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成功的反思》：光從新教倫理解釋顯然不夠，得回溯英國經驗主義的思想淵源

文：查時凱（旅德僑民）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新書《成功的反思》，近來在知識界和網路社群上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書中所闡述的諸多議題，譬如「才德至上」、「自為道德觀」、個人責任、新自由主義、階級固化、文慿民主......等等，確實是當代全球化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困境。而在資本主義領頭羊的美國，藉由這些現象所體現出的社會經濟危機，也終於引發了日益高漲的反思聲浪。

可惜的是：正如這本書所表明的：這些討論，有時過份偏向於探討外在的現象，和經濟變動的形式，而沒有能夠觸及形成這些現象背後，更根本的思想脈絡，以及這些外在現象與内在原因之間的關聯。换句話說，作為英美學圈的 「圈内人」，桑德爾等人對這些現象的批判和思考，依然沒能跳脱出英美的傳統思想，來重新審視其緣由。因此，這篇文章想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省思一下這個問題。

尤其是書中提到的「才德至上」和「自為道德觀」，誠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揭露的，固然與所謂的「新教倫理」或「清教徒倫理」——嚴格地說是「喀爾文派預定論神學」（Predestination in Calvinism）——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然而，光從「新教倫理」去解釋這些現象，顯然是不夠的。因為英美傳統的經驗主義思想，在其中一樣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所以，如果要從思想脈絡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從經驗主義和盎格魯–蕯克遜文化的發源地——英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歐洲歷史上的特殊處境談起。

自外於世的島國心態，讓英國人發展出了什麼樣的哲學思想？

正如孟母三遷的故事一樣，思想與行為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受著客觀環境所制約。衆所周知，相對於歐洲大陸來說，不列顛在地理上是孤懸於海外的。雖然距離不能算太遠，但是波濤汹湧的英吉利海峽、北海和大西洋，卻成了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間的天然屏障，與歐洲大陸之間的往返，自古以來就存在著阻隔。因此島上這些原本先後來自大陸的居民（以塞爾特人和蕯克遜人為主），面對的是極為艱苦的生存條件。

他們為了在這個與世隔絶、資源有限的狹小孤島上生活下去，不但必須與惡劣的氣候和自然博鬥，而且有時候還要兼併土地，爭奪地盤，或是抵禦外族的侵襲，例如蕯克遜人與塞爾特人、羅馬人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自五世紀羅馬帝國在不列顛的統治衰亡起，又飽受來自北歐的維京人和海盜的侵擾，與來自法國的入侵者。因此在島民的心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自外於他人，對外部充滿恐懼、敵意和不信任的處世態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島國心態。

隨著漫長的中世紀，和英法百年戰爭的持續，英國人這種自外於世的島國心態逐漸在哲學上，以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和中世紀的「共相之爭」為基礎，發展成了為所謂的「唯名論」（Nominalism）——世間萬物相互之間，本就是截然不同、無以歸類的；所謂的「共相」或是「同類」，只不過是虚假的幻象，是人類為了方便稱呼，所虚構出來的名詞而已。换言之，個別事物之間，並不存在什麽必然的關聯，它們表面上所具有的共同屬性，例如顏色、形狀、大小、功用等等，只不過是偶然出現的結果罷了。

而歐洲大陸的思考方式，就完全不同。因為歐洲大陸的思想傳統，其源頭是與「唯名論」相對的「唯實論」（Realism）——個別事物的特殊性，才是偶然出現的結果，只有普遍性 ，即共相，才是真實的存在，是個別事物之間必然的聯繋。兩個迥然不同的思想體系，各自在英國和歐陸發展到了文藝復興的時代，這種「唯名論」思想的直接繼承者，就是哲學史上以培根、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等人思想為代表的「英國經驗主義」（British Empiricism）。

對經驗主義者來說，既然不存在個別事物之間必然的聯繋，那麽人們對具體事物的認知，即知識的唯一來源，就只能是人類主觀上對每一件個別事物所能感知的經驗，也就是形式；而不是基於「共相」的存在所做的演繹（Deduction）。 人們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地親自去經驗或觀察每一件個別的事物 ，以歸納（Induction）的方法整理這些雜亂的偶然性，從而摸索出一個大概的，暫時性的方向，以作為實用上的依慿。

例如：歸納了無數次對日出的觀察結果，而得出了「太陽是從東方昇起」這個結論。但是這卻不能保證明天太陽依舊從東方昇起，因為每一天的日出，都是個別的，它們彼此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繋，和所謂的因果關係。在主觀地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陽升起之前，不能武斷地說明天太陽一定是從東方昇起。所以歸納而來的結論，並不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對所謂的規律來說，一百萬次的成立，並不能保證第一百萬零一次的成立。

所以，與歐陸相較，英美體系的思想，一向是有著「過份誇大個別性與特殊性、否定一般性與普遍性」的傳統。並且以此來合理化自己「與世隔絕」的態度，和誇大自己與他人的差異，建立自己的優越感。可以說，藉由這種强調「主觀凌駕客觀」、「間斷壓倒連續」、「差異勝過同一」 、「個體先於整體」哲學的衍生，才有了後來的英美「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而功利主義正是「才德至上」和「自為道德觀」真正的思想源頭。

以邊沁和密爾等人為代表的功利主義者認為：追求效益（utility）是人類實踐行為的最後目的，而主觀的快樂則是衡量效益的標準。這是古希臘「享樂主義」的翻版，而且最要命的是：由於經驗主義的「純粹差異、純粹主觀」立場作祟，功利主義將主觀條件作為實現效益極大化的唯一手段，鼓吹「自私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鼓勵「自私自利」的心理，「只要能達到目的，無論手段如何都可以」。

事實上，效益與道德在倫理學上並不一定是相互衝突矛盾的槪念；但是功利主義的最大錯誤，就是單純地將效益理解為主觀的快樂，而且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企圖以主觀上對物質的追求來量化效益，然後將個體的效益無限放大。這種不顧整體、將客觀標準主觀化的做法，必然導致了達成極大效益的主觀條件被無限上綱，從而破壊了整體的利益平衡，使效益最終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因此，為了將過度鼓吹自私心理而産生的個體間矛盾轉移出去，原來作為整體的國家，則必定要向外擴張掠奪，把餠做大，只要有本事搶，人人皆可雨露均沾；這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根源。

所以時至今日，英美等國家反覆倡導新自由主義、强調機會均等，除了政府本身藉以規避責任外，更是為了解決效益的主觀條件極大化而造成的社會矛盾，頗有些放牛吃草的意味。只不過，在國家的層面上，作為掠奪主觀條件的船堅炮利和金融霸權，在個人層面上，卻變成了學歴文慿和個人才能而已。搶到的人覺得自己的成功理所當然， 搶不到的人只能怪自己沒本事 ，因而大家都沒有從整體和客觀條件的角度——不論是國家或世界——去思考真正的效益和分配問題的意識。這就是為什麽真正的左派、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等共善思想，無法在英美等國生根立足的原因。

更加可怕的是：當功利主義的傳統，與喀爾文派的預定論，經由清教徒倫理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功利主義者就更加找到了合理化自身行為的藉口。因為這就是喀爾文派神學關於「救贖」的内容：「上帝的揀選和救贖是無條件的，是早就預定好的事」。所以，這些自認為自己是「上帝所無條件揀選」、是「天選之人」的清教徒及其後裔們，遂堅信：自己的主觀條件——天賦、聰明、才智、機運、能力、財富、受教育的機會......等等，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上帝所「預定」的，皆以上帝之名以行之。

也因此，所有的自私自利、擴張掠奪，也都成為了「榮耀上帝」的行為。與功利主義將客觀標準主觀化類似，清教徒倫理也對具有偶然性的才能和機遇賦予必然性，來合理化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合理，以及階級固化的現象。於是天選、天才便堂而皇之地成為了妄自尊大、胡作非為、巧取豪奪的藉口。今日的美國主流社會、為上帝工作的金融銀行業、福音派教會和所謂的成功神學，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要打破「才德至上」的迷思，翻轉成功觀，首先必須揚棄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這種個體至上、主觀壓倒一切的思想，而建立對個體與整體、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差異與同一、偶然與必然、主觀與客觀等關係的正確認識。理解「個體效益建立在整體效益之上」、認知「客觀建構主觀」，才是任何關於共善討論的先決條件和基礎。這點，對於自五四時代以後便深受英美經驗主義教育影嚮的華人社會來說尤然；而這也一定程度地解釋了：為何沒有清教徒傳統、士大夫和科舉制度也早已蕩然無存的華人社會，才德至上、菁英崇拜以及文慿主義時至今日依然能夠大行其道的緣故。

因此，不客氣地說，教育本身，特別是高等教育，以及作為教育靈魂的思想體系，若不跳脱出唯名論、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窠臼，擺脱英美思想的束縛，節制高等教育自身的商品化傾向，那麽只怕反思了一百次，其結果也是枉然的，必將流於空洞與抽象；再怎麽教育，最終也只能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驕矜自滿、缺乏同理心、沒有整體觀和反省能力的「專業白癡」，淪為菁英意識的幫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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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