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黨不要陷入「為反而反」的迷失，應提出替代方案而不是搞爛一場比賽

在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公共政策的議題攻防與理性討論可視為重要內涵，在朝野與不同政黨的價值倡議與政策主張中，除了釐清彼此立場的歧異，同時也在競爭論述的品質中贏得選票與執政的地位。這個過程符合修正民主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的內涵，政黨就是企業，候選人及其政見為其產品，選舉如同市場競爭的機制，設法爭取消費者與選民的支持。

若按奧瑞岡辯論的制度設計來看，政策辯論最重要的精神就在於「舉證責任」與「推定」之間的關係。

簡言之，由於法律強調「無罪推定」，亦即「任何人在確定有犯罪事實前皆視為無辜」，凡挑戰推定必須負擔舉證責任；轉換成政策辯論，則修正為「既有政策恆為良善」，挑戰推定者自然也須負擔舉證責任。差異在於舉證者由控方律師，變成辯論場上的正方。

在野黨的立場除了「就是要反對」，還有別種可能

在實際的政黨政治中，改變現狀的角色其實有狹義與廣義的解釋。狹義論認為在野黨在立場上試圖改變政治權力的現狀，因此應當扮演舉證者的角色；廣義論則認為執政在野這種劃分過於二元對立，應該從議題的改革與保守來區分舉證責任之所在，這未必涉及價值的進步與守舊，而是議題本身的屬性與當下社會輿論的定位。

在這個背景下，民進黨雖是當下的執政黨，但是多數政策主張內容，卻是試圖改變昔日黨國體系的既有政經秩序，不論在應然的價值陳述或實然的制度規範反而比較像奧瑞岡辯論的正方。因此不論是轉型正義、非核家園、性別平權、國民主權、公平正義、環境保育等價值內涵，還是實然層面的年金制度、兩岸政策、發電模式、台鐵改革、多元成家方案，都需要有更細緻的「解決力」說明，並進行「損益比」的分析說明。

因此正方初步論證的重點在於「需要性」的陳述，亦即改變現狀所要成就的價值或是現狀弊病的歸納，其後再提出解決方案說明這需要存有嚴密邏輯相關性，最後在理性選擇與成本效應的分析模式下，輔證自己政策具有可行性。這些議題的攻防與社會溝通，一直是民進黨執政以來的日常，也是幾次選舉勝敗的關鍵因素。

因為唯有多元開放社會才會允許論述的差異，威權政體往往追求的是一種看似和諧，卻是單向度思維的「同質性社會」。

缺乏解決方案，就會落入「為反而反」的境地

相對來說，立場傾向保守的國民黨同時具有監督者的角色，本來可以在享有立場推定中採取「維持現狀的檢證者」的策略，不斷挑戰執政黨提出的價值陳述與各項改革政策。但任何人都知道，贏得辯論比賽與贏得選舉往往是兩回事，特別是在某些政策立場中，國民黨也必須轉換身分以改革者面貌示眾；或是在價值與需要趨同的狀態下試圖將政策辯論變成「兩個正方」。

這時的雙方的立場就變成是政策選擇之爭，因為反方儼然成為場上替代方案的挑戰者。

深入觀察，國民黨的政策辯論策略其實混亂且具有投機與毀滅性質。面對兩岸論述，國民黨始終堅持只有一個九二共識的的判準，當裁判作出裁決時，場上選手與其支持者憤恨不平宣稱對手「民粹反智」；在真實政治實踐與政策辯論時，民粹煽動者一直將複雜的市政與國家政策「最大簡單化」，同時以不具可行性的口號作為解決方案。

面對開放萊豬與能源政策時，若不是重複前後矛盾與昨是今非的論點，再不然就是提出「以核養綠」這種本質荒謬的方案，當自己失去議題可辯性後再來訴諸政治動員，揚言公投解決所有爭議。背後求的，只是製造衝突與對立的來源，一方面累積改變現狀的社會動能，並創造群眾與支持者的威望或粉絲效應。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平心而論，國民黨的策略並不是做為理性的監督者，不在現狀的弊病中進行某種修正式的改良，也不是在價值共識中成為進步改革者，證明自己的方案較具可行性且符合成本效應；諷刺的是，這個在野黨多數時刻陷入「為反而反」的迷失，甚至在正方立場的矛盾中游走，其目的只想讓對手難堪或是搞爛一場比賽或是遊戲規則，讓旁觀者覺得這個賽局失去意義，或是迷惑裁判做出難以置信的判決。

國民黨不乏學生辯論出身的政治人物與黨務主管，當這些人為了權力鬥爭、個人聲量或其他原因揚棄政策辯論的典範，只為了複製韓國瑜那種非理性的情緒勒索與政治動員時，就是批判精神的墮落與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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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