荷里活的中國電影?

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時期,美中關係惡化,貿易戰和疫症令荷里活面臨重大危機。中國觀眾的愛國熱情及反美情緒更趨激烈,對美國電影需求減低,更支持愛國大片;投資者對美國電影的投資亦減少。中國市場夠大,靠內需已足夠,很多中、小型製作都能在票房取得佳績,不需要外國市場,預料會更「內在化」。

反而全球化的荷里活卻很需要中國市場。荷里活的危機也和中國的配額制度有關,因為入口限制,荷里活主要出口《復仇者聯盟》等大製作,令中國廣大觀眾對荷里活電影的印象偏重一方,不利於荷里活的中、小型製作。荷里活這些年來對中國都只是想賺錢,無心了解中國文化及歷史,也不利於真正的文化交流。

美國政府換屆,但疫症仍蔓延,中國則已經復甦;中美電影的關係將會走向何方,實在難料。

進一步的思索

因應中國投資者進入荷里活,拍出行銷全球的大片與未必在中國發行的中、小型製作,白睿文再問:這些例子算不算「中國電影」?他指出,荷里活其實不等同於「美國電影」,是一種製作模式而非拍攝地點或產地,有去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的特質。因此我想到近年興起的「華里活」(Huallywood)概念——中國電影亦會顯出去域化的迹象嗎?和荷里活比較,會否出現另一種製作或產業模式?

有關中國及荷里活近十年的關係變化,在這次講座未有提及的是,中國的審查制度隨著其國力擴展。外國進口電影進入中國固然會先被審查才能上映,而荷里活也會為了中國市場而自我審查,甚至主動邀請中國官方代表給予「過關」意見(參美國筆會的報告"Made in Hollywood, Censored by Beijing")。這會否是「華里活」和荷里活模式的主要分別?抑或荷里活會漸漸被融入「華里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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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蝙蝠俠:黑暗騎士》劇照

另一個浮現腦海的是概念是「看不見的香港電影」;白睿文提出「在中國拍的荷里活電影」時舉的例子《蝙蝠俠:黑暗騎士》在香港取景,而在1990年代去荷里活發展的「中國電影人」很多來自香港或在香港走紅,但在他的論述中香港電影並無位置,很自然地僅僅是中國電影的一部份。這令我想起香港研究學者Ackbar Abbas在其名著《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提出香港文化「消失」(或指失蹤/錯位/視而不見)的特性。Abbas提出的不只是今天很多香港人所感受的、在文化、法制和自由等方面被融入中國的「香港之死」,而指向「坐標」或經驗框架層面的轉移。

白睿文的坐標中,在香港取景等如在中國取景,在英殖時代因港產片而得到國際知名度的香港電影人也是中國人材,與成龍的認知框架不謀而合:「現在只有一種電影叫『中國電影』,香港電影也是中國電影」;在CEPA之後的合拍片框架裡,奧斯卡及香港電影金像奬的「港產片」代表是《少年的你》;但在一些人的眼中,《理大圍城》這部消失於戲院的紀錄片才是香港電影——那些將之定性為「港獨電影」而打壓的手正是一種認證。然而很多有此想法的人,其實未有機會看這齣電影,也是看不見/disappear。

在白睿文有關中美電影交流的多種模式中,仍然是兩國之間的二元框架,忽略了香港電影不論在九七前後,都與荷里活及中國大陸同業交流合作,其製作模式和類型風格都對後兩者有所貢獻,而不只是中國其中一個提供場景及人材的地方。最當時得令的愛國主旋律商業製作如《紅海行動》等電影,便有台前幕後的香港電影人把最擅長的動感及娛樂元素注入本來缺乏大眾市場的主旋律類型,拍出「有香港特色的中國電影」。諷刺的是,這種融入也是香港消隱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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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