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德斯談藝術》：柏格曼、安東尼奧尼同天逝世，這兩位巨人的作品是我的榜樣

文：文．溫德斯（Wim Wenders）

談論或書寫任何「關於」英格瑪．柏格曼的事，對我而言是一種踰矩，而每一句評論都是狂語。他的作品是電影史中的燈塔，唯有這些電影能為他發聲，因此沒有什麼比將這些電影從評論與詮釋中解放更重要的了。如此一來它們才能夠繼續發光，並扮演好燈塔的角色。在我看來，幾乎沒有任何一部當代電影導演的作品如英格瑪．柏格曼的作品那般，必須透過「意見」的百葉窗才能閃閃發亮，也沒有其他電影像柏格曼的作品，再次觀看之後會覺得先前「理解」不足而帶有虧欠。因此，我謹在此為他獻上誠摯的生日祝福，就不以個人見解操煩他了。順便我也在此（堅定地）承諾，會好好地再次徜徉他的電影作品，且不帶入自己的主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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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些文字時，我想起了學生時期曾與當時的女友偷偷地（雖然違反了學校、教會與家長的明令禁止，但越是禁止，便越想去違反）跑去電影院看《沉默》（Tystnaden）。看完電影後，我覺得自己被深深擊中了。我在接下來的幾天避免與同學談論這部電影，而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無法清楚地表達，擊中我的到底是什麼。幾年後，當時還是醫學系學生的我，參加了《第七封印》（Det Sjunde inseglet）與《野草莓》（Smultronstället）的深夜放映活動，而我的心再次被絆住了。直到清晨走在飄雨的街上，我都無法擺脫電影中對於生死探究的震撼。之後我成為了電影系學生，決定摒棄對於《假面》（Persona）及所有柏格曼作品的關注。我當時認為，拍電影不該搞心理學，應該要將想陳述的內容清楚地呈現在表面。柏格曼的電影與重視「物證」的美國電影相反，著重於「深度」與「追尋含義」。現在想起自己當時輕率的言論，我仍會感到有些羞愧。

又過了一些時間，我成了電影導演，在舊金山參加了《哭泣與耳語》（Viskningar och rop）的放映。在電影院中，這十年前被我蔑視為可怕又深沉的歐洲電影令我感到親切，甚至讓我有了如家一般的歸屬感。於此同時，我過去所崇尚的表面呈現，突然之間從平滑與流暢淪為了空虛，因為表面的下方並不存在任何東西，而我甚至在電影院裡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除此之外，我在學生時期也反對透過事物隱喻的電影，之後卻突然對背後含義有了強烈興趣，也算是一種與英格瑪．柏格曼電影的和解吧。

我並不是電影學者，因此看電影的方式與一般觀眾無異。我也明白，看電影是一件主觀的事。換句話說，觀眾以主觀的角度欣賞一部被客觀呈現在眼前的電影。然而，對英格瑪．柏格曼的電影來說則更強烈，亦即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見自己，但不是「如在鏡中」，不，是更棒的，是我們「如在電影中」。

本文寫於一九八八年
英格瑪．柏格曼七十歲生日之際

二○○七年七月三十日
英格瑪．柏格曼與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

二○○七年七月，

我在西西里島上的小城住了兩週。

甘吉（Gangi）在帕勒摩（Palermo）的南方，

位於馬多涅（Madonie）山上海拔約一千公尺處。

小城坐落在丘陵上，

像是在金字塔的頂端。

儘管連汽車都無法行駛於陡峭的巷弄，

但甘吉中世紀的街景依舊生氣蓬勃。

數以千計的居民有老有少，

在狹小的空間裡過著近乎烏托邦式的生活。

我會在傍晚時分從旅館往上走，

從甘吉舊城走到觀景台，

那是小城的制高點。

我會在那小酌一杯，

並俯瞰遼闊的景觀與觀察街上的人們。

我隨著時間慢慢認識了一些人，

例如當地的市長、文化委員、老師，

以及甘吉唯一的一名警察，

他們全都是電影迷！

甚至還有人認出我，

並主動向我攀談。

甘吉直到不久前都還有一間電影院，

但是現在關閉了，

而牆上的海報也是好幾年前的。

我在一間舊旅館寫了劇本，

那是一部我想在鄰近大城帕勒摩拍的電影。

我在家鄉杜塞道夫開了頭，

之後坐在這裡收尾，

只是劇情隨著時間有了更動。

主角從一開始就是一名攝影師，

我給了他「芬恩」（Finn）這個名字，

而演員是康皮諾（Campino）。

從好幾年前開始，

我就想拍一部關於攝影師的電影，

因為我認為，

很難有其他職業，

能像攝影師那般察覺歲月的痕跡，

以及數位革命緩慢卻徹底地

為生活中每一處所帶來的改變。

描述攝影師的電影並不多，

至少劇情片是如此。

唯一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春光乍洩》（Blow Up），

那不僅是當代電影的經典，

更是一部高深莫測的作品。

安東尼奧尼不僅著眼於攝影的本質，

還呈現了攝影師的生活，

令當時還是電影系學生的我，

不斷重複觀看這部電影。

我拍的這部電影的核心主題，

與攝影的本質緊密相關。

「在工作中凝視死亡⋯⋯」

好像是考克多（Cocteau）如此描述過電影，

還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描述的攝影？

在寫劇本的過程中，

焦點被引導至一個角色：

死亡，

我將它當作是一個人。

起初我對於這個想法感到懷疑，

但後來發現，

以對待一個角色的方式對待死亡，

比起純粹地思考死亡來得容易。

不久之後在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的身上，

我看見了能夠詮釋這棘手角色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