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與自由》:看到美國向日本炸了兩顆原子彈,這群科學家陷入深沉的沮喪

《恐懼與自由》:看到美國向日本炸了兩顆原子彈,這群科學家陷入深沉的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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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在一九四五年揭露於世之時,帶給全球的震撼感受是如今很難體會的。當杜魯門總統宣布原子彈已在廣島投下,全世界媒體對這個消息全都毫無心理準備,也不知該做何回應。

文:齊斯・洛韋(Keith Lowe)

科學

倘若有一群人在一九四五年感到自己同時承擔著這世界的夢想與噩夢,那就是在戰爭期間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了。

這些科學家的其中一位是生於俄國的化學家尤金・拉賓諾維奇(Eugene Rabinowitch)。拉賓諾維奇這時已經體驗過二十世紀某些最動盪的事件。他在青年時期就被迫在俄國革命後逃離聖彼得堡。隨後,他又為了躲避納粹的反猶迫害而逃離德國。

一九三八年,當歐洲瀕臨戰爭,他加入了大量歐洲科學家前往美國的行列。但二戰方酣之際在芝加哥的曼哈頓計畫擔任資深化學家的經驗,卻對他的一生帶來了最大的改變。拉賓諾維奇只是受聘研究及製造核子武器的數百位科學家之一,但他和科學家同事們發現核子武器的經驗及其後果,卻終其一生困擾著他。

拉賓諾維奇首先在一九四三年,由戰前曾在德國共事過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詹姆士・法蘭克(James Franck)邀請而加入原子彈計畫。沒過多久,他就第一次對使用核子的未來表示疑慮。他會和法蘭克或李奧・西拉德(Leo Szilard)等其他資深科學家一起走上長長一段路,同時輕聲談論他的憂慮。

即使他明白製造原子彈的急迫需求,他仍強烈感受到美國當局未能考量自身行為的長遠影響。核子武器的祕密不可能由美國長久獨占。一旦其他國家也發現了這個「祕密」,就注定要展開新一輪軍備競賽。這樣的軍備競賽要是失控,後果將不堪設想。

一九四五年春,拉賓諾維奇的憂慮又多了新的急迫性:一枚原子彈即將準備試爆,此時在科學家之間已是人盡皆知的祕密。該年六月,一個委員會倉促組織起來,對核子武器的社會及政治影響進行考量,尤其是核子武器用於對日戰爭的影響。拉賓諾維奇成了委員會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

「那時的芝加哥炎熱不堪。」多年後他回想,「當我走過城市街頭,摩天大樓在燃燒的天空下倒塌的景象把我嚇壞了。必須做些什麼警告人類。不管是因為炎熱還是我自己內心激動,那一夜我無法入睡。天亮之前很久,我就開始寫報告了。法蘭克給了我一頁半的草稿,作為他撰寫的部分。但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探討變得更詳細許多。」

日後以「法蘭克報告」(Franck Report)聞名的這份報告,提出了推理十分縝密的兩點。首先,核子力的出現對人類來說不僅代表著契機,同時也是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脅。倘若世界各國想要避免日後的軍備競賽,美國放棄自身對原子彈的一時獨占,轉而協助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令其有權控制原子能為全體人類提供助益,即是至關重要之舉。

第二,報告也主張不應使用原子彈對日本進行「未經預告的攻擊」,因為此舉將嚴重損害國際間就原子能問題達成任何協議的可能性。公開向全世界演示原子彈將會理想得多,或許可以在無人居住的沙漠或荒島試爆。如此一來,就有可能把日本嚇得投降,而無需損失大量人命。倘若日本軍方在這樣的公開試爆之後仍堅持繼續作戰,那麼還是可以對他們使用原子彈。

科學家的報告帶著相當急迫性呈交華府,但美國政府完全無視。「我們等著一些回應,我們等了又等。」拉賓諾維奇日後回憶,「我們覺得自己恐怕把報告丟進密西根湖了。」不到兩個月後,原子彈就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將戰爭帶到了突如其來的終場高潮。正當全世界慶祝之時,科學建制裡的許多成員卻立刻陷入深沉的沮喪。

隨後數月,拉賓諾維奇決心致力於公開宣告他們的恐懼。他和另一位科學家同事海曼・戈史密斯(Hyman Goldsmith)創辦了一份新期刊,命名為《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宗旨在於「喚起大眾完全理解核子武器的可怕事實,及其對人類未來的深遠影響。」

其後數年間,拉賓諾維奇的期刊作為「科學家運動」的非官方喉舌,成了原子時代的良知之聲。

它刊出世界頂尖物理學家(像是愛因斯坦、歐本海默、波耳〔Niels Bohr〕、泰勒〔Edward Teller〕)所撰寫的文章,但撰稿者中也包括多位哲學家及社會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政治人物(摩根索〔Henry J. Morgenthau〕和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經濟學家(阿巴・勒納〔Abba P. Lerner〕)乃至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原子彈及其後果的每一面向都得到討論和剖析,期望「把人類嚇得理性行事」。

拉賓諾維奇自己也承認,體現在他的期刊裡的希望,始終都有可能破滅。超級強權將原子能國際化的相關談判,最終在一九四八年破局。

隔年,蘇聯試爆了自行研發的核彈,一如拉賓諾維奇的恐懼,軍備競賽迅速展開,參賽者最終包括了英國、法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還有(進入二十一世紀許久之後的)北韓。第一顆原子彈在一九四五年試爆後的七十年間,約有十二萬五千枚核彈頭製造出來,並部署於世界各地。即使聯合國和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等國際組織盡了最大努力,拉賓諾維奇對於核擴散的恐懼終究還是成為現實。

但他從未放棄對於科學仍然代表著人類最大希望的信念——不僅在於科學解開了宇宙奧祕,也在於世界各地科學家堅持互助合作、無視政治人物爭吵的做法。「我們這時代科學革命的範圍是如此遼闊、如此孕育著更廣大的未來潛能,這使它完全轉變了人類存在的基礎本身。」他在晚年寫道,「我們的時代在目光短淺的心靈看來,可能是……人類前所未有地分隔的一個疏離時代……但在未來世代看來,它將是全世界人類開始互助合作的時代。」


原子力在一九四五年揭露於世之時,帶給全球的震撼感受是如今很難體會的。當杜魯門總統宣布原子彈已在廣島投下,全世界媒體對這個消息全都毫無心理準備,也不知該做何回應。炸彈的破壞力、美國祕密製造原子彈計畫的全盤規模與花費、結束戰爭的可能性——這些話題全都爭奪著新聞頭條。

但得到最多注目的是杜魯門的評語,他說科學家已經成功「控制了宇宙的基本力量」。全世界報刊競相轉載的這句話,似乎刻劃出了每個人的想像。

最先道出那年夏天的事件所帶來震驚與讚嘆交加感受的其中一人,是美國小說家E・B・懷特(E. B. White)。「我們在這一生中,第一次能夠感受到全然人類調整的擾人振動。」廣島原爆不過兩週之後,他在《紐約客》雜誌寫道,「通常這些振動太過微弱而不會被注意到。但它們這次是如此強烈,就連戰爭的結局都被掩蓋了。」其他作者隨即表示同意。

「就在一瞬間,毫無預警,」《時代》雜誌兩天後說,「現在成了不堪設想的未來。」另一位記者表示,隨著原子彈初次爆炸,「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我們所知的世界終結了。新世界從那個火燄山裡誕生。」

雖說人人都同意有些根本的事物改變了,但對於改變是好是壞卻沒有共識。在美國,認為原子力是人類全新開始的人們,沒過多久就和懼怕原子力將要導致末日大決戰的人們,產生了激烈的兩極對立。

前者的著名人物之一是《紐約時報》的威廉・勞倫斯(William Laurence),他是唯一一位在曼哈頓計畫尚屬機密之時即獲准採訪的記者。一九四五年九月,他撰寫一系列文章,將原子時代到來與精神覺醒聯繫起來。他宣稱,人類經由控制這股力量,而找到了「名副其實的『賢者之石』……開啟推動宇宙之力源頭的鎖鑰。」他也描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進行的第一次原子彈試爆:「令人感到自己彷彿獲得了見證世界誕生的特權——親臨上帝說出『要有光』的創世時刻!」

其他許多美國記者也同樣宣告新時代到來。他們提到原子能帶來了「廢除戰爭」的契機,開啟了一個動力「用之不竭」、「財富取之不盡」的未來,甚至創造出「人間天堂」。一九四六年,《時代》雜誌的傑拉德・溫特(Gerald Wendt)甚至提出,原子動力有朝一日將能以「膠囊形式」運用,人類自此將不虞匱乏:「那麼,科學最終將不僅能從疾病、饑饉及早夭之中解放人類,還能從貧困與勞苦中解放人類。」

但在同一時間,其他重要思想家卻不禁設想一個完全黑暗的未來。在《PM報》(PM)上撰文的馬克斯・勒納(Max Lerner),是從原子力之中看出了「法西斯分子長久以來所夢想的,那個由一小撮殘酷無情的精英對廣大人類群眾掌握生殺大權的世界」這項威脅的許多人之一。

沙特認為原子彈是「對人的否定」;愛因斯坦將新形勢稱為「人類置身其中最可怕的危險」,戰時負責轟炸日本的美國空軍參謀長卡爾・史巴茲(Carl Spaatz)將軍,則預見了這樣一個未來:原子戰爭「恐怕會結束在最悲劇的弔詭裡:正義的社會試圖毀滅邪惡時,可能會毀滅自己。」

世界上其他許多地區也以同樣正邪二元的說法,表達自己對這一全新科學奇觀的希望與恐懼。英國《圖畫郵報》(Picture Post)的報導即為典型,該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發行特刊,專門探討原子彈的影響。「控制原子能可說是我們的時代裡最偉大的事件」,特刊開卷的文章宣稱,這個事件「同時為希望與恐懼開啟了廣大的新視野」。

封面刊出一張令人難忘的照片,圖中有個兒童在暮光籠罩的海灘上,搭配著標題「黎明——還是黃昏?」《印度圖畫週報》(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同樣刊載文章,談論人類有可能「在最後也最駭人的戰爭中自我毀滅,或是有可能從此生活在烏托邦裡,一如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夢想。」

廣島和長崎原爆後數週之內,它就已經在設想「無限量的力量……成本低廉到對一切實用而言都是免費的」——但同時也刊載文章,探討這股力量如何可能危害整個「世界經濟與產業的未來」。

其後數年間,這種兩極對立的觀點在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表現出來。蘇聯幾乎完全封鎖了原子彈的相關消息,直到蘇聯自行製造出一顆為止。到了那時,原子彈被譽為社會主義的勝利,預示著人類享用無盡動力的新時代開始。

而在德國,原子時代的正反觀點則取決於生活在該國的哪一半:西德強調原子力的毀滅潛能,東德則更常凸顯烏托邦式原子動力未來的社會主義理念。至於戰時經驗即使慘不忍睹,最終卻仍採用了核能技術的日本,二元對立則在於核動力「邪惡的」軍事用途與「正當的」平民用途。

同時,小國則往往認為自己是原子超級強權世界中的無助旁觀者。例如在荷蘭,原子時代就經常被描述成一股推著人類走到分叉路口的自然力量,而不論他們走上哪一條路,無論是滅亡之路還是天堂之路,荷蘭人民都只能隨波逐流而沒有多少選擇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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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恐懼與自由: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馬可孛羅出版

作者:齊斯・洛韋(Keith Lowe)
譯者:蔡耀緯

1939年到1945年,戰火遍及四大洲,參戰多達數十國,
死亡人數高達7000萬,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這場戰爭
是如何形塑我們對恐懼的想像、對自由的渴求,以及如何改變了人類的未來

《恐懼與自由》是《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的姊妹作品,本書利用二十五位大人物、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描繪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都面臨巨變的世界。

恐懼,甫因為兩顆原子彈而結束大戰的世界,卻深陷美蘇兩國劍拔弩張的冷戰局勢,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人們都相信,下一回的大戰將超出文明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超出人類可否持續存在的限度。人們都知道,下一場全球戰爭恐怕會導致實際上的末日,而非象徵上的末日。

自由,戰後世界各地的人們急於從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各種壓迫力量解放出來,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甚至提出四大自由的未來願景:人人都應擁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至今依舊如此。

二戰雖已結束七十餘年,但留下來的爭議與遺產,仍在持續影響著全人類的未來。

恐懼與自由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