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與自由》：杜魯門短短20分鐘演說，為冷戰期間的美國外交政策定了調

文：齊斯・洛韋（Keith Lowe）

杜魯門主義

共產主義威脅激起的第二個重大轉變，則發生在國際層面。美國國務院絕非間諜溫床，反倒經常站在美國反共鬥爭的最前線。早在一九四六年，國務院就幾乎沒有一個官員對蘇聯有任何好評。

當時盛行的心態由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位外交官員做出總結，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發給華盛頓的訊息，成了冷戰形成的決定性時刻之一。喬治・肯楠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將蘇聯領導層描寫成「殘酷」、「浪費」，而且「不安全」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尤其在對美關係上。

他解釋，蘇聯人「狂熱地致力於」摧毀美國的生活方式，在美國人之間挑動紛爭，並削弱美國的國際權威。與世界共產主義的「惡性寄生蟲」戰鬥的唯一方法，就是劃清底線。蘇聯威脅必須予以抑制。

肯楠的電報在華盛頓引起轟動，但原因只在於它第一次為國務院所有官員已經在思考的問題做出總結。其後一年之內，肯楠的想法成了新的正統觀念，不僅在國務院內部，政府其他部門亦然。

但隨著時間流逝，消極的圍堵政策被認為已經不再足夠了。世界許多地方仍存在著一個極其真實的威脅：獨立於莫斯科之外的當地暴亂推舉共產黨奪權。其中一場這樣的暴亂正在希臘延燒，自該國從納粹手中獲得解放以來，殘忍的內戰就一直打打停停。當英國宣布他們再也無力支持希臘國民軍政府，國務院決定此時正是由美國接替，開始扮演更加積極角色的時機。

於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魯門總統出席國會聯席會議，發表一場意圖「嚇壞美國人民」的演說。他演說的表面理由是要爭取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四億美元的立即援助，但正如同月之內宣布實施忠誠調查，杜魯門也試圖表明自己已經準備好強硬對付共產主義。即使他當時不可能知道，但他在演說中概括的幾項原則，卻在二十世紀接下來的時間裡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

杜魯門在短短二十分鐘內，援引了美國人最珍視的一切價值：自由、正義、睦鄰，以及扶助弱小的決心。他用了「自由的」或「自由」至少二十四次：如果美國想要生活在和平的世界之中，自稱為「自由國度」還不夠，它也必須支持全世界「熱愛自由人民」的事業。杜魯門召喚出了美國身為孤獨的英雄，挺身對抗「恐怖與壓迫」勢力的形象，如同它在最近一次世界大戰的所作所為。

但更加有效的或許是杜魯門訴諸美國人的恐懼。如果我們不為希臘，或其他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小國挺身而出，其後果「不只對它們，對全世界也將是災難」。為呼應國務院最資深顧問們的意見，他援引「混亂與失序」在整個中東蔓延，從而造成「自由機制瓦解」以及「自由與獨立」終結的可能前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魂既是教訓、也是警告，呈現於演講全文之中。美國先前一度未能挺身對抗極權主義。他說，在希臘迫切需要之時提供援助的開支，相較於美國為了打贏上一場戰爭而被迫花費的三千四百一十億美元，是一筆穩當的投資。

演說的關鍵出現在結尾，在他說出這些為整個冷戰期間的美國外交政策定調的話語之際：

我相信，美國的政策必定是支持自由人民，他們正在抵抗企圖征服他們的那些少數武裝分子或外在壓力……全世界自由人民仰賴我們支持他們維護自由。要是我們在領導地位上猶豫不決，我們就有可能危及世界和平。

杜魯門的話語收到了預期效果，提供希臘和土耳其四億美援的請求獲准。但他如此寬泛的用字遣詞，卻也必然意味著美國願意支持所有自覺遭受共產主義威脅的國家。

其後數週，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等國務院官員煞費苦心，試圖澄清這段發言並不代表某種開給全世界的空白支票；儘管如此，美國決心不計代價在全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印象仍然存留下來。由此也足以衡量美國在二戰過後變得多麼富裕，使得杜魯門不僅能做出這樣的斷言，還能大致說到做到。

隨後數週，國務卿馬歇爾宣布進一步提供大規模配套援助，來協助整個西歐抵禦共產勢力威脅，馬歇爾計畫最終在美國對歐援助之中占了一百二十三億美元。光是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三年間，美國對全球各地的援助費用就達到四百四十億美元。

往後的年代裡，就連如此龐大的金額都宛如滄海一粟。冷戰在一九八九年結束時，據估計，美國已經為了支持杜魯門主義而花費了將近八兆美元。美國向一百多國提供援助，與五十多國簽訂共同防禦協定，並在三十個國家建立大型美軍基地。它每年平均將一百多萬軍人部署於遍及世界各地的幾乎所有環境，從歐洲城市到太平洋偏遠島嶼，從叢林裡的空軍基地到沙漠營帳，從航空母艦到核動力潛艇，最後甚至到了太空火箭上。

杜魯門主義也被運用為中央情報局從古巴到安哥拉再到菲律賓，在世界各地進行的一切祕密行動，乃至韓戰與越戰兩場全面戰爭的正當理由。它提供了顛覆伊朗、瓜地馬拉、智利等國政府，以及資助中美及南美各地右翼獨裁者的理據。這一切全都與二戰前主宰美國人思維的孤立主義政策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從二戰，以及杜魯門主義積極參與世界事務取得的遺贈，使得美國自覺有道義責任介入所有這些衝突。

美國直到今天還是自認有道義責任。即使冷戰已經結束，美國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的義務，仍使它介入伊拉克（一九九一年）、索馬利亞（一九九二年）、海地（一九九四年）、波士尼亞（一九九五年）和科索沃（一九九九年），不是為了它自身的立即安全，而是為了捍衛「自由」、「民主」以及「西方文明的結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