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世界:西洋哲學史卷一》:金錢和名譽是形影不離的嗎?《柏拉圖的理想國》

《認識世界:西洋哲學史卷一》:金錢和名譽是形影不離的嗎?《柏拉圖的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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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金錢和名譽是形影不離的嗎?因為富人更容易說出真相,並且總是有能力償還虧欠他人的債務,所以他所擁有的財產是否有助於公平正義的伸張?這些問題開啟了西方歷史中的第一部政治哲學名著《理想國》,此為柏拉圖所著關於國家的對話錄,內容包羅萬象。

文: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

金錢或名譽?柏拉圖的理想國

對社會感到不安

理型論就好比一塊沉重的墓碑落在柏拉圖死後的名聲之上。如今當我們想到他時,就會想到他否定了人類經驗世界原本的真實性。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相當確切的要求,猶如刻在這塊墓碑上的銘文,亦即治理國家的並不是傳統的政治家,哲學家才是不二人選:「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那些我們現在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人能夠用嚴肅認真的態度去研究哲學,使政治權利與哲學理智結合起來……,我們的國家就永遠不會得到安寧,全人類也不能免於災難。」唯有社會中的智者配得上這個角色,這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引人發笑,因為當今的統治者既非民族智者,聰明才智也不是用來形容現今哲學家的普遍用詞。

柏拉圖怎麼會想到要為哲學家在國家裡保留一個傑出角色的位置?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離開停留了這麼久的知識論領域,並將我們的專注力轉向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柏拉圖與定義、表象和理型纏鬥了四十個年頭,而他在這過程中認知到,沒有任何一處的根基是穩固不動搖的。感官只靠感覺來掌握世界,數學在這世界上遍尋不著一個堅固的立足之地,而我們想透過真實的現實來學習的一切,到頭來仍不外乎是空想推測。蘇格拉底在追問精準定義之中形成的新強大景象,被層出不窮的新疑難雜症團團包圍並且瓦解。

同時,柏拉圖四周的世界正在發生變化;就算他將理型與原則都往現實無關的真空之中推送,但是他的思想並不是在那裡發生的。柏拉圖學院成立之後的頭幾年,雅典逐漸從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潰敗政治浩劫中復甦;大約在柏拉圖回到這座城市的十年後,斯巴達在希臘世界中的霸權終結。緊接在新興強國底比斯之後,雅典再度建立起自己的帝國。所有愛琴海域裡的雅典同盟國都團結了起來,以對抗如風中殘燭般的斯巴達。

西元前三七八至三七七年間,第二個提洛同盟創立了,這次不是為了抵禦波斯人,而是為了與斯巴達人相抗衡。雖然盟邦不再像第一次同盟那樣向雅典支付稅金,但是保護國所收到的資金總額仍然居高不下,並將源源不絕的新財源帶進這座城市裡,使之「錢」途無量。上層階級用這些錢建造一艘艘的新軍艦,金融業蒸蒸日上,經濟突飛猛進。

在第二個同盟創建的三年過後,斯巴達人在帕羅斯島與奈克索斯島之間的海上被擊敗;而底比斯人在西元前三七一年的留克特拉戰役中,直接在敵人的城門口給予斯巴達軍隊最後的致命一擊。不用再擔心斯巴達人的威脅了,雅典人改變了和盟邦的相處之道;保護的強權再度演變成殖民強權,並且激起了與受欺壓盟國之間的危險衝突。

在內政上,雅典早已回歸民主制度。全體會議的相關法條由兩個委員會監管,為的是要確認法條是否依舊符合梭倫的精神;而六千位陪審團成員扮演著第二議院的角色,負責審查待通過的法律草案。基於這些作為,雅典人殷切期盼著穩定並且防止過快的變化。在新的雅典,一切看來都安排得當。

看起來是這樣。但是在柏拉圖的眼裡,自己的家鄉仍舊是道德淪喪之地,而且不只有雅典處於混亂的境地:「最終我終於得出結論:所有現存的城邦無一例外地都治理得不好,他們的法律制度除非有驚人的計劃並伴隨好運氣,否則是難以治理的。」柏拉圖在《第七封信》當中寫道。所以依照他的觀點,雅典所需要的是「近乎奇蹟的事件」、徹底的更新,要不然就是一個回到原點重新構思的全新秩序。可是為什麼呢?柏拉圖是因為當時的政局而震驚,以至於在蘇格拉底被司法謀殺的幾十年後,依舊對雅典的政治秩序抱持著根本的不信任的?他對自己祖國文化的焦慮是由什麼引起的?

柏拉圖的動機似乎非常複雜,然而我們必須從好幾個分散的話語中來蒐羅他的動機。無論如何,我們遇見的再再都是保守的柏拉圖,那個高等貴族的上流代表,他在道德上的居所是舊有傳統的名譽與悠閒的貴族倫理,這在柏拉圖的時代是唯一被認定的倫理體系。對善的思索是一種再貴族不過的活動了。然而令柏拉圖訝異的是,雅典的古老貴族世家竟然被暴發戶取代,掌控城邦數百年統治權的上層階級,此時必須與新富豪和超級富豪一同享有經濟和政治權力。與貴族不同的是,這些新富豪是透過貿易和貨幣交易賺錢的,從古老世家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褻瀆!

我們今天很難想像,阿提卡地區的民主制度竟然拒絕為錢工作,抑或是貶低此事。僱傭勞動在現代的民主體制內可說是不成文的公民義務,成天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人會被視為敗類,好一點的情況充其量是紈褲子弟,在最糟的情況下則被看作社會寄生蟲。但在古代的雅典,為了工資而工作是件令人不齒、應該遭受道德譴責的事;儘管實行民主憲法,但良善又道德的人生典範卻是貴族式的。

雖然這座城市實行民主制度,但它卻不具有民主的價值。相對於我們的時代,恪守本份的公民很樂意表現出自己有多忙碌,雅典公民則通過閒暇讓自己顯得高貴。做生意賺錢的行為被認為傷風敗俗,相對地,以奴隸的工作維生則正直可敬。和其餘的地中海地區沒有不同,早在希臘最早的高度文明存在的時候,奴隸制度就很盛行了;在柏拉圖的時代,這個制度已經施行了超過千年。人們透過在戰爭中征服並奴役其他民族,以及在整個地中海域的眾多奴隸市場進行買賣來獲得奴隸。他們被當作家庭奴僕使喚、做手工和在田裡幹粗活、充當男女娼妓,還被迫在採石場上與礦坑裡做最苦、最重、最累人的勞力工作。據說光是在勞里昂的礦坑即雅典人的銀礦場裡,就曾有將近兩萬個奴隸辛苦地勞動。

顯然柏拉圖對這套貴族主人倫理所含的良善核心深信不疑;有些詭辯家提出要求廢除奴隸制度的聲浪,對柏拉圖而言是夏蟲不可語冰般地陌生。商人與放債者——也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都是他的敵人,要這麼說的話也不是不行。按照柏拉圖的看法,這夥人所做的生意就是詐欺,而他們的事業有成——如法律的對話錄(《法律篇》)裡所敘述的——就是社會道德終結的起點。

傳統上層階級普遍對市場帶有蔑視的眼光,就這點來說柏拉圖並不例外,除了田野間的粗活之外,其他的工作也都被鄙視。這點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因為城邦為了運作需要工匠、醫生、藝術家、傭兵以及商人。若非多虧了服苦役者——那些沒有話語權和公民權的勞動人口——,雅典的經濟起飛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同樣回想一下,梭倫的「勛閥政治」將公民與選舉權按照財產排列分級;自從有史以來,擁有許多財產在雅典和其他地方就一直是重要的人生目標,所以為什麼不該透過貿易及做生意來增加財產呢?正如先前所提,在雅典歷史上,所有(自由)公民皆平等的想法,總是跟他們差異極大的財產與政治勢力範圍相衝突——這點與現代的民主制度無異。用什麼方法賺錢,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自由公民的公共道德有一體兩面;反面的是,上層階級的交易和貨幣經濟絕對不像他們擺出公眾姿態聲稱的那樣陌生。讓奴隸在自己土地上為自己工作的人,通常會任由他們經營小型企業,並從中收取固定利率。地主同樣能可以出租或出售自己的奴隸,以換取金錢;他們出租地產、從事有利可圖的房地產業,或者出借金錢並收取利息。而那些致力於自己光榮政治職責的人,鮮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顧全公共利益。

在柏拉圖的雅典,大量資金流入了輿論的操縱之中;高薪聘請、能言善辯的演說家承接了法學家、遊說者和外交官的功能,他們就和那些反過來受他們行賄的人一樣容易收買。因此,支付某人酬勞或者收受報酬並不只是商人和市場的特性,這件事從本質上就屬於這個城市的文化。

因此,在戰時之外盛氣凌人、無所事事的公民的自由行動關乎到城邦內的公共福祉,他們的貴族道德窠臼幾乎全是虛有其表的假象;顯然,這樣的人生計劃也不再適用於群情激憤、混亂無章並面臨新時代挑戰的大都會的共同生活。即便在中產階級國家裡有著分工、專攻的術業與欣欣向榮的貨幣經濟,但實際上仍然只容許貴族姿態作為門面。

在此情況下,儘管這樣的社會施行民主制度,城市中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仍持續升溫,這並不讓人意外。統治家族使用他們公開譴責的市場資金,並恬不知恥地增加自己的財富。在伯里克里斯治理下興起的中產階級再次萎縮,有錢的人變得越來越有錢,社會的不平等與日俱增。

當柏拉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詩人歐里庇得斯在他的悲劇《請願的女人們》(Hiketides)裡將中產階級描寫為拯救與捍衛國家的階層——他們是「國家設立之制度的守護者」。然而,這個階層卻在柏拉圖的生平中支離破碎。顯然,政治在面對雅典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時無計可施,尤其是面對人數直升的成群移民,身貧如洗、流離失所而且沒有權利的這群人紛紛從四處湧入這座城市,並且在人口中佔據越來越大的比例。西元前五世紀時,這城市被不合時宜的貴族政治以兩倍速快轉變成膽大妄為的民主制度之後,幾乎所有的改革熱情都在西元前四世紀停滯。

撇開那兩個新的委員會不談,他們並沒有對「民治主義」、平等與利益平衡的原則更進一步追求:奴隸還是奴隸,服苦役者仍然不自由,女性依舊沒有權利可言,也沒有如梭倫執行的債務免除命令。在柏拉圖出生的時候,任何依我們認為屬於非民主的事情,仍舊沒有改變。

這就是讓柏拉圖追求他雄心勃勃的目標的場景:他打算讓這個社會和國家脫胎換骨!如前所述,高級貴族並不是果敢的改革者,他們並不是會奮力爭取民主制度更完善運作的族群;他反而是從過去找到了一絲拯救的曙光,亦即從傳統貴族倫理尚未遭到貨幣經濟腐蝕的時光裡找。名譽取代金錢——在改善的徵兆浮現之時,柏拉圖仍將這套倫理謹記在心;他想要從頭開始修復它,並使之變得連貫。但是,它可以建立在哲學的基礎上嗎?

整頓靈魂!

金錢和名譽是形影不離的嗎?擁有很多錢,在道德上究竟是好還是壞?因為富人更容易說出真相,並且總是有能力償還虧欠他人的債務,所以他所擁有的財產是否有助於公平正義的伸張?這些問題開啟了西方歷史中的第一部政治哲學名著——《理想國》,此為柏拉圖所著關於國家的對話錄,內容包羅萬象。

裡頭的虛構場景上演的時刻適逢伯羅奔尼撒戰爭,推測約在西元前四○八或是四○七年間; 也就是柏拉圖年紀正值雙十的時期。作為舞臺佈景的是兵器匠波勒馬庫斯(Polemarchos)在比雷埃夫斯的家裡,他是一位富有的外籍居民,不被賦予自由權的服苦役者。在這個地方碰巧聚集了大概七個人,當中有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哥哥阿得曼托斯與格勞孔,以及詭辯家塞拉西馬柯——他同樣是一位歷史證實真的存在的人物。屋主的父親刻法羅斯(Kephalos)恭迎蘇格拉底,他們迫不及待地開始侃侃談論起財富為刻法羅斯所帶來的便利舒適。

這位年老的兵器匠解釋道:擁有很多錢的結果就是不會虧欠他人什麼東西,並因此有能力掌握對真理盡忠職守的人生。沒有積欠任何人什麼東西的人,也就不會虧欠誰人情。經濟上的債務與道德上的人情債與有商業頭腦畫上等號,而財富相對能協助達到誠實正直、獲得公平正當的人生。

不過,蘇格拉底馬上駁斥了刻法羅斯:一個有錢、尊重他人財產並且說實話的人,連正義的邊都還沒碰到,根本差遠了。要是我對一個瘋子說實話,然把屬於他的武器交給他的話,會是什麼情況?毫無疑問既瘋癲又不公正。

波勒馬庫斯表示贊同:正義是藉著以他人應得的方式對待人來向別人證明的東西。蘇格拉底抱持懷疑:我們要如何清楚知道什麼是誰應得的?我們的舉止是由種種錯誤判斷交織而成,讓不公正之人受到不公對待也不會讓世界變得更公正。此時塞拉西馬柯加入討論的行列,他扮演的角色是激進的懷疑論者(就像今天三不五時可以在偏左派的網路論壇上發現的人)。這位詭辯家表示:公平正義根本不存在,關於它的連篇廢話最終只是為了粉飾統治者的利益;強者達成對自身有利的條件,隨後大言不慚地對「公平正義」高談闊論、接著立法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如此偏激到要根除正義的地步,在蘇格拉底看來太過火了,他提出反對:統治者並不總是清楚知道對自己有利的是什麼,手握強權的上位者訂定的法律也有可能對自己造成傷害,那麼他們為「公平正義」下的定義就不再對他們有利了。這個論述相當脆弱,塞拉西馬柯也沒有投降,他又出手丟了第二張王牌:儘管每個人都自然能感覺到不公平的事以及打壓的不公義,但是用這種方式讓自己過著快活人生的獨裁者卻還是人人稱羨。由此可以推論出兩件事:公平正義對於人類幸福快樂的價值被高估了;另外,將自己從所有幻覺中解放,並且過著蠻橫又肆無忌憚的人生,才是明智的作法,反正那些上流人士本來就這麼做。

柏拉圖將塞拉西馬柯描繪成伶牙俐齒的模樣。道德在公平正義上沒有任何基礎嗎?難道沒有一個可以為道德行為制定基礎的普遍有效的常數嗎?不管怎麼樣——蘇格拉底如此向塞拉西馬柯提出異議——,專制暴君的一舉一動也不可能徹底不公不義,他也得為了自己的政權而仰賴與他人合作,至少在這裡展現出他最低限度的正義舉動。

不過,這個仍舊不堪一擊的論述並不是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這時踏上的道路。起初他先駁斥了格勞孔如下的聰明建議:人們並非為了公平正義而舉止得宜,而是他們符合道德的行為是出於對表彰肯定的期待。事實上這個想法完全引領潮流,今天日諸如社會及經濟心理學之類的現代學科就是以此為出發點,雖然它們無法為此援引柏拉圖,因為它們所要證明的不是這一點,而是它的反面。其他的對話參與者所犯的錯誤在於,他們將正義視為某種和他人打交道時所要實踐的東西,即面對周圍的人的責任義務。可是對柏拉圖來說,正義是一種優先和我自己約定的事情。

對他而言,「自然的秩序」是參考的基準,就如同萬物在大自然中井然有序並因此「公正」,人類也必須竭力將自身的靈魂整理得井井有條。柏拉圖在對話錄《高爾吉亞篇》中已經描寫過各種不同的靈魂部位——欲望、膽量(或憤怒)與理性——必須保持協調;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若整頓良好,如此一來「公平正義」就會如主導自然般主導人類的靈魂。

自然的和諧、良好秩序及「公平正義」為自發性的概念是傳統的希臘思維,這點我們從阿那克西曼德與柏拉圖的眾多其他先進就知道了。縱使如此,「自然的正義」仍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假設,並且帶來影響深遠的結果。將善良又正義的行為視為與自然一致的行為是一種用來定義倫理的相當特定的形式,後來的哲學家將之分類為自然法倫理(Naturrechtsethik);除了零星幾個主要在神學文本發現的例外,歷史上對於這種規範的根據大多略過不予理會。也就是說,靈魂與自然的協調一致佐證不易,就連我們對於自然觀念的想像也有所變化。撇開祕教主義者不談,今天的我們很難將大自然的變化無常、災難禍害與血洗屠殺看作公平正義的活動。

對柏拉圖這樣的自然法倫理學家來講,正義是我靈魂的客觀狀態,可以竭盡全力來達成。我們必須試圖盡可能專心參與共享正義的神聖理型;如果在我們之內有大量的正義理型,我們就能感受到靈魂力量間的和諧,因為正義將勇氣、智慧和審慎的傳統主要美德合而為一,並整理成最高級的美德。

接著,我們就活在「伴隨著善良精神」的至福(eudaimonia)之中。在柏拉圖以及其同代人的想法中,重要的關鍵無它:過著與自己和諧一致的快樂生活!為此,內部的正義是絕對必要的首要條件。任何和自己在道德上不和睦的人,在其靈魂深處不可能真的感到至福;或者就如柏拉圖出乎意料地精準表達的:如果行得正、坐得直,我的人生會遠比不這麼做的人生還要愉快舒適「七百二十九倍」。

柏拉圖利用這個至福即心滿意足的靈魂和平——與商人、自私自利的政客和獨裁者所擁有的效率思維和膚淺的快樂相抗衡;它藉由道德良好的人生來實現,這樣的人生既健康又美麗。

從今天的角度看起來,這一套道德良好人生的倫理顯得異常私人,因為一切首要都是著重在個人的靈魂之上。兩千年以後,哲學當中將會產生一個全然不同的倫理根據,這個根據將公平正義的理型普遍有效化。然而,柏拉圖卻不怎麼重視為所有人定義法規或至少「權限」這件事。抽象理解的「公平正義」概念並不在希臘思想的中心,僅在邊緣閃現。因為世界的公正秩序應該在宇宙中預先給定,於是柏拉圖也就不曾質疑這套秩序是否公平;秩序畢竟不是由人類所創造,而是由諸神或者某個人完成的。

儘管他努力想證明這個預先給定的秩序亦即正確的秩序,但是對涉及秩序的所有人的公平性問題,一直到自然不再作為範本的遙遠未來才出現。此刻變得明朗的是,公平是人們必須在不依賴給定範本的情況下創建的東西。不過,直到那之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所以,柏拉圖的倫理體系非關公平,也不是關於正義的原則,就連「我的行為事實上是否展現出良好的成果,它成功還是不成功」的問題,柏拉圖也不是真的感興趣。人的行為應該出於公正的動機,因為這是有助於掌握美好人生的必要要素。

這種正義的標準是不變的自然。當靈魂相應而秩序良好的話,就是公正的;當世界裡的各種比例關係與自然秩序配合一致,它們就是合法的。同時,柏拉圖保留了許多舊貴族倫理的價值:人生是戰場和捉對廝殺,這點無疑成了假定的前提。即便道德達成卓越,重點似乎仍在於勝過其他人!在如此自豪又私人的倫理基礎上,真的有辦法建立起國家這棟高樓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認識世界:西洋哲學史卷一(從古代到中世紀)》,商周出版
作者: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
譯者:劉恙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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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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