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疫苗分配正義與專家信任問題，台灣該怎麼做會更好？

目前在重視個人自由選擇權、不強制施打疫苗的大原則下，如何讓公眾聽取專家的建議接種疫苗，似乎是個棘手的問題。遠見雜誌在2021年2月做的民調結果顯示，台灣民眾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意願只有6成，低於國際水準。進一步詢問對疫苗的信心，有3成民眾質疑其感染預防力和安全性。^[3]

當然，對疫苗的質疑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早在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就將不信任疫苗，列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脅之一。而近期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簡稱AZ）疫苗在歐洲產生血栓的相關疑慮，更增加了台灣民眾對疫苗的不信任。雖然官員和公衛專家出面分析並指出疫苗的副作用極為罕見，且施打後的預防助益遠大於副作用風險，但是公眾對於疫苗的信任似乎並沒有因為專家的建議而提升。^[4]

那麼政府該如何提升公眾對疫苗的信任呢？總體而言，這裡牽涉到的「信任」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所謂的「知識信任」（epistemic trust），另一種則叫做「建議信任」（recommendation trust）。哲學家馬修・班尼特（Matthew Bennett）特別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關於「信任」的分析。^[5]他指出，「知識信任」與「建議信任」必須分開來處理。知識信任談的是一般人對於專家知識的信任，而建議信任談的則是一般人不止相信專家所生產的知識，還願意採納專家的建議而行動。

知識信任可簡單定義為：一個在特定知識方面不足的人，願意相信關於此知識之權威專家所說的為真。我們可以把知識信任的基本條件寫成如下：

1. 一般人相信專家所說的知識。
2. 專家對一般人進行了有效的資訊溝通。
3. 一般人願意依賴專家的資訊（願意在無法自行確定的情況下承受信任的風險）。
4. 一般人對專家有信心（認為專家在這件事情上有相應的能力，或認為專家是真誠的）。

簡而言之，知識信任有四要素：相信、溝通、依賴、信心。^[6]而常見的幾種對於增加知識信任的方式如下：

第一、增加知識透明性能夠促進知識信任。在疫苗分配和疫苗施打的案例中，如果能增加決策過程的透明性，讓公眾更了解制訂相關政策的程序和理由、背後詳細的科學證據和數據、成本效益分析或風險效益分析的計算法等等，便能促進知識信任條件2的「有效資訊傳遞」，以及條件4中的「真誠性」。

例如，關於台灣的疫苗分配指引，衛福部預防接種組網站僅公開簡單的會議記錄，且在會議記錄中大多只描述結論，對於討論過程和分配順序背後的理由則較缺乏詳細說明。此外，若是僅僅透過大眾媒體或記者會進行分配政策之發表，可能會產生資訊過於簡化或不夠精確的問題。

因此，衛福部或可仿效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預防接種組，以直播或錄影的方式呈現疫苗分配專家討論會議的過程，並上傳會議簡報或檔案，詳細公開疫苗相關的科學證據和倫理原則，以此讓其他領域的專家以及一般民眾都能夠參與並主動了解現有疫苗分配和施打決策的辯論過程和背後理據。這種作法應能促進這方面的專家信任。

第二、維護專家的真誠性。在專家傳遞知識時，會影響公眾對於專家信任度的因素包括：專家的言論是否有一貫性（consistency）、是否曾有雙重標準、是否有欺騙或隱瞞的情形。這些都會影響到公眾對於專家的知識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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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長期而言，必須透過教育來教導公眾關於科學知識生產的脈絡性。科學知識通常不是以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形式出現，也不是以一種線性進步累積的方式演變，理解科學知識生產的脈絡性是掌握科學知識內容不可或缺的一步。

這裡所謂的脈絡性可初步從兩個面向來分析：一是設計科學實驗時所帶入的背景與價值預設，例如科學家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或目標來設計實驗的、二是詮釋實驗資料時所帶入的統計或理論預設，例如是否帶入常態分佈的統計預設或使用某個理論架構來詮釋資料。這些脈絡細節往往會導致同一研究主題下的（同時期或不同時期）的多個科學實驗，若只看結論，容易被誤解為這些實驗成果彼此相互矛盾。

特別是當相關研究主題被政治化時，有心人士可能藉此操弄公眾對於科學研究的信任，刻意在公民社會中製造科學否認主義的風氣。又或者只挑對自己論述有利的片面科學研究成果來背書，刻意隱藏科學社群內對於相關實驗知識生產脈絡的專業評價。所以較好的方式是強化公民的科學思辨與溝通素養，讓公民有能力從科學知識生產的脈絡性來進行思考、吸收與溝通科學資訊。

以上談的是「知識信任」。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處理「建議信任」的問題。「建議信任」指的是一般人不止相信專家所生產的知識，還願意採納專家的建議而行動。

換句話說，一個人可能在知識上相信專家對於疫苗的知識，但這樣的知識信任，不一定會促使他相信專家所提出的施打疫苗「建議」，而真的行動去接種疫苗。因為一般人要信任專家的「建議」而行動，需要滿足一項額外的條件：

他必須相信專家在做出建議時所根據的價值或利益，是他所認同和支持的價值或利益。

所以，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增進這樣的「建議信任」，讓應該施打疫苗的族群盡可能的聽從建議去施打疫苗呢？

班尼特提出，增進建議信任的主要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讓公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利益和所相信的價值會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種可行的具體措施是「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傳統民調只進行隨機抽樣和單方向的詢問，但審議式民調則是將民調結合審議式民主的討論和協商過程，讓隨機抽樣出的公眾面對面對談，並給予充分資訊和指引來進行討論，再進行決策民調。審議式民調能讓公眾認知到，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受到重視，以此減緩信任危機。